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这一谣言在互联网中传播了10多年的时间，至今仍难以辟谣。本文以该事件为例分析体育类谣言信息的生成与传播机制、产生原因以及规避措施。

[关键词]网络谣言;体育新闻;把关;网民

美国学者桑斯坦认为：“谣言是指个人或集团为了实现特定需要，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在没有事实根据或虽事出有因但在传播过程中严重失真的情况下，恶意对某位公众人物进行诬陷、攻击和诽谤或蓄意散播某类虚假信息引起社会恐慌的传言”。[1]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人都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中发布信息，而互联网平台缺乏有效的把关，也为网络谣言泛滥提供了温床。一般而言，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人们切身利益的网络谣言的传播都会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人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体育类谣言信息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并无太大关系，属于个人兴趣范畴，一般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要不涉及敏感话题，很难引起监督部门的重视。因而，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时间跨度更久，缺乏有效辟谣措施，其现象也很难得到遏制。“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事件在网络中已传播十多年的时间，甚至出现在了国外网站的新闻里。由于媒体机构缺乏有效的辟谣手段，听任其在网络中传播。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欧洲博彩公司因国足1：5惨败泰国赔付超280亿”“探究舒马赫恢复内情：事故五年之后，舒马赫已不再卧床，但需要花费每周5万英镑治疗费”“南非世界杯朝鲜输球球员回国挖煤”。这样的谣言信息一方面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一方面也侵犯了新闻受众的权利。

本文以“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事件为例，探究体育类谣言信息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和规避措施，产生原因以及规避措施。

一、“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事件始末

2007年，一篇名为《里贝里：我是中国某位皇帝的后代》的文章在拜仁球迷论坛中流传开来。文章写到“在德国媒体的采访中，拜仁中场核心爆出了猛料：自己可能有中国血统，他的家族一直流传着祖宗当过和尚和乞丐的故事。最近里贝里的一位堂兄研究中国历史时惊人地发现，家族流传的传说和明太祖朱元璋极其相似。”就这一事件，曾有专家于2009年在《人民日报》进行辟谣。然而辟谣信息没有像谣言一样广泛传播，甚至有网民将辟谣信息断章取义加了进去成为了新的证据。这一信息还出现在我国部分地方媒体的新闻中，后来流传到海外刊载在了部分英文和法文的足球网站上，法国权威体育媒体《队报》也报道了此事，并注明援引《新华网》相关报道。

“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事件是基于建文帝流亡海外和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的坊间传说，以及里贝里与朱元璋两人相似的长相，经过网民的杜撰，流传开来，甚至有媒体不加深究，就将此信息进行转载。如果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篇文章实则漏洞百出。既无里贝里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新闻出处，文章的错别字更是层出不穷，从文章的结构和措辞都不像是一篇新闻报道。

二、体育类谣言信息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一）谣言由头——网友恶搞

与“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这一谣言相似，网络上流传着众多“某某球星”是“我国历史上某名人”后代的网友恶搞文章。例如齐达内是齐桓公的后人，罗纳尔多是罗贯中的后人，高拉特是高俅的后人等等。其原因纯属恶搞，并无谋取个人利益和诽谤他人的目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亦很难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谣言信任发生的认知基础

网络谣言传播有一个潜在的前提：人们相信谣言，才会传播。[2]为什么众多“某某球星”是“我国历史上某名人”后代的网友恶搞文章仅仅让其他网友一笑了之，而唯独“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一事却能流传开来，且经久不衰。研究者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会传播那些他们认为可信的谣言。[3]概率心理模型认为，人的大脑会根据有关线索进行可信性判断，[4]并形成信息的完型。首先，众多“某某球星”是“我国历史上某名人”后代的网友恶搞文章单凭外国球星译名的首位汉字就捏造与历史名人的关系，显得过于牵强，容易让人分辨出信息不可信。其次，由于肤色和外貌的差异也很难联系起两者的血缘关系。而“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这则谣言将历史上关于建文帝下落不明的坊间传说联系起来，让人读起来信以为真。同时，里贝里奇特的长相也和朱元璋的“鞋拔子”脸画像联系起来。

（三）“后真相”情境下，真相的沉默，谣言的大声疾呼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收录为当年年度英文词汇。《经济学人》为“后真相”作了如下定义：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而“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事件满足“后真相”的情绪特征——“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本身”。该事件的帖子一出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有部分地方媒体未对新闻源加以核查就加以报道。随后，明史专家毛骊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里贝里·朱那些事儿》进行辟谣，毛教授先是在文章中写道“我还可以为这新闻加点‘证据，比如郑和下西洋有一种说法就是去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以及一直传言朱元璋就是回教徒而里贝里也是回教徒”，随后笔锋一转声称“在德国和法国的主流媒体上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报道，更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或材料来证明里贝里是中国人的后裔”。然而，毛教授的文章并没有遏制谣言的传播，甚至文章开头的“新料”被网友断章取义的利用到新一轮的谣言传播当中。在后真相情境下，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本身。在国足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中国的球迷渴望有一位能带领中国足球的球员走向复兴的心情情有可原，当听闻“法国球星里贝里是朱元璋后代”一事无不振奋人心。与“真相”相比，“情绪”更值得人们关注。

