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强



副文本与中国翻译话语的再考察（1949-1966）

耿 强

（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分析从翻译话语的角度考察译本的副文本对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通过梳理建国十七年（1949-1966）英国文学汉译本的序跋这两类副文本，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翻译理论“神化说”提出质疑。这一时期的译本序跋主要由出版者和译者负责，他们发挥意识形态守门人的功能，教育和引导读者按照社会公共话语的规范阅读文学作品。译者保持权威的批评者和谦卑的翻译者的双重姿态。理想中的翻译标准围绕着忠实、畅达、朴素、精简等话语展开。这一时期的翻译话语是社会主流或公共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受特定时期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影响，本身并不具有明显的自主性。翻译主要承担着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它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的游戏，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话语在改革开放后被国内学术界远离意识形态，走向美学和科学的诉求所抛弃，而“神化说”则被建构为建国十七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

主流/公共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副文本；“神化说”

一、引言

建国十七年（1949-1966）的中国翻译理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一时期由傅雷提出的“神似”论和钱钟书阐述的“化境”说。两者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罗新璋，1984：19）这一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理论内部占据了半壁江山，成为那个时代不容置疑的代表性理论。傅雷的“神似”论来自他在1951年《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巴尔扎克，1951)，但在发表之后的十几年里一直并未引起学术界甚至翻译界的关注和讨论（崔峰，2013；李春，2016）。钱钟书（1964）的“化境”说首次出现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此文首刊于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神化说”①在它诞生的那个年代因为种种原因并未获得如今天这般的经典地位，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翻译理论。这进而引出了一个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如果“神化说”并未在这一时期产生任何实际的重要影响，当时主导性的翻译理论到底是怎样的。

二、翻译理论及其来源

如果我们对四部重要的有关中国翻译理论的著述中涉及建国十七年时期的部分作一番统计和比较，以上问题便一目了然了。

表1 建国十七年中国翻译理论来源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绝大多数来自杂志，然后是报纸，其他如教科书、书信、译本序跋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傅雷的“神似”论来自译本序，钱钟书的“化境”说来自集刊。它们的来源都不是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的主流方式。与译本的序跋和注释相比，来自杂志和报纸的文章距离译本更远。前者其实可以看作是翻译活动的第一现场，“存有被宏大历史叙事所疏漏和屏蔽的诸多历史面影、细节及因缘”（李今，2017）。这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不应被忽视的来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根据上述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其实并未引起注意。

这一时期的主导性翻译理论其实应该来自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和文章，但它们在后来的文集和史书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迹。人们根本忽略了这一时期来自翻译第一现场的译本序跋、注释、封底等形式可能蕴藏的有关翻译的种种陈述。虽然傅雷的“神似”论有幸被发现并成为经典，但这仅仅是一个孤例。这一时期翻译实践极为丰富，产生了大量的译本，序跋和注释更是数量可观。面对如此众多的一手史料所形成的丰富矿藏却不予理睬，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本文认为，这主要在于认识上的偏误，认为译本的序跋和注释没有值得关注的内容，其中有关翻译的言说和陈述不是翻译理论。

三、翻译话语与副文本

上述认识的背后是观察事物的认知框架问题。“理论”一词在西方学术界专指客观性和体系性的知识，翻译理论自然承载了这个词所包含的逻辑性、客观性和体系性的内涵（张佩瑶，2004）。如果我们采纳这一认知框架，意味着接受了翻译理论是体系性和客观性知识这个前提。以这个作为标准衡量中国翻译理论，尤其是传统翻译理论，会认为中国并无翻译理论，或者说即便有所谓的（传统）翻译理论，也纯属随笔似的印象式评语或个人随感式的规定性陈述。它所用概念比较模糊，让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郭著章，1987），结果被赋予了负面形象。当我们考察某个时期的翻译活动时，由于没能发现体系性、客观性的理论陈述，就认为翻译理论方面乏善可陈。

