车致新

1991年，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在这场被军事史命名为人类第一场“现代化战争”或“信息化战争”的战争中，美军凭借精确制导武器等最为先进的军事技术，在几乎“零伤亡”的情况下用时一个月就击溃了伊拉克的防线。而就在同一年，鲍德里亚在法国《自由报》与英国《卫报》发表文章《海湾战争从未发生》（LaGuerreduGolfenapaseu lieu）。在这篇备受争议的文章中，鲍德里亚将海湾战争解读为一场彻底的“媒介化”战争，即一场在电子屏幕上进行的虚拟战争，它不是“真实”的战争，而只是对“战争”的一种后现代式的“拟像/模拟物”（simulacra），换言之，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美国观众而言，观看历史上第一次“现场直播”的海湾战争与观看一部好莱坞战争片并无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以一种后现代的姿态，十分挑衅地宣称：“海湾战争从未发生。”[1]

鲍德里亚对海湾战争的这种颇为激进的后现代阐释无疑凸显了“媒介”在现代战争、现代社会中的先验地位：“媒介”（或鲍德里亚更常使用的“拟像”）在今天的历史—技术语境下，已经不再是对“真实”的反映，它自身已经成了“真实”，甚至是比“真实”更为真实的“超真实”（hyperreality）。从这个角度看，鲍德里亚（被准确地誉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对海湾战争的阐释似乎正是在延续着媒介理论的基本要义（正如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消息”）。但出人意料的是，基特勒对海湾战争的理解与鲍德里亚却截然相反。

以一种“不点名”的方式，基特勒在1991年的文章《保护模式》（ProtectedMode）一开篇就毫无保留地“解构”了鲍德里亚式的后现代媒介哲学，在基特勒看来，这种理论无异于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共谋者：

1991年的“空地一体战”（AirlandBattle）再次展现了在全部后现代幻觉策略中，没有哪个能像去模拟（simulate）软件确实是存在的一样有效———直到与此相反的事实出现在战场上，也就是说，当计算机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它们是一种用来摧毁敌军硬件的硬件。[2]

从这段引文出发，我们将到达基特勒晚年的數字媒介批判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对作为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软件”（software）的谱系学思考。基特勒在此提出的“结论”其实相当简单———与其认为“海湾战争不存在”，不如说是“软件不存在”（ThereIsNoSoftware）。换言之，在基特勒看来，“软件”才是后现代的虚构幻象，而“海湾战争”并不是，虽然美国政府和西方媒体希望它是。正如美国军方或后现代哲学对海湾战争的“阐释”，遮蔽了这场战争的实质依然是一场“硬件与硬件”之间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海湾战争与一战、二战并无本质区别），软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指数型发展与普及，恰恰遮蔽了软件自身的本质与谱系。一言以蔽之，之所以说“软件不存在”，正是因为所谓的“软件”其实也有着自身看似不可见的物质基础，而“软件”的这种物质基础或物质性恰恰源于计算机的“硬件”（hardware）。

然而，正如其一贯的思想与写作风格，基特勒对“软件”问题的实际论述过程是相当复杂而含混的，在此我们仅仅展示基特勒式的“软件批判”所包含的几个基本要点（相关文章详见基特勒去世后出版的英译文集《技术世界的真理：现在的谱系学论文集》）。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基特勒进行“软件批判”的最终目标———借用一个基特勒在此没有使用的精神分析术语来讲———就是带领读者“穿越”（traverse）软件的幻象（正如齐泽克的理论目标是带领读者“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即去发现软件，作为一种幻象，它自身的历史性、建构性，从而试图摆脱软件的控制，以期在人/用户与计算机的硬件之间实现某种直接的、“自由”的交互，也由此绕开各种“软件”（其背后是以微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的商业资本力量）在这一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正如基特勒所指出：

