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姿翰

《白鹿原》讲述清末民初至新中国解放期间，渭河平原的白鹿镇50年世事变迁，以及一个宗族两代人的故事。作为陈忠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可谓是具有史诗性的鸿篇巨作。宏大的叙事结构下，交织着国仇家恨、传统与革新等各类矛盾。这些矛盾的展开与“宗族”这一传统社会重要血缘集合体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宗族”的影响贯穿全文，对推动情节发展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陈忠实笔下的宗族既能发挥积极的力量，也有不足之处。作为传统农民祖先信仰的精神支柱与“根”的归属的宗族，在凝聚力量、进行社会教化、维持内部稳定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具有较为保守的局限性，这一局限约束着新思想的传播，阻碍着民众思想解放的进程。

一方面，在天下局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时，传统宗族结构的保守封闭不利于先进事业的推进。小说中出现了不断挑战宗族权威的人物形象，如黑娃鹿兆谦、鹿兆鹏、白灵等。黑娃闹革命、砸祠堂、不顾违反族规被逐出宗族与田小娥在一起。类似于破坏祠堂的行径莫说在宗族观极强的年代，就是放在当代社会，也是对道德的挑战。对于中规中矩的宗族传统思想而言，学而优则仕，封官进爵或仁义忠厚为人方为正道，在白鹿镇的土地上，传承“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家德才是能够得到乡里族人称赞尊敬的人生道路。而鹿兆鹏、白灵加入共产党，领导革命活动，一次次面临国名党势力的抓捕，他们的行为与身份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族的认可范围，算不得十分光彩。这也是为何白嘉轩在听说女儿加入共产党后逢人便说女儿已经死了，鹿子霖对儿子鹿兆鹏也不愿多谈。在老祖宗定下的规矩面前，感情变得模糊，限制了个体人生道路的选择。

另一方面，作者又承认宗族的意义和价值。小说中，族长白敬轩、乡贤朱先生、郎中冷先生等人都是传统宗族、宗法思想的守护人。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始终坚守着乡规民约，遵守着先辈流传下来的警示教诲。白嘉轩之辈，是农民中的一类典型代表性人物，他们接受了传统思想熏陶，德高望重。在宗族中是教科书式的道德典范，是稳定人心的存在。正是有他们的努力，白鹿镇得以从一次次的挫败中迅速恢复，免于在变革纷乱中无辜牺牲。

在冲击与维护的反复挣扎中，作者最终还是将天平偏向了对宗族的认可。小说的结尾仍回归宗族，所有与宗族思想相悖的力量都淡化了。轰轰烈烈的大戏归于平静，这是在宗族的力量下得以保存的。

陳忠实之所以没有将宗族完全推倒的原因有二。其一，作者意识到宗族拥有任何组织都缺乏的巨大力量。以族长、乡贤为中心，依据一定的乡规民约形成的宗族，它所发挥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中包括对民众的社会教化作用和精神引领作用，族长与乡贤朱先生修订乡约并在全族内开展乡约学习，贯彻“仁义白鹿村”的美誉，强化宗族对人民的道德约束力;在宗族权威人物推动下开办学堂、编纂县志更是丰满了精神追求。宗族的另一重要作用是维护稳定。宗族拥有令人信服的权威中心，有足够的文化祭奠，由有号召力的组织者发号施令，能够在问题爆发时能够集中集体力量及时有效解决，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回归正常生活生产。可以说宗族在维持小社会的稳定上所作出的努力的不能忽视的。

这些是充满革命的乱世无法给予的，尽管同样拥有权威中心，但无论哪个党派、队伍都缺少了最关键性的要素：中国人的先祖崇拜思想和对血缘的重视。若是缺少了宗族这一环，人心必将涣散，社会必将大乱。

其二，作者认识到宗族的力量过于巨大，是暴力难以推倒的。陈忠实在接受李星的采访时提到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在读着一本无形的大书，由一代代父母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群体中的人对下一代进行自然的熏陶。哪怕解放后，这本无形的书遭到批判，但它仍旧影响着中国人。这本书，事实上是传统儒家思想指导下的道德伦理及对血缘宗族的重视。而要彻底摆脱它的影响，不是一代两代的事，若完全摆脱了影响，“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会发生质的变化。”可见，陈忠实有勇于通过文学试图冲击传统中的落后因素的想法与勇气，但也明确认识到这个体系的改良需要更长的时间，探索更行之有效的方法。

陈忠实对宗族的双重认知启发了创作，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存在于民族中，文化底蕴层次的问题并执笔书写，尝试解决与突破。这样一个愿意描绘民族灵魂的作家是值得尊敬的。同时，《白鹿原》也启发着我们思索探究传统宗族观念与时代新精神新思想如何和谐共处;如何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保存优秀文化，发挥宗族的积极作用等重要民族文化问题。

参考文献：

[1]袁红涛.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J].文学评论，2009（06）：85-89.

[2]吴道毅.“十年磨一剑”——陈忠实的创作经验[J].长江文艺评论，2018，（第2期）.

[3]雷达主编;李清霞编选.陈忠实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05.

[4]浪子海松，婷玉.《白鹿原》：礼法教化的心灵史与治理史[J].人民之友，2017（08）：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