本文用翻译话语这个概念代替翻译理论、翻译思想或译论等其他类似的概念。原因诚如张佩瑶（Cheung，2006：1-19）所言，这有助于突出翻译话语的生产性特征，并进而扩展翻译理论对象的范围。她所说的翻译话语涵盖两个方面，即“所有论述翻译的文章”，同时“也指所有翻译作品以及所有被视为是翻译（包括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以及各种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的作品”（张佩瑶，2004）。这一界定严格来讲仅仅指的是翻译话语在经验层面所产生的结果，前者是理论产品，后者是翻译产品。这一定义并未清楚地区分翻译话语虚实层面的复义。廖七一（2017）则将翻译批评话语视为一种语言交际事件，强调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事实。话语并非单纯指某种陈述，更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特定实践话题的知识的途径”（Hall，1997：6），是“一群陈述，提供一种语言，用于谈论关于某特定时期的特定话题；同时提供一种途径，用来表征关于某特定时期特定话题的知识”（ibid.：44）。本文在两个层面上使用翻译话语这个概念，一是有关翻译的一套知识、真理和陈述，二是这一知识、真理和陈述的生产过程。姑且可以把前者看作是翻译话语的诗学，而后者则是翻译话语的政治。翻译话语的这种双重性表明作为诗学的翻译话语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生产出来的，它最终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它作为一种知识和真理具有何种效果，其实是一种话语实践或政治实践。它的每个阶段都弥漫着权力的幽灵。这便是本文考察建国十七年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

采用翻译话语这一概念所带来的最直接结果便是副文本作为保存中国翻译话语一手史料的重要性被凸显了出来。所谓的副文本指的是“为了使作品现身，确保它以图书的形式在世界中在场、接受和消费”（Genette，1997：1）的种种伴随形式，包括标题、题辞、书名、序言、后记、注释、插图、封面等。法国叙事学家、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88：63）提出的副文本概念范围较广，除了指那些在作品内部的副文本之外，还包括距离作品较远的“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数据”，如访谈、回忆录、广告、有关作者的传闻和名声等。他甚至认为：“任何围绕文本的语境都可作为一种副文本。”（Genette，1991：266）如果说作品内部的副文本称作文内副文本（peritext），文本外部的副文本称为文外副文本（epitext），将两者相加就构成了一部作品的副文本（Genette，1997：5）。副文本指的就是围绕在作品周围，强化作品，并确保它以某种形式得以呈现、被接受和消费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伴随形式（耿强，2016）。序跋和注释是一部作品最常见的副文本形式。

四、建国十七年外国文学汉译单行本、序跋与翻译话语

1 汉译单行本

关于建国十七年外国文学翻译的情况国内已经有多个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出版目录可供参考（中国版本图书馆，1986；孙致礼，2009；王友贵，2015）。根据部分学者的统计（王友贵，2015），下面列出了建国十七年外国文学中的俄苏、英国、美国和法国文学汉译单行本情况。

表2 建国十七年外国文学（四国）汉译单行本出版情况

表2表明，十七年时期俄苏文学的汉译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十分符合建国后至60年代初期中国官方实施的一切向前苏联学习，“倒向社会主义”（毛泽东，1991：1473）一边的国家政策。要想获得有关这一时期翻译话语诗学比较完整的印象，必须将俄苏文学汉译本无遗漏地爬梳一遍，但这显然远远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而非全面整理这一时期的译本副文本。本文将选取这一时期译介仅次于俄苏文学的英国文学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尽可能多的译本序跋这两类副文本中所涉及翻译、评价、接受等方面的翻译话语，结合翻译话语政治评估它对再建构这一时期翻译话语可能具有的意义。本文使用的是孙致礼（2009）的统计数据，即231种英国文学译本。通过网络数据库检索和线下图书馆翻阅共实录译本178种。

2 序跋的形态、功能与内容

正文之前为序，之后为跋。178种译本里不是都有序跋，有些译本没有序跋，但是有内容提要。它将译本的内容高度概括，极为简要，和这一时期的序跋功能类似，因此也将其算作序的一种特殊类型。没有任何序跋的译本有13个，占7.2%，属于特例，165个译本都有序跋。

绝大多数译本序跋的形式虽然不一，但仍然能看出其中的特征。序跋的责任人是不一样的。可以将这一时期英国文学汉译本的序跋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出版者负责的序，往往以出版者的话、内容提要、卷首说明、出版说明等形式出现，来自79个译本，并未见到出版者负责的跋；第二，译者负责的序，经常以引言、译序、译本序、译者的话、译者前言、前言、前记、作者介绍、代序等形式出现，来自57个译本；译者负责的跋来自56个译本，形式有译后、译后记、校后记、后记、译者后记、译者的话等；第三，原作者负责的序，以作者序、序言、原序、原书序、作者引言、自序等形式呈现，来自23个译本，原作者负责的跋只有一个；第四，国外学者负责的序来自17个译本，其中13个出自前苏联学者之手，其余来自英美国家，跋则来自7个译本；第五，译者友人负责的序来自三个译本，跋来自两个译本。第六，没有指明谁负责的序跋，其中41个序和112个跋没有指明责任人。序跋最主要的负责人其实是出版者和译者。除去13例序跋都没有的情况，剩下的要么没有序却有跋，要么没有跋但有序。上述序跋的负责人会以复杂的形式进行组合，如序同时由出版者、译者和原作者负责，或者由译者、原作者、国外学者搭配等。最为常见的一种搭配形式是出版者负责的内容提要加上其他负责人的序或跋。

