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汪，王 仪

(1．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2． 周口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周口 466000)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水旱蝗诸灾频发、多灾多难的国度。学者傅筑夫等曾指出：“灾荒、饥馑是毁灭人口的一种强大力量，而在科学不发达和抗灾能力不大的古代，灾荒的破坏力更是格外强烈，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历代史书中关于灾荒的记载自然就连篇累牍。”[1]可见，灾害史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热点之一，它是了解皖北流民文化的一个学术生长点。

一、自然原因与皖北流民现象

“流民”很早就出现在古代典籍中。《史记·万石君列传》曰：“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汉书·食货志上》称：“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与流民一词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词在古文献中还有相关记载，在古文献中，如“流亡”(《诗·大雅·召旻》：“瘨我饥馑，民卒流亡”),而“流人”又指有罪被流放的人(《后汉书·贾逵传》:“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千户”)。此外，还有“流冗”(《汉书·成帝纪》：“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流户”(《新唐书·殷侑传》：“于时痍荒之馀……以仁惠为治。岁中，流户襁属而还”)、“流离”(《后汉书·和殇帝纪》：“黎民流离，困于道路”)，诸如此类，不可尽举[2]。 人口流动种类很多，并不是所有流动人口都是流民。那该如何对流民进行界定呢？学界的解释不尽相同。《辞海》的解释为：“因自然灾害或战乱而流亡在外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因遭遇灾害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人。”虽然这些定义囊括了流民尤其是古代流民的主体部分，但并非流民的全部。《辞源》“流民条”的解释为：“流浪外地的人。”这一解释更接近文章讨论的流民范围。综上所述，流民是在合力(推理和拉力)的作用下，自发地流徙到外地，尚未定居的流动人口。

淮河历史悠久，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它在地理学上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是中国自然、人文地理的重要分界线。淮河流域成为中国境内典型的环境脆弱带，近500年是其环境变化最为显著的阶段，这种变化在性质上是负向的、消极的，典型表现事象就是“受流域自身内在动力(主要为气候、“簸箕型”地形、淮河流域南北不对称的水系结构、土壤土质等)和黄泛外在动力及其影响下生态负向变迁的共同作用。”[3]地理环境是一定社会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之和，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之一，人类依靠地理环境提供的资源生存。当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或者是社会环境因为某种原因变得恶劣了，那么，原本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会为了生存，开始发生流动，人口自然地向着地理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迁移，这就构成了人口的自然流动。但是地理环境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而社会的发展则相对迅猛很多，因此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流民产生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黄河改道对皖北影响是致命的。1855年，黄河主要是在南面摆动，虽然时有北冲，但均被人力强行逼堵南流，南流夺淮入海期间，郑州以下，清口以上的黄河主流也是迁徙不定。由泗水，或汴水或涡水入淮，或由颍水入淮，或同时分几支入淮。直到明代后期潘季驯治河以后，黄河才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行水达300年，导致了皖北土地变盐碱地，民不聊生。有明一朝277年，皖北有203个年份发生了水旱之灾，水旱灾年发生率为0.73；其中水灾149年次、旱灾115年次，有61年水旱之灾先后并发，水旱灾并发率超过20%；而且，水旱灾具有集中连续发生的特点，而以16世纪即嘉靖、万历年间最为集中。149年次的水灾中，有近50次与黄河南泛关联甚密。据统计，明代以前，淮河流域旱灾多于水灾[4]；而对清朝1736-1911年间的洪涝灾害进行统计，发现此间皖北仅有16个年份无水灾记载，洪涝灾害年份多至160个，洪涝灾发生率竟逾9成[5]。如明朝皖北连续三年都发生水灾统计，见表1。

表1明朝皖北连续3年以上水灾年份统计表[6]

序号起止年份连续年数其中流域成灾的年份偏涝年涝年大涝年特大涝年合计11409-141131411///121451-145441453/1454/231465-14673/////41470-147231470///151474-1478514751476-1478//461489-14924/1489、1492//271494-149631494///181501-150331502///191506-15083/1506、1507//2101517-15193/1518、15191517/3111522-15243/////121526-15283/////131534-153851536///1141543-15453/////151551-15533/1552、1553//2161555-15573/////171560-156231562///1181564-15663/1566//1191568-157581571、15721574、15751569/5201577-15804/1579、1580//2211589-15957/1591、1594、1595/15934221601-16033/1602、1603//2231620-162341621///1241631-16333/1631、1632//2251641-16444/1643//1合计9311243139

由表1可知，水灾不具有连续性的仅24年次，其中连续2年发生的时段有16个，连续3年以上的有25个，计93年，占水灾总年次的60%以上。在连续集中发生的水灾中，有两个突出现象值得关注：一是水灾和淮河流域的水灾的连续性发生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二是在时间上以16世纪最集中。16世纪水灾为67年次，其中18个连续发生时段，合计62年次，连续发生的水灾年次占该世纪全部水灾年次的92%以上。

此间发生的水灾中，有明确时间记载者共36次，主要分布在一年当中的3～9月中，以6～8月的3个月最为集中，共29次，为已知时间总次数的80%以上。这3个月中，又以7月份的次数为最多，占全部总次数的39%左右；其次为6月，再次为8月。上述的6、7、8月分别大致相当于农历的5、6、7月，也就是古代史籍记载的夏秋季，当代学者赵德宏在《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灾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一书中记载了“1736-1760年间皖北洪涝灾害年内发生时间”，如表2所统计：