（四）媒体不加核实，助长谣言传播

在该事件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媒体的身影，法国《队报》声称援引新华网消息。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著名的谣言公式：R=IxA（谣言流传=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这则公式强调了信源的信息特质问题。当谣言经过传统媒体的转载，往往让受众把谣言当做真相。在体育新闻中，这样的假新闻屡见不鲜。例如：2012年，荷兰战绩不佳，有网友杜撰了一篇“荷兰队内讧”的故事娱乐大众。时间到了2014年世界杯，《遼沈晚报》和《半岛晨报》又把“荷兰队内讧”的故事放进了新的环境中进行了长篇专题报道。可以看出，在市场竞争中，无论中外媒体，为博人眼球和取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全然不顾事实本身，为了达到更大的轰动效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三、体育类谣言信息的产生原因

（一）媒体从业者追逐经济利益

在web3.0时代，流量变现率成为了衡量一条新闻成功的标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体育类新闻越来越有娱乐化、低俗化和奇观化的趋势。新闻从业者为了追求更大的轰动效应往往对一些捕风捉影没有可靠新闻来源的消息大肆渲染甚至改变捏造，扩大了谣言的传播。例如“中国将申办2030年世界杯”一事，足协仅在2018年11月，就辟谣达5次之多。这不仅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还侵犯了新闻受众和当事人的权益。

（二）体育类谣言信息大多与切身利益无关

体育类新闻属于软新闻，一般与国计民生事件无关，其谣言的传播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小。监督部门和媒体机构对这一领域缺乏重视，且辟谣成本较高。从信息生产成本的角度来看，以网络谣言为代表的无效信息，近平没有生产成本，而以专业新闻报道、科普辟谣文章为代表的有效信息则需要严格质证后的事实、严谨的推理与思考。[5]因而体育界成了谣言滋生的温床。

（三）媒介技术发展，信息鱼龙混杂

web3.0时代，技术赋权下受众拥有话语权，受众的地位由被动到主动，他们不但是新闻的接受者还是传播者和生产者。由于受众缺乏一定的专业训练，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往往忽略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一些网民甚至编造事实，例如“郭美美与中超球员性交易”一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经查明纯属网民杜撰。

（四）约束机制不完善

截至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对于故意造谣传谣者加大了惩戒措施，然而惩戒范围仅限于涉及重大国际民生领域。平台方“算法+人工”的整治效果也很有限。对于体育界的谣言信息，仍很难做到有效追责，问罪问责标准也很难界定。作为社会舆论的主体，大多数受众没有履行相应的监督职能的意识和途径，对体育新闻中的部分负面现象无法及时发挥监督职能并进行制约。[6]

四、谣言的规避仍需多方努力

（一）媒体——尊重新闻价值

当谣言在论坛网帖、微信朋友圈及微博大肆传播时，新闻从业者首先应对新闻来源和新闻的真实性进行确认。而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传媒业竞争异常激烈，各家机构都争抢信息的第一发布权，这也助推了虚假新闻和谣言的传播。例如：在“重庆坠江案”中，《重庆青年报》未经查实首先将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女司机逆行致使公交车坠江，随后《新京报》等权威媒体先后转载了这一消息。这样的行为必将损害到公众对媒体机构的公信力。新闻从业者应当回归新闻本位，尊重新闻受众的权益，尊重新闻价值，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和可靠的新闻来源。新闻从业者应争当权威信息的“把关人”，而不是谣言的“催化剂”。

（二）受众——提高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公众接触、解读和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处于传播的主导地位，公众应做到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性地接受信息，在面对谣言传播时，能够有效规避谣言带来的危害。进入web3.0时代，更加強调公众使用媒介——借助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当前公众使用媒介的素养较为欠缺，论坛网帖、微信朋友圈及微博也成为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高发区。因此，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受众，不仅要做到批判性地接受信息，还要做到不传谣不造谣。

（三）平台方——共享共治谣言数据库

据调查，在各大互联网平台上，如百度贴吧、微博、微信等，存在众多重复、雷同的网络谣言信息。一些谣言信息已经在一个互联网平台中（例如百度贴吧）被辟谣，但当这些谣言重新发布在微博微信等其它平台上时，又再次被大范围传播;一些谣言是没有明确时间概念的“老段子”（例如本文中列举的“里贝里事件”），通常会间隔一段时期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鉴于此，为了提高辟谣效率和节省辟谣成本，有学者提出：作为平等治理主体的互联网企业，可以尝试在网络谣言的协作治理。方面打通平台管理上的壁垒，比如创建一个大型的共享的谣言素材数据库，开展联合辟谣。同时，互联网企业可以就用户平台的资质审核、声誉等级、账号监管、内容监管等方面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在一定范围内制定跨平台的行业社群规则。[7]

综上所述，体育类谣言“狂潮”愈刮愈烈，新的谣言不断产生，一些“老段子”隔一段时间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谣言信息始终缺乏有效的规避，严重影响了体育新闻的正常报道，致使体育新闻偏离正常轨道。为扭转当前困境，需相关部门、媒体、平台方和网民多方努力，确保新闻的真实性，降低谣言信息的生产与传播。

参考文献：

[1][美]卡斯.R.桑斯坦，谣言[M].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殷文，张杰，郑方惠，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中介化信任研究[J].当代传播，2019（05）：36-39+60.

[3]Rownow， R.1-， Yost， J.H， &Esposito， J.L（1986）.Belief in ro？mor and likelihood of romor transrrus-sion.

[4]Gigerenzer，G， Hoffrage，U.&Kleinbolting， H.（1991）. Proba？bilistic mental models：A Bmnswikian theoryofconfidence. Psy？chologicalReview， 98（4）.

[5][6]张志安，束开荣，网络谣言的监管困境与治理逻辑[J】.新闻与写作，2016（05）：54-57.

[7]李文杰，过度娱乐化背景下的体育新闻畸变与媒介自律[D].河北师范大学，2011.

[作者简介]余宁，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