序跋的内容与功能主要和由谁负责有关。出版者负责最多的内容提要和出版说明以介绍作品梗概和评价作品思想性为己任，字数一般只有数百字，所传达的价值观是时代主流或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倾向于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视角，站在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罪恶作道德谴责和批判，如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内容提要中的叙述就十分典型：“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通过匹克威克先生等人游历的见闻，反映了英国十九世纪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多种多样的插曲，解剖了贵族、地主、资本家、政客、军人等上层人物的丑恶生活和丑恶灵魂，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司法制度和监狱等上层建筑的虚伪和腐朽；作者还以深切的同情为受尽苦难的下层善良人物发出了沉痛的呼吁。”（狄更斯，1961）它的功能显然是引导读者，规范某种阅读程式，提供了一种观看他者的视角和框架，用以区分社会主义的我们和资本主义的他们。

译者负责的序跋虽然会以译者序、译者后记等形式出现，但内容上可看作是出版者负责的内容提要的扩大版，往往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对原作者生平、创作经历、社会背景、原作创作手法、艺术特色、语言特征、思想意义、不足和缺陷等方面进行陈述、批评和批判。这部分的功能和内容提要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教育、培养、引导读者按照社会主流话语的期待和要求来阅读和解释作品的意义。这部分内容占据了译者序和后记的绝大多数篇幅，反而留给说明如何翻译的问题很少的空间。笔者以序跋里是否涉及翻译的陈述进行检索，发现106个译本的序跋无任何关于翻译的陈述，有翻译陈述的只有72个译本，占40.4%。在这40.4%的译本序跋中用三两段谈论翻译的共有17个，占整个译本数量的9.6%，其余的只是在最后一小段或仅用三五行字甚至两句话交代原本情况、译者翻译能力不足、欢迎批评指正诸如此类无足轻重的内容。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译本序跋的主要功能不是论述翻译本身的问题，而是发挥揭露和批判的功能，这完全符合党在不同时期所制定的文艺路线、方针与政策，如“双百方针”指出的“文艺……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同时也要批评旧社会和反面人物”（陆定一，1996：1138），或“文艺八条”指明的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1979）。译者和出版者一道发挥意识形态守门人的作用，通过评论和批判引导、教育读者按照某种特定方式解读作品。译者在十七年时期已自我遁形，隐而难见。至于其他类型的序跋，功能和以上两类相似，此不赘述。

