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客



《浮生六记》英译的文体和内容之辨

王诗客

（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浮生六记》自晚清被发现以来，在文体和内容的评价上都出现了有意味的分歧，如是小说还是散文，是五四新文学中常见的“娜拉出走”或者鲁迅“伤逝”式主题的先声，还是已逝去的中国古典生活美感的精彩再现。这些分歧不但存在于汉语学界，也延续至不同的英译本中。由于中西文体观念和文化的差异，不同译者对文体和内容也有不同的理解、取舍和强调。

《浮生六记》；英译；文体；内容；分歧

一、引言

晚清杨引传关于发现《浮生六记》的记录很像某部小说的开头：“余于郡城冷摊得之。六记已缺二，犹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记推之，知为沈姓，号三白，而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沈复，2010：209-210）事实上，晚清有些小说的开头就津津有味地讲述主人公如何在街头书摊或海外某地发现某部作品，然后把它展示给读者（吴趼人，1959：2；曾朴，1959：3）。《浮生六记》面世之日正值汉语文学观念剧变之际，其文体归属一开始就陷入纠结，而对该书内容的接受方式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变化，包括它在被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戏剧性错误和再创造。

作为一部追忆性文本，《浮生六记》的魅力来自一种朴实的情感，美好的生活不可逆转地消逝，对空无的惋惜和恐惧让作者把所经历的一切形诸美妙的文字。作者在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写就此书，在宦游途中，在茫茫海岛上回忆已消逝在时光浮尘中的夫妻日常生活，构成了一种对消逝之“无”的接近。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本（1939）①在西方的广泛流传引来了更多译者，其后出现的三个英译本可以说是对“无”之书写的再书写，更是现代人对中国古典之“无”的一种阐释或接近。对汉语读者来说，面对英译本就是面对一个重影的“无”，一是文本与所写之事之间不可逾越的沟壑与空无，二是古典、现代与西方之间的河汉之隔与脉脉“无”语。

西方文体观念对晚清至五四时期新文学观念的巨大冲击导致了学界对《浮生六记》文体和内容评价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又影响了译者对此书形式和内容的处理。本文将在梳理这种分歧的基础上，对照林语堂译本（2009）和英国人布莱克（Shirley Black）的译本（1960）②、美国人白伦（Leonard Pratt）与台湾人江素惠合作的译本（1983）以及加拿大人格雷厄姆·桑德斯（Graham Sanders）的译本（2011），评析上述分歧对翻译的影响，展现翻译对分歧的超越以及由此产生的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微妙关系。

二、小说还是散文

同治甲戌年（1874）初冬，署名为香禅精舍近僧所作的序里将《浮生六记》归入小说文体，盖因其所讲故事之动人，且无关经史大雅；又褒其“洵《离骚》之外篇，《云仙》之续记”（沈复，2010：208），则因其文辞优美。至1915年该书被王文濡收进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大型丛书《说库》，依然在说之列。范烟桥（1927：174）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中将其列入清代小说一章，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赫然并列。上述文体认定依据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标准。正如现代学者浦江清（2005：110）所言，从纪元前后一直到19世纪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人所谓“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古代中国文体划分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文体等级制，小说处在这个等级的最底层。依此标准，《浮生六记》属小说无疑。因近世采取西来小说观念，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始，凡受西方文体观念影响的小说史论著便很少有人再把此书归入小说之列。当然旧的标准偶尔还在延续，如该书1980年就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型丛书系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俞平伯在1924年为《浮生六记》写的序中把它定义为有别于旧文苑“载道之文，名山之业”的“自叙传”或“自传文字”（沈复，2010：211）。林语堂在1924年《〈浮生六记〉序》中基本延续了俞平伯的文体判断：“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艺评论等。”（同上：221）赵苕狂的《〈浮生六记〉考》一文亦认为此书“为自传文开一好例”（同上：223）。按照现代文体划分的惯例，自传文属散文无疑。由于散文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也发生了变革，自俞平伯开始已有不少人注意到此书内容和文体上与古典文学正统散文观念的差异。把它界定为自传式散文不仅因为该书内容与五四“立人”观念有交集，而且也因其文体形式符合周作人、俞平伯等所追求的散文观念和趣味。由于文体观念更新，现代以来的古典小说选本基本上把《浮生六记》排除在外。笔者所见的现代以来古代散文选本却依然延续着《古文观止》式的文体观念，多不选《浮生六记》③。