表21736-1760年间皖北洪涝灾害年内发生时间统计

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合计下旬中旬上旬中旬上旬中旬下旬上旬中旬下旬上旬中旬上旬1113432112115136

康熙六年，江南总督麻勒古自淮安至泗州，沿途见到原报开垦及新荒处所，只见一片茅塞，皆成废地，他认为原因便是连年水旱频仍，逃亡甚多，以致另有新荒田地。就已经掌握资料来看，以明代为例，统计出明代皖北水旱灾害州县分布情况,见表3：

表3明朝皖北水、旱灾害州县分布年次情况[7]

州县水灾旱灾合计备注凤阳81624临淮14418定远71623东部淮盱眙10818南天长缺9缺地寿州霍邱12124131625西部区虹县五河缺29缺17缺46东部皖北泗州灵璧宿州怀远蒙城颍上亳州颍州太和11182011171310171371619648755183439172121172218东部西部淮北地区

二、社会原因与皖北流民现象

流民问题的产生，除了自然因素之外，社会原因也不可忽视。皖北地处三省交界处，进可攻退可守，南方北伐，必以此为跳板；北军南下必以此为基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宋元以降，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却北移，皖北逐渐失去京畿之利，社会环境发生了鲜明的变化，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马骏亚教授在其专著《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中所述：皖北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穷乡瘠壤，主要原因是当时政府以“顾全大局”的需要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造成今天的皖北之殇。

“永嘉南渡”与皖北流民。西晋永嘉之乱之时，广大的中原“晋人”流入江淮地区，《宋书》也记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皖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诸郡者。”[8]1038这次的流民南下大部分都移到了淮南一线，还并未迁移到江南一带。到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时，北魏的统治者挥兵南下，再次造成了人口的大量迁移，形成规模庞大的流民潮，根据《宋书·文帝纪》记载，皖北地区的大量流民再次“流寓江、淮”地区。再到南朝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间时，北魏大军继续南进，“青、徐、冀、兖及豫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虏庭。”[8]1027黄河以北的大批居民又再一次移动到了江淮地区。流动到该地区的流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在此地定居，侨置州郡。当然即使是到了齐、梁、陈时，淮河地区一带仍然是经常发生战争，有大规模的流民南移，如梁朝末、陈朝初时，“北齐求割广陵之地”，陈霸先遂“引军还南徐州，江北人民随军而南者万余口。”[9]由此可见流民现象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

“靖康之难”与皖北流民。1125年金朝的大批军队南下，一举攻破了宋的国都开封，皖北也遭到了金军的烧杀洗劫，百姓流离失所，据史料记载：“初，敌纵兵四掠，东及沂(今山东临沂市)、密(今山东高密市)、西至曹(今定陶县西)、濮(今河南濮阳市)、兖(今山东兖州市)、郓(今东平县)、南至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汝南县)、汝、颍(今许昌市)，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10]皖北成为主战场，宋朝的庄淖说：“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今河南南阳市)由许昌以趋宋城(今商丘市)，几千里无复鸡犬。”[11]

三、皖北流民的生存方式

皖北曾经也是富饶之地，文化之乡，从上古到隋唐，“淮河安流，无足述者，有陂塘之利而无水患”[12]。优越的环境促使皖北文化复杂而多元，如商周时代的东夷(淮夷)文化、涡淮两岸产生的老庄文化、先秦时期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两汉和北宋之后南移的中原文化、明清之际兴起的淮扬文化。只是隋唐之后，皖北由于人地矛盾、土地兼并加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民急剧贫困，无所依靠。明清以降，皖北更是灾荒不绝。光绪二年，“江北旱灾较重，饥民四出，兼山东、安徽灾黎纷纷渡江，前赴苏、常就食者千万”[13]。正如《申报》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所描述：“江北饥民到苏州者，十百成群，殆无虚日……其先过江者则在苏州、常州等处分厂留养并分拨松江、太仓各属安插，及苏城水旱各厂共留养一万六百余口。”同时皖北又是蝗虫诞生地之一。时人描述：蝗虫飞来时，就像一大片云彩一样，把太阳都遮住了，一停下来，食禾如疾风扫落叶，顷刻而尽。《申报》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二日记载：“每至荒年，皖北流民辄即扶老携幼，谋糊口于苏城，相沿成例……或推小车，或泛扁舟，三五成群，分道而至者，固已实繁有徒矣。”自然灾害加速了流民的产生，导致了乞讨成为皖北流民的“职业”选择，这对皖北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寻觅皖北流民数百年来发展轨迹，既彰显明清时期皖北社会的流动，又映射出皖北民间文化。可以说，皖北流民乞丐的历史，几乎与明清两代形影相随，无论是在灾荒还是在丰年盛世，流民乞讨文化成为皖北历史上的一道“风景”。“乞讨·社会·历史”成为皖北明清一段历史的写照，这无疑是明清时代皖北所受的自然灾害、人地矛盾、土地兼并、农业经营方式与社会风气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中，自然灾害是主因，也往往是直接原因，这导致了皖北在明清时代的经济衰竭，社会风习蜕变，产生消极保守的安贫思想与好勇斗狠的民风。虽然这一时期明清政府也进行了一些对皖北的灾荒救助，对流民的临时收容、长期安置、遣返回乡、恢复生产等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由于明清王朝到了封建社会晚期，财政日益匮乏，这些赈灾措辞无异于杯水车薪。与此同时，皖北的民间社会力量则日益勃兴，冲击着当时的政权。今天，我们追忆皖北流民及其乞讨所衍生的民俗文化，无疑是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实现皖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