3 翻译话语的诗学与政治

翻译话语政治规定了人们的实践方式，决定了人们以何种方式谈论或避开哪些翻译话题。从所谈论的翻译话题来看，最多的莫过于译者对原作者和原文的评价，可看作是对原文的一种特殊接受形式。突出的表现是译者对原作的批判具有一体化（洪子诚，2005：55-56）的特点，即在批判套路上呈现出趋同化的倾向。译者所写的各类前言、前记、译序、译后记等往往按照顺序从作者生平、创作经历、艺术特征、原作语言风格、主题与思想、不足和局限等方面展开论述。相当一部分译者会开篇迫不及待地援引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的话，从正面论证原作者和原文所具有的进步意义。还有部分序跋对作家的评价直接摘自或改编自前苏联的出版物，如学者的论述、英国文学史、大百科全书等。这说明这一时期学界对翻译文学“甚至言说方式都效法苏联”（廖七一，2017）的情况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译者的这一做法客观上起到了为自己的翻译提供某种合理性依据的作用。译者的批判遵循了主流的或者说党的文艺标准，将文学艺术视为“阶级斗争的武器”（陆定一，1996：1128），“用文艺的形式服务政治”（周恩来，1997：476；邵荃麟，1997：29），而“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首先是政治上的辨别，然后才是艺术上的评价”（黎之，1998：552）。译者熟练地操作这种主流话语，并且成为最专业的读者，发挥着批评者和引导者的作用。翻译话语构成了时代话语的一个方面，但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独立性或自足性。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译者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以什么样的口吻叙述。几乎所有的译者序跋使用集体化的“译者”、“我们”，或者不用称谓，少用或者不用“我”作为主语，几乎没有译者个人化或私人化的情感表达。只有在建国初出版的个别译本序跋出现了诸如“我要向巴金、陆蟊二兄竭诚道谢，因为在一切都如此艰难的时候，要不是他俩在各方面帮我的忙，尽力鼓励我继续译下去，我是一定不能把这部长篇名著译出来，呈献于读者之前的！”（迭更司，1952：v），“所以这书的错误恐怕是必然不免的，我的怅惘有谁能够知道呢！”（吉辛，1949：4）这两个例子中译者和朋友称兄道弟，或流露出怅惘的私人情绪，但它们都写于建国前，前者实作于1942年3月10日，后者实作于1944年9月12日。这种具有个人化特征的叙述语调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愈发显得与时代话语格格不入。建国后国家开始在文化领域统一治理，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掌握文化领导权”（李洁非、杨劼，2011：62），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冯亦代，2000：256）必须消除，不得不让位于阶级、人民、国家等主流公共话语，它是火热、昂扬和斗争的。知识分子要“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毛泽东，1938：5）开展自己的研究，改造自己脱离人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趣味和世界观。译者的序跋逐渐成为某种公共话语或主流话语的一部分，译者掌握了这种话语并扮演着对人民大众说话的权威者的角色。

译者对自己的翻译工作往往采取否定性的评价，保持较低的姿态。这种评价一般出现在整个序跋的最后。例如，于树生在奥尔德里奇（1953：4）的《外交家》译者前记中说：“在译述过程中虽会尽量参考并请教内行，错误恐仍难免，希望读者多提意见。”屠岸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重版前记中指出：“现在这个本子就是修改后重排的本子。可以肯定，缺点还是很多的，希望能从读者的批评中得到再改的机会。”（莎士比亚，1955：2）方平在他白朗宁夫人（1955：144）的《抒情十四行诗集》后记中写道：“这部十四行诗集有几处文字含义似比较艰深，而白朗宁夫人的作品我读得很少，更谈不到有什么研究或者全面的了解，因此在理解上是有困难的，译错和译得不精确的地方一定在所难免。……但愿将来我们有系统地介绍各国的诗歌，会有更有才能和修养的同志，用完美的形式把这部诗集重新译过来，并给这部诗集一个恰当的评价，这是译者所十分盼望的。”陈达和王培德在合译的萨克雷（1958：608）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译后记中提出：“译文的水平比原著相去太远，倘能刻鹄成骛，不至于画虎类犬，也就可以减少愧对作者和读者的心情了。”张谷若在狄更斯（1963：369）的《游美札记》译后记里说：“只恨译者限于笔力，不能很好传达原作的精华，这是应向读者抱歉的。”

译者采取这种自我否定性的评价恐怕不是简单的文人谦虚或客套之举。考虑到建国后全国掀起的一连串自上而下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不难想象那些特殊年代的时代话语，如“谦虚谨慎”、“向工农兵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个人主义”，均会左右译者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使之放低姿态，克服自己身上“资产阶级的老爷态度”（冯亦代，2000：280），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时代主流或公共话语在译者身上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身份意识，一方面，作为原作的批判者，译者化身为启蒙和思想引导者，表现出权威的身份姿态；另一方面，作为译者他们又放低姿态，谦虚谨慎向同行，尤其是人民群众学习，接受批评。译者无疑发生了分裂的身份认同，既显身又隐身。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译者序跋中很少谈论翻译问题。

如果说译者的序跋对原作的批评多，与之相反的是对翻译的认识、评价和陈述较少。主要使用“忠实”、“通俗易懂”、“畅达”、“信、达、雅”、“形似”、“神似”、“修辞”、“语法”、“精简”、“流畅朴素”等话语表述理想中的翻译，如“译文力求做到忠实于原文和通俗易懂”（黄嘉音，1956），“译者在译文方面，虽力求做到忠实和畅达，但是做到的程度一定还不够”（奥尔德里奇，1953：4），“译者相当地保持了原作的隽永有致的风格”（哥尔斯密，1958），“我们初次试译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信、达、雅三全的要求简直是‘畏途躔岩不可攀了’”（萨克雷，1958：608），“要把这种诙谐风趣而又尖酸刻薄的文字译成汉文，达到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着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威尔斯，1958：239）。