以上是关于《浮生六记》在文体认定上的现代遭遇。在内容上《浮生六记》之所以被世人遍晓，俞平伯和林语堂有首推之功，但他们对该书内容推崇的重心显然不同。俞平伯（2008：223）顺理成章地把此书与五四文学的主题联系一起：“第一卷自写其夫妇间之恋史，情思笔致极旖旎宛转，而又极真率简易，向来人所不敢昌言者，今竟昌言之。第三卷历述其不得于父母兄弟之故，家庭间之隐痛，笔致既细，胆子亦大。作者虽无反抗家庭之意，而其态度行为已处处流露于篇中，固绝妙一篇宣传文字也。原数千年中家庭之变，何地无之，初非迩近始然，特至此而愈烈耳。”俞平伯推崇的首先是其优美的文辞，更是主人公对旧家庭的反抗。后者自然接近五四新文学中常见的“娜拉出走”或者鲁迅“伤逝”式的主题，这一点后来也引起陈寅恪（1958：99）的共鸣。陈氏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林语堂在《浮生六记》英译本序言中也赞美了该书优美的文辞，但对内容的关注点与俞、陈不同。他认为，书中写了“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并把此书视为中国古典日常生活美感的一种表现：“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澹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沈复，2010：220）。简言之，林氏是在向西方读者强调其中国古典特色。

三、翻译中的选择与适应

俞平伯和林语堂对《浮生六记》文体和内容的评价在几种英译本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续和变形。林译可谓尽力忠实于原文，但另外三个英译本却由于译者对《浮生六记》文体的判定和内容的理解不同，或对文体有不同程度的改动，或对原书内容重心有所偏离。

布莱克译本的文体选择十分明确，她给译本添加了一个新的副标题：“一位中国艺术家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rtist）”。以自传为文体目标，她对原作进行了三方面修改。首先，她保留了第一和第三章的绝大部分内容，删除第二章中有关文学和园艺的讨论，对第四章“浪游记快”亦多有删减。其次，她在翻译时完全打乱了原有结构，将原著“四记”改编为两个部分，前部分为七章，后部分为五章，并按自然时间顺序对内容作了重新编排。在开篇布莱克翻译了原著第一段的前两句，即在介绍沈复出生时间地点之后插入卷二“闲情记趣”首段幼时看蛤蟆交配的情节，由此过渡到沈复与陈芸相识的情节（原著卷一第二段）。至末章则以陈芸之死开篇，简要讲述了陈芸去世后沈复的生活状况。布莱克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俞平伯和林语堂对该书文体的判定，但也强化了这本书的自传特征，将沈复认定为一个艺术家（artist），为此不惜过滤了作品中看似散的、与自传无关的内容。该译本似颇合西方读者胃口，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1961：526）就对该译本评价很高:“布莱克合理的略译使全书成为一个更迷人的整体。她采取更清楚的时间顺序，重排了全书章节，却也一样有迷人的效果，虽然这有悖作者原意。”《浮生六记》并非西方文体学意义上的自传，也非汉语文学传统中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俞平伯和林语堂只简略地说它是“自传性质的文字”，现代以来一些学者把它与《影梅庵忆语》、《香畹楼忆语》、《小螺庵病榻忆语》等一批回忆两性闺阁琐事，且标题常常含有“忆语”一词的作品合称为“忆语体”文学，多半也因为它们不能归入一般意义上的自传或传记。

白伦和江素惠的译本尽力保持《浮生六记》的文体原貌，同时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情节线索，他们在附录中整理了一份沈复年表。这是与布莱克相对的另一种文体策略。该译本被企鹅公司收入13部中国典籍英译本系列，大概也因为译文对原作的忠实。然而，对原作的忠实有时难免会给英文读者造成阅读困难。如在卷一“闺房记乐”里，沈复夫妇见徐秀峰时有一段交待陈芸开始为丈夫物色小妾的细节：“秀峰曰：‘然则若郎纳妾，必美而韵者乎？’芸曰：‘然。’从此痴心物色，而短于资。”

（1）‘If your husband were to take a concubine,’ Hsiu-feng asked, ‘would she have to be charming as well as beautiful?’