软件———一种基于地球上最便宜的元素的上亿美元的产业———竭尽所能地阻止所谓的“人类”有权进入硬件。拥有一台通用的AT386计算机和Word5.0，在微软的DOS3.3操作系统（正如它恰当的称呼）“之下”运转，一个人可以对这三个对象写一整篇论文而丝毫不会察觉自己其实已经被策略性生产的种种幻觉所欺骗。毕竟———正如“之下”已经表面的———一个人是作为微软公司的主体或下属进行书写的。[2]209

然而，基特勒所构想的这种具有反体制批判性色彩的“知识政治”（politicsofknowledge）路径其实只是一种“乌托邦”愿景，换言之，它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今天的计算机用户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两重困境，它们都直接关涉着计算机的技术构造。

第一重困境是计算机程序语言数量（层级）的不断增长。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计算机———其基本原理正是上文所述的“图灵机”模型中的读/写操作———在诞生之初其实只有“硬件”，而并没有任何“软件”可言。最早期的计算机，例如二战中英国用来破译德军密码的Colossus计算机使用的是机械系统（用于输出和输入的一些穿孔纸带）和电子系统（真空管）的组合；而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的ENIAC计算机则完全采用了电子元件，用电子线路来执行运算、存储信息等（因此它的计算速度更快），但这两种计算机都还没有预先存储好的程序，因此“编程”必须通过手工插接线的方式完成。换言之，如果想要对这两台计算机进行“编程”，只能由人类操作员“手动”对其物理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因此，这种设计导致一种矛盾的双重特性：即机器运算的极端快速（远远快于任何传统计算器，因此Colossus计算机可以及时地破译德军加密的情报）与人类操作的极端慢速的混合。换言之，一旦需要为了完成其他操作而必须对计算机进行编程，那么人类发明计算机———一种以加快运算速度为根本目的的技术———所赢得的时间又重新丢失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50年的EDVAC计算机以二进制的形式在计算机的硬件中预先存储了一定的“程序”，以便人类无须通过实际的物理操作，只需“象征性”地使用一系列语言指令即可对计算机进行编程———从此以后，计算机就有了“硬件”与“软件”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在基特勒看来，这种看似有利于人类操作的技术解决方案（“软件”）的出现，却造成了理论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严重后果。

……问题在于如何描述和读取这些实际上不可辨识的普遍书写—读取机。众所周知，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被称为“软件”，也就是说，发展出更高级的程序语言。那种古老的垄断———在其中日常语言的功能是作为它们自己的元语言，因此不承认有他者的他者———已经崩溃并转变为一种新的程序语言的等级制（hierarchy）。与此同时，这个后现代巴别塔正在逐渐地延伸，从简单的指令代码，其语言学延伸仍然是一种硬件的配置，再到汇编语言（assemblers），它们是这些同样的指令代码的延伸，最后到所谓的标准语言，它的延伸———通过在解释器、编译器与连接器中的无数次迂回———也被称为“汇编语言”。今天的书写，当它出现在软件的发展中，是一种被分形几何发现的由自我相似物所组成的无限序列；除了不同于数学模型，（以一种物理/生理学术语）有权进入其中的全部层级在数学上依然是不可能的。现代媒介技术———自从电影与留声机的发明以来———从根本上就是为了破坏感官知觉而设置的。我们无法再获知我们所书写之物在干什么，至少在我们编程时无法完全知道。[3]