另有部分序跋谈论专有名词的翻译，翻译过程中请教同行和查阅资料的艰难，诗歌翻译格律的处理，以散文译诗体的无奈，对原文的删节和译述，对前辈译文的借鉴等，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常常为某一个词，某一个句子的不同理解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因此搁笔，等到意见一致再译”（狄更斯，1957：1）。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儿童读物的译本序跋不约而同地提到对原文涉及的宗教内容进行了某种删节，因为译者或出版者认为它们并不适合青少年阅读。例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李俍民译伏尼契的《牛虻》出版者的话写道：“两种俄译本都把原文里一些宗教气氛过浓和一些跟主要情节无关的繁琐的描写删节了，只是删节的地方不尽相同。我们以为这种删节并不违背原著的精神，而且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所以我们也根据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拿译文作了一些删节。”（伏尼契，1953）上海儿童读物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吕天石和黄卫一合译的查·金斯莱（1955：2）的《希腊英雄传》译者前言写道：“本书是一部古典文学作品，原作者是一个宗教徒，所以在他的文章里个别地方难免有些宗教气息。为了适合我国少年们阅读起见，有两三处被我们删除了，特此声明。”该社1956年出版的周煦良译查·金斯莱（1956：2）的《水孩子》译者序指出：“我的删节原则是删去那些宗教气味太浓厚的地方和不易为中国儿童了解而又与全书故事进展无关的地方。”对原文宗教部分的删节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从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出发指出宗教的本质是剥削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工具（龚学增，1997），是一种虚假而反动的意识形态。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家对少年儿童教育的重视，将少年儿童读物的意义提高到“培养新的一代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掌握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劳动者”（文化部党组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1996：183）这样一个高度。

五、结语

建国十七年英国文学译本序跋所体现出来的翻译话语可以看作是整个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缩影，其复杂性远非简单的“神化说”可以概括。首先，翻译话语成为社会主流或公共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受特定时期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影响，本身不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其次，译本的序跋主要来自出版者和译者之手，主要功能是从社会主流话语出发对原作进行分析和批判，是原作一种特殊的接受形式，呈现出一体化的倾向。不到半数的译本序跋简单提及翻译问题，且译者负责的序跋主要功能不是对翻译本身进行陈述和阐发，而是和社会主流文艺话语保持一致，发挥歌颂和批判的功能。译者扮演双重角色进行言说。一方面，译者是权威者，以社会公共话语而不是私人话语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和批判，发挥意识形态守门人的作用，教育和引导读者按照规定的方式阅读作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儿童读物的翻译对原作宗教内容的删节上面。另一方面，译者对自己的翻译持否定性评价，保持较低的姿态，谨慎而小心。最后，译者倾向于使用“忠实”、“准确”、“畅达”、“精简”、“流畅朴素”、“信、达、雅”、“形似”、“神似”等词语表述理想翻译的标准。这符合建国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流文艺话语，译文从某种程度上承担普及的任务。综上所述，十七年时期中国翻译话语主流认为，翻译主要承担着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它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游戏，而具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诞生于十七年时期的“神化说”并不能代表那个时期的主流翻译话语，之所以成为中国翻译传统的主干是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主动建构和经典化的结果。

注释：

① 本文采取朱志瑜（2001）的用法，将“神似”与“化境”合并简称为“神化说”。

[1] Cheung, Martha P. Y. 2006.[C]. London: Routledge.

[2] Genette, G. 1988. The Proustian Paratexte[J]., (2): 63-77.

[3] Genette, G. 1991. Introduction to the Paratext[J]., (2): 261-272.

[4] Genette, G. 1997.[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Hall, S. 1997.[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6] 奥尔德里奇. 1953. 外交家[M]. 于树生译. 上海: 文化工作社.

[7] 巴尔扎克. 1951. 高老头[M]. 傅雷译. 上海: 平明出版社.

[8] 白朗宁夫人. 1955. 抒情十四行诗集[M]. 方平译. 上海: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9] 查·金斯莱. 1955. 希腊英雄传[M]. 吕天石, 黄卫一译. 上海: 上海儿童读物出版社.

[10] 查·金斯莱. 1956. 水孩子[M]. 周煦良译. 上海: 儿童读物出版社.