‘Naturally,’ said Yün.

From then on, Yun was obsessed with the idea of finding me a concubine, even though we had nowhere near enough money for such a concubine.（Shen，1983：48）

由于原文十分简练，译者忠实于原作，没有增加任何关于陈芸的心理活动或相关解释，英语读者估计很难理解。陈芸与沈复彼此对纳妾之事皆无不悦，而只担心钱不够，又如他们夫妇碰到“浙妓温冷香”的一段。

（2）There was a courtesan from Chekiang named Wen Leng-hsiang then living in Soochow. She was something of a poet, and had written four stanzas on the theme of willow catkins that had taken the city by storm, many talented writers composing couplets in response to her originals. My friend from Wuchiang, Chang Hsien-han, had long admired Leng-hsiang, and asked us to help him write some verses to accompany hers.（Shen，1983：48）

尽管文中已经点名温冷香是一个courtesan（妓女），但马上又说她是位诗人，诗作令全城轰动。译者将原文之“好事者”译为many talented writers（众多有才华的作家），他们纷纷写诗与温冷香唱和。沈复之友张闲憨因长期仰慕温冷香，为了写好和诗还求助于沈复。这类情节与西方读者关于妓女的经验和认知相差很远。也许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译者在序言中就上述细节作了特别说明：“虽然沈陈之间确为真爱，但毕竟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他们的爱情并不排斥沈复与妓女的婚外情，陈芸甚至努力帮沈复四处寻找合适的小妾。对妓女（courtesan）的描述，让本书成为很有价值的社会文献。或许，西方人并不一定能明白中国妓女（courtesan）是什么样的，毕竟西方类似的角色只有妓女（prostitute）。而中国的妓女往往令人尊敬，她并不一定卖身；正如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中所言，中国的妓女很可能比她服务的恩客更独立、更有权势。正是《浮生六记》中的这些细节，改变了西方人的原有看法，并使这本书变得如此重要。”（ibid.：14）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此书不是关于中国古代妓女的重要文献。如果俞平伯看到白伦和江素惠对《浮生六记》的这番介绍肯定会非常意外。俞氏把此书视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追求的中下层读书人在生活婚姻上不服从封建家庭礼教的案例，而这两位翻译家却极力强调书中最具古典中国士人两性生活特色的内容，并把它们视为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桑德斯的译本是最晚的，他注意到了该书文体的独特性：“《浮生六记》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来讲述人的一生，即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独特的：各个章节内容不连贯，时间上亦有重合，主题之间不相连。一般明清通俗长篇小说和戏剧，往往会采用繁琐的方言土语，但沈复却采用诗歌、散文和正史中常见的简洁的文学语言。”（Shen，2011：vii）对英语读者而言，桑德斯译本的文体处理和翻译方式大概是最周到的。他的译本有近150处详细译注，对书中出现的人名、典故、引文等作了注解，他甚至会给读者解释沈复为何称陈芸为姊。他认为，原著时间脉络不够清晰，因此在各章中分出若干小结，并向白伦与江素惠学习，制作了一份更详细的沈复年表附后，以帮助读者厘清书中相对散乱的时间线索。桑德斯将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分为家人、朋友、同事、历史人物等作为附录之一。关于书中内容他评价道：“现代读者大概会惊讶于沈复非常直接、坦诚地描述了自己与妻子陈芸二十三年的婚姻生活，比如他们初次相遇、他们的恩爱关系、他们共度的起落……此书常被解读为爱情悲剧，而不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清朝师爷（幕友）的回忆录。”桑德斯的评析综合了五四以来关于《浮生六记》的各种评价，在几个译者中他对此书的描述最为客观。

由于对该书文体和内容理解的差异，译者对于一些细节的处理也颇为有趣。此书第一章写道：“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沈复，2010：7）对其中“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一句不同译者的理解非常有趣。

（3）I would have loved for her to stay in bed with me longer each morning, but I had to admire her integrity, so I began to get up early with her.（Shen，2011：6）