换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语言的等级制———从位于金字塔底端的最贴合硬件运转的初级语言（“机器语言”）到较高层次的“汇编语言”，再到位于顶层的那些最“高级”的程序语言。而这些高级语言的表述形式看上去最接近“自然语言”（人类的语言），因此在人类使用者看来，这些高级程序语言似乎比最原始的二进制代码更为“透明”和“自然”，然而，实际上二进制代码才是这一系列程序语言的真正基础。此外，在这个基特勒称之为“后现代巴别塔”的程序语言之塔的最外层正是对于今天的计算机用户而言，早已习而不察的“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UserInterface，GUI）。这些图形用户界面是如此美观、如此简单易用（所谓的“用户—友好”：userfriendliness）、如此符合人体工程学———甚至还带有狡猾的欺骗性的名称，例如“Windows”这一命名无疑是为了宣称它自己其实并不具有的“透明性”———以至于这些“界面”让使用者最终忘记了它们的实际身份只是这个语言等级秩序的最“外部”（它们只是一种通往硬件的“界面”，而不是计算机硬件本身）。也就是說，相较于机器语言、汇编语言，或高级语言，“图形用户界面”与计算机用户的最终目的地（计算机的硬件）之间的实际距离最远，而不是最近。与此同时，正如基特勒所指出，不仅对于普通的计算机用户而言，必然无法理解甚至是无法意识到处于这一巴别塔底部的那些原始的机器语言和二进制代码，就连专业的程序设计员，在今天其实也只能在高级程序语言或汇编语言的层次上进行编程工作，因而也无法进一步接近计算机硬件结构的基础。

不仅如此，计算机用户还面临着第二重更为严峻的障碍，即这些程序语言自身所具有的“密码性”。换言之，人类用户之所以无法真正“进入”这些计算机程序语言，不仅是因为这些语言的数量越来越多，使得普通用户只能掌握最外层、最表面的高级语言或用户图形界面，更是因为这些不断出现的高级程序语言形式，其自身的加密程度或者说对其进行反向破解的难度也在与日俱增：

高—层级的程序设计语言———它们组成的巴别塔建得越高就越像日常语言的运行方式，就像是最新的数学密码学中所谓的单向功能（oneway functions）……反向操作———根据某功能的结果推算输入参数———所需的时间成本，相对于该功能的复杂程度将出现指数式的、不可承受的增长。换言之，单向功能从算法自身的结果中保护了算法。

简而言之，基特勒在这里指出的是，在今天由于种种最新的密码学特性，从这些高层级的程序语言“回到”那些支撑着它们原始代码的做法，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或者说几乎不再可能。因此，正是通过这样“密码性”的语言设计方式，计算机或者说计算机制造商迫使、确保计算机用户只能停留在硬件—软件这个运转整体的最表层、最外围。

不仅如此，更为夸张的是，这种不许普通用户乃至普通程序员“进入”计算机硬件的“禁令”不仅体现为软件层面中越来越多的更为秘密的程序语言的出现，甚至已经被直接写入了硬件的层面。正如基特勒在文章的标题中就已经指明，一个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历史转折点是，自1982年的80286型号开始，英特尔（Intel）公司在其生产的处理器的“真实模式”（RealMode）之外，又设立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运行模式，即所谓的“保护模式”（ProtectedMode）。表面上，英特尔公司宣称该“保护模式”的目的是引入内存分区的可能性，也是为了控制和保证每个任务不超出为其分配的那部分内存，即一种能保证把不同程序和不同使用者的数据分开的多工编程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基特勒所指出，设立“保护模式”的真实用意（正如它的名字）无非就是为了“保护”计算机系统不会为计算机用户所控制、修改：“……不同的指令集，不同的地址可能性，不同的注册集，甚至还有不同的命令执行时间，将小麦与谷壳相互分离，将系统设计与用户相互分离。”[2]212而且，正如基特勒所指出，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不仅是在“数量”上的区别———比如商业用途、工业用途与军事用途的芯片的工作温度依次增高———更是在“性质”上的根本性区隔：“在保护模式中，CPU自身是携带着优先性、禁令、特权与障碍来进行工作的”，例如，对于一个同样的指令（如“结束”指令），“保护模式”需要比“真实模式”额外增加多达八倍的循环才能完成。