[11] 陈福康. 1992.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2] 崔峰. 2013.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A]. 宋炳辉等. 润物有声——谢天振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3] 狄更斯. 1957. 艰难时世[M]. 全增嘏, 胡文淑译.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4] 狄更斯. 1961. 匹克威克外传[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5] 狄更斯. 1963. 游美札记[M]. 张谷若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6] 迭更司. 1952. 大卫·高柏菲尔[M]. 许天虹译. 上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

[17] 冯亦代. 2000. 悔余日录[G].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8] 伏尼契. 1953. 牛虻[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 哥尔斯密. 1958. 威克菲牧师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 耿强. 2016. 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J]. 外国语, (5): 104-112.

[21] 龚学增. 199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几个问题[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3): 75-81.

[22] 郭著章. 1987. 中国译学状况回顾与反思[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89-92.

[23] 洪子诚. 2005. 当代文学的“一体化”[A]. 洪子诚. 文学与历史叙述[C].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4] 黄嘉德. 1940. 翻译论集[C]. 上海: 西风社.

[25] 黄嘉音. 1956. 希腊罗马神话故事[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6] 吉辛. 1949. 威尔·瓦伯顿[M]. 朱厚锟译. 上海: 文化工作社.

[27] 李春. 2016. 《翻译通报》与建国初的翻译改造[J]. 文艺理论与批评, (4): 52-59.

[28] 李洁非, 杨劼. 2011. 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9] 李今. 2017.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第一辑隆重推出[EB/OL]. 现当代文学通讯, 12月23号.

[30] 黎之. 1998. 文坛风云录[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31] 廖七一. 2017.“十七年”批评话语与翻译“红色经典”[J]. 中国比较文学, (3): 35-48.

[32] 陆定一. 1996.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年5月26日）[A].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国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C]. 北京: 学习出版社.

[33] 罗新璋. 1984.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4] 毛泽东. 1938. 毛泽东论知识分子[C]. 北京: 教育出版社.

[35] 毛泽东. 1991. 论人民民主专政[A].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36] 钱钟书. 1964. 林纾的翻译[A]. 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37] 萨克雷. 1958. 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M]. 陈达, 王培德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38] 莎士比亚. 1955.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M]. 屠岸译. 上海: 文艺联合出版社.

[39] 邵荃麟. 1997. 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目前文艺创作上几个问题》的演讲词底一节[A]. 冯牧, 王又平.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二集[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孙致礼. 2009. 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40] 谭载喜. 2004.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41] 王秉钦. 2004.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42] 王宏印. 2003.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 王友贵. 2015. 20世纪下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1949-1977[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44] 威尔斯. 1958. 爱情和路维宪先生[M]. 梁奚译.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45] 文化部党组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1996. 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进一步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报告（1960年3月15日）[A].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国档案馆编研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C]. 北京: 学习出版社.

[46] 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 1979.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1962年4月）[J]. 文艺研究, (1): 139-144.

[47] 张佩瑶. 2004. 对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几点建议[J]. 中国翻译, (5): 3-9.

[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1986. 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1949-1977）[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49] 周恩来. 1997.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50] 朱志瑜.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化说”（前期）[J]. 中国翻译, (2): 3-8.

Paratext-base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from 1949 to 1966

GENGQia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paratex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from 1949 to 1966, and reviews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spiritual resemblance and the ultimate of transmuta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reface and afterword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ritish literature. The preface and afterword of translation in this period are primarily written by the publisher and translator, who play the role of gatekeeper to educate and guide Chinese readers to interpret the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according to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translator is also the authoritative critics. The ideal translation standard is fidelity, smoothness, conciseness and simplicity.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dominant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nonautonomous translation discourse in this period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s routes,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concerning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lation is used to debunk the enemy, educate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ideology. It is not a pure language game at all, but a powerful political weapon in defense of ideology. Translation discourse is discarded shortly after China’s reform. The domestic academia chooses to walk away from ideological criticism to aesthetics and science. The theories of spiritual resemblance and the ultimate of transmutation are the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 discourse in this period.

dominant political discourse;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paratext; spiritual resemblance and the ultimate of transmutation

H315.9

A

1008-665X（2019）3-0118-11

2018-06-04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建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研究”（2017BWY01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亚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重点招标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译介与中国形象的建构研究”（17APTIS02）

耿强，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翻译话语、中国文学对外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