（4）While I would have liked it if she could have slept more, I had to agree that she was right.（Shen，1983：26）

（5）I want to make love to her again; to hold her in my arms a little longer; yet I had such respect for her strength of character through the day we were inseparable, head together, as close as a man and his shadow.（Shen，2007：11）

对一般英语读者来说，理解新妇必须早起可能比较困难。桑德斯与白伦和江素惠的译本尽力保持了原意，但英语读者却感到一头雾水，得借助注释来理解。而布莱克的翻译背离了原意，有些小说化，却更符合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想象。她对新婚夫妻性事的强调很容易让西方读者想到中国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色情小说（英语汉学界对此译介和研究颇多）。也许译者觉得这能让主人公更像一个艺术家。类似细节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差异，另一方面也由于在英语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传统中找不到与《浮生六记》准确匹配的文体，就像汉语文学中找不到与乔叟诗集《坎特伯雷故事》对应的诗体一样。

四、被翻译照亮的原文

任何较真的翻译都是词与词的惊险碰撞，但必然也有许多惊人的创造。巴赫金（1998：416）曾归纳过母语给我们的方便：“词语面对使用母语的说话者，不是作为词典里的词，而是作为语言成分A、成分B、成分C等各种最不同表述中的词语，作为多种多样表述本身的词语。……所以，语言集体的成员一般从来也不会感到毋庸置疑的语言规则对自己的约束。”巴赫金之言十分在理，但感觉不到语言规则的约束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对母语的认知难免会有熟视无睹的盲点。我们习惯指责诗歌翻译会损耗诗本身，但笔者在《浮生六记》英译本的诗句翻译中却也看到了相反的可能。

《浮生六记》几个英译本对原作中的诗句有不同的阐释形态，我们会发现一种集体魅力。原文诗句与多个译本之间常常会形成有效的意义张力。就像置身于四面八方包围的镜子世界，诗句原文在四个译本环照下会显示出母语读者熟视无睹的微妙。请看全书第一句引诗“事如春梦了无痕”的四个英译文。

（6）Life is like a spring dream which vanishes without a trace.（沈复，2009：3）

（7）Life is like a spring dream/Which ends —and leaves no traces.（Shen，2007：3）

（8）All things are like spring dreams, passing with no trace.（Shen，1983：25）

（9）The past is a spring dream that fades without a trace.（Shen，2011：1）

苏轼这句诗点明了全书的主题和基调。“事”在原诗中显然有具体所指，指去年的此时发生的事。在沈复书中“事”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此处的“事”显然指作者经历之事。

林语堂和布莱克译为life（生活、生命、人生），白伦和江素惠与桑德斯分别译为all things（万事）和the past（往事、过去），三个译本对“事”有三个角度的理解。在汉语中“事”并没有明确表明这三层含义，但如果联系苏轼的原诗和沈复的语境，可以发现这三层含义都以某种形式接近了“事”的语境义，即万事悠悠，生命逝去，追忆与重构乃生命美感的重要源泉。

在古典汉语中“无”字之义并非只是没有。在甲骨文中其字形是人两手持物舞蹈，可能是某种祈神仪式，在卜辞、金文中则与“舞”同字。当代学者庞朴（1996：45）解释说：“舞是用以同‘無’打交道的手段，这个‘無’，不等于没有，只是无形无相，永远看不见，摸不着而已。也正因此，它倒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全无挂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更加上它被想象成事事物物的主宰者，因而它不仅不等于没有，简直成了统治万有的大有。”因此，“无”乃是对人看不见的世界的一个总命名。

四个译文分别为vanishes（突然消逝、绝迹），ends（结束或到达终点），passing（正在消逝），fades（颜色、光泽消褪）。ends强调结束，而另外三个词则或多或少都有进入肉眼看不见的状态之义，它们似乎更接近“无”的汉语本意。当我们以肉眼看不见的或神灵的世界来解释“无”，就会发现日常生活感慨背后的形而上学维度。诗句一方面讲的是悲剧性的生命虚幻感，另一方面暗示生命注定要回归人类感官之外、主宰全部生命的那个“无”的世界，回归天地大化。