而计算机的硬件结构设计中这种区隔性的二元等级秩序，这种内在的固化的权力机制，其实在计算机刚诞生时并不存在，例如冯诺依曼式的计算机原型设计完全不区分“指令”与“数据”，即不区分系统本身与用户对系统的使用这两个层面———因为那时所有计算机的存在本身就是政府机构的绝对机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阻止用户进入计算机系统的禁令已经不仅存在于“软件”的层面，无论是高级程序语言、汇编语言还是机器语言中，这种对用户的拒绝已经预先取决于计算机的物质结构，即取决于计算机的硬件设计自身。而这样严格的区分对计算机的“使用”和“控制”（“真实模式”与“保护模式”），在基特勒看来，其实是延续了现代媒介技术开端之时就有的做法。因为，现代媒介技术在越来越广泛地向“大众”开放的同时，也在不断试图逃避使用者的操纵。最典型的例子是，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截然不同，最初供大众使用的无线电设备———例如二战中德军对民用无线广播的设计———的基本结构被专门设定为无法主动地向外发送信号，而只能作为一种接收装置，从而保证只有军队—政府的无线电设备才可以进行信号的交换。

最后，讓我们的思考焦点重新回到方法论层面。正是在其对数字媒介技术的研究中，基特勒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以一种符合当下的历史—技术语境的方式对权力系统进行批判？而这也正是这篇论文想要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然，在给出我们自己的答案前，我们首先应该参考基特勒自己对这一问题颇具启示性的回答：

一方面，我们应该不再试图把权力，如从前那样，理解为所谓的“社会”的一种功能。与之相反，我们现在应该从芯片设计中重构社会学。一开始，我们的任务至少是去分析微型处理器的特权等级，它正是委任了该微型处理器的设计并将其部署在大众中的同一种官僚机制的真相。以下事实并非偶然，摩托罗拉将监控层（SupervisorLevel）与用户层（UserLevel）相互区隔，以及英特尔将“保护模式”从“真实模式”中分离出来的时候，正值美国开始建立一种密不透风的双阶级系统（twoclasssystem）。[2]212

这段话中极为罕见地出现了“阶级”一词。基特勒已经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在今天进行权力批判的（正确）方向，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批判、分析芯片结构中的等级秩序，而是与此正相反，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从芯片结构的等级秩序出发去重构、重新想象一种与传统“社会学”完全不同的批判路径———这再次印证了在基特勒的理论体系中媒介—技术维度的优先性，因而对媒介技术的批判必须要先于对“社会”的批判。而在数字时代，一切对技术的批判无疑都应当始于对计算机“芯片”（作为计算机物质基础的“硬件”）的反思。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多次强调的，基特勒的批判路径源于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福柯式的话语批判，而这种福柯式的注重历史、注重语境、注重结构的“外部思考”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更为“主观”的注重解释文本内部的隐藏意义的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基特勒的批评范式可以被概括为一种用以反对阐释的“密码学”（或曰“芯片学”）———通过上述对“软件”神话的解构，基特勒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批评方法在数字媒介语境下所具有的理论与政治生产性。

因此，本文对基特勒思想的讨论将终结于基特勒在《保护模式》中对其研究方法的自我解释———从下面这段引文中我们再次意识到，基特勒式的媒介研究正是一种对作为文本的文本（或作为话语的话语，作为技术的技术）的严格的、精确的历史性分析：

对于一种严格技术性的操作领域，我们应当以一种与福柯曾经提出的关于话语与文本的操作方式具有数学相似性的方式继续前进。不再质询符号链的意义，正如在阐释的意义上，也不再质询符号链背后的规则，正如在语法的意义上。话语分析仅仅是直接地在符号链是存在的，而不是“不”存在的这个程度上关注符号链。[2]217

注释

[1]JeanBaudrillard，TheGulfWar DidNotTakePlace.IndianaUniversity Press，1995.

[2]FriedrichKittler，“Protected Mode”inTheTruthoftheTechnological World：EssaysontheGenealogyofPresence，trans.ErikButler，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14，p.209.

[3]FriedrichKittler，“ThereIsNo Software”inTheTruthoftheTechnological World：EssaysontheGenealogyofPresence，p.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