上例中的两个翻译细节足以证明不同译文对原文暗处的照亮。德国文学批评家本雅明（1999：124）论翻译时有个精彩的比喻：“在原著中，内容与形式构成了一个整体，就像果肉与果皮一样，而译本的语言则像用宽大、满是皱褶的皇袍来包裹其内容。”以皇袍包裹果肉肯定是不如原作浑然一体的果皮包裹果肉，但是译者精心编织的皇袍亦能让我们看到另一种皮相与肉相。按本雅明的比喻，原作是作品的今世（life），而译本是作品的来生（afterlife）。我们一般都同意“他生未卜此生休”，但未卜的来生，尤其是翻译家给诗句原文精心设造的各种来生叠加在一起，往往会构成引人入胜的词语风景。根据现代翻译学初步达成的共识，把一种语言的意思尽可能地转移至另一语言其实就是以目标语展开对源语的阐释，这在诗歌翻译中尤其明显。翻译作为“他山之石”形成的创造性阐释甚至误读亦可能擦亮母语人对诗歌原文理解的含糊和盲点。

五、结语

晚清以来汉语文学的文体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至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组织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之时已经有较为明确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观念。对于新文学而言，这套文体观念可谓量身定做。但对《浮生六记》这样一部遭遇特殊的作品来说，就会遇见文学史上并不常见的尴尬。它固然可归入说部，但因其现世太晚，基本上只能算追认，而闺阁男女之事亦难入正统之文。新旧文体分类学更替引发的分歧成为其英译本在文体上不知所归的重要缘由。在内容的理解上，五四的眼光与西方读者的眼光也大相径庭。时至今日中国读者看到的可能不再是俞平伯眼中的五四时期家庭反抗主题之先行者，而是一种古典日常生活的美感。中华书局2010年的重版就将其列入“怡情书吧”，说它是“现代人浸润古典情怀的精神憩园”。在文化革新的年代它被文化先锋视为前辈，在传统失落的时代它被作为传统的象征。在不同译本中我们既看到了误解，也看到了理解汉语的种种新可能。围绕《浮生六记》的这些不同色彩的话语流一方面表明优秀文学作品天然的多面性和阐释的无限可能，另一方面也是20世纪古今中西的复杂交织远未完成的一个微观印证。

注释：

①林语堂的英译最早于1935年发表在《天下月刊》与《西风月刊》上，完整的英译本初版于1939年，本文所援引的是2009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的版本。

②该译本初版于1960年，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本文所援引的是此译本的再版，于2007年由Silk Pagoda出版。

③目前流行的几种清代散文选本都没有选《浮生六记》，包括《清代散文选注》（王荣初、蔡一平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清代散文选注》（祝鼎民、于翠玲选注，岳麓书社1998年版）和《清文选》（刘世南、刘松来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 Birch, C. 1961. Review of[J]., (4): 526.

[2] Shen, Fu. 2007[M]. M. Black (trans.). Rockville: Silk Pagoda.

[3] Shen, Fu. 1983.[M]. L. Pratt & S. Chiang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4] Shen, Fu. 2011.[M]. G. Sanders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5] 巴赫金. 1998. 周边集[M]. 李辉凡, 张捷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6] 本雅明. 1999. 作品与画像[M]. 乔向东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7] 陈寅恪. 1958. 元白诗笺证稿[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8] 范烟桥. 1927. 中国小说史[M]. 苏州: 秋叶社.

[9] 庞朴. 1996. 庞朴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0] 浦江清. 2005. 无涯集[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1] 沈复. 2010. 浮生六记[M]. 苗怀明评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2] 沈复. 2009. 浮生六记[M]. 林语堂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3] 吴趼人. 1959.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4] 俞平伯. 2008. 俞平伯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 曾朴. 1959. 孽海花[M]. 北京: 中华书局.

An Analysis of the Genre and Content in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WANG Shi-ke

Sincewas unveil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comments on whether it's a novel or an essay, whether i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ioneering voice of the feminism theme in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campaign 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fe aesthetics. These disagreements exist not only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but also in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Due to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genr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translator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content and different preferences of genre and approach.

; English translation; genre; content; disagreement

H315.9

A

1008-665X（2019）3-0086-09

2019-02-13；

2019-05-04

王诗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比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