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变形记》是卡夫卡笔下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经典之作，小说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为背景，通过小市民格里高尔的曲折命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畸形、扭曲的金钱观，强烈抨击了异化的现实世界。论文基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理论，分别从文中的三大对立入手，将金钱与自我的对立、动物与人类的对立，门内与门外的对立与格里高尔个体的异化、格里高尔周遭人际关系的异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异化联系起来，深入剖析主人公格里高尔及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异化”，以期加深读者对《变形记》主旨的理解。

关键词：二元对立 异化 金钱与自我 动物与人类 门内与门外

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塑造了一个象征的、寓意的、神秘的、梦魇般的世界，叙述了普通小市民格里高尔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于是渐渐脱离家庭、社会，最终孤独死去的悲剧故事。作者卡夫卡独辟蹊径，借格里高尔的遭遇用非传统、反传统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悖谬、荒诞、非理性的事件，并由此作为现实世界的缩影，映射出一个同样荒诞的资本主义社会，借以引发读者更深的批判与思考。

剧烈的矛盾冲突是小说《变形记》的一大亮点，这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分析法存在共通之处。结构主义语义学家格雷马斯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在语言之前，存在着一个思维层次。”所以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一些结构的成分后，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而这些关系或结构又总是体现为两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形成区别和对比，从而产生另一层次上的各自的意义，研究者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论文将运用二元对立理论对《变形记》进行解读，以“异化”为线索贯穿全文，从文中的三大对立入手，将金钱与自我的对立、动物与人类的对立、门内与门外的对立与格里高尔个体的异化、格里高尔周遭人际关系的异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异化联系起来，一一对应，层层推进，深入剖析主人公格里高尔及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异化”。

一.个体的异化：金钱与自我的对立

个体的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体的异化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个体生理的异化与个体精神的异化。小说中个体生理的异化表现为格里高尔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异化的结果是生理特征与生活习性的改变，异化前后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文本浅层的异化，本文不再加以赘述。个体精神的异化指的是格里高尔在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异于自由人的扭曲的精神活动，具体表现为格里高尔内心的矛盾冲突与对立，可主要概括为金钱与自我的对立。

作为个体异化的表现，金钱与自我的对立由表层结构的对立与深层结构的对立组成。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是文学结构主义中的两个向度。表层结构即是外在可感知的，而作品内在的意义不在内容中，而托寄于深层结构之中。在金钱与自我的对立中，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表层结构表现为格里高尔逃离的欲望与现实的压迫之间的对立，主人公格里高尔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一枚“螺丝钉”，深受现实压力的困扰，并由此产生了逃离的欲望，从而形成了内心中逃离的欲望与现实压迫之间的对立。而从表层结构由表及里深入挖掘后，深层结构指向格里高尔所处社会阶层背后的内在关系，即資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以格里高尔为代表的劳动人民自我意识与生存意识之间的对立，主人公格里高尔象征着异化的现实社会中的劳动人民阶层，他所面临的自我意识与生存意识的对立事实上也象征着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民所面临的普遍矛盾。

（一）逃离的欲望与现实的压迫

格里高尔是个终日奔波在外的旅行推销员，为谋生计而不得不听人摆布，平庸地过着机械而忙碌的生活。他战战兢兢，忠诚不二，像每一个底层的劳动人民一样，做着社会链条里永不停歇的一环。但人毕竟不是机器，格里高尔也始终面对着疲惫、劳累与精神的抗拒，他抱怨“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贵夫人”，而他却总是风餐露宿;他愤恨苛刻的上司压榨他的劳动力，消磨他对生活的热爱;他甚至不敢生病，生怕受到上司的责备。他不堪重负而渴望逃离，以每晚紧闭上锁的房门宣告着自己的抗拒，甚至幻想了痛骂老板的场景，但他想逃离又不得逃离，他肩负着父母的债务、家人的生计与妹妹的梦想，只能在现实的牢笼中过着一如既往的生活。他身上共存着逃离的欲望与现实的束缚，这二种力量的对立使他苦苦挣扎于功利的社会里，难以寻求灵魂的自由与精神的解脱。这是个体精神的异化。

（二）自我意识与生存意识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身心活动的觉察，是个体与外界交互的前提与条件。生存意识主要指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对生命存活的追求与保证。现代社会中，金钱作为生存的代名词，对格里高尔乃至整个家庭的生命存活至关重要。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他内心中生成了强烈的生存意识，也正是生存意识的极度膨胀与强化直接导致了他内心自我意识的变形、弱化，造成了两者的对立。

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显得焦灼而忧虑，他忧虑的是变形给他带来工作上的麻烦，而非变形本身。只要不对他的工作带来影响，那么变形似乎就只是一件无伤大雅的小事，他甚至没有什么生理上的不适。生活的重压下，工作和金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强烈的生存意识主宰了他的大脑，而自我意识几乎完全丧失。自我意识与生存意识的严重失衡下，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首先是社会的工作者和生产者。强烈的戏剧讽喻效果就此诞生了。

金钱之于格里高尔不再是货币符号，而是现实的象征、生存的代名词，这是个体精神的异化，也是群体精神的异化。在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指导下，人们的生存意识与自我意识严重失衡，甚至健康与生理结构已经失去了同自我的必然联系，而仅仅与工作相关，经济需要决定了思想和判断。这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带来的个体的异化。

二.人际关系的异化：动物与人类的对立

小说中人际关系的异化指的是在环境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化为单一的受金钱支配的经济交往联系。与格里高尔自身的异化相比，格里高尔周围人际关系的异化则更具变化性和矛盾性。甲虫躯体与人类思想的矛盾是变形后的格里高尔面对的首要对立，这一对立看似属于个体的异化，实质上却直接引出了更为激烈的对立冲突，即格里高尔渴望以人的身份被人接受与始终不被接受的对立。假如说格里高尔不被社会认可、接受是人际关系的初步异化，那么格里高尔家庭中利益与亲情的对立便是人际关系的进一步异化。变形后，家人受到利益的驱逐，原本深厚的亲情霎时间荡然无存，以亲情维系的人际关系被残忍打断，造成家庭伦常、亲情的异化。

（一）甲虫躯体与人类思想

在结构主义中， 二元对立双方相异而又重新联合，联合是复合结构，多元关联， 多方面的统一。变形之后格里高尔拥有了甲虫躯体，他的“身子宽得出奇”，还有“无数双细小的腿，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但人类的思想却没有因为身体的变化而消失，思想中的他仍是这个家庭的中流砥柱，而身体却一夜之间异化为行动不便、外貌丑陋的甲虫。此时，甲虫躯体与人类思想互相对立却又重新联合，在格里高尔身上达到了统一。

甲虫躯体与人类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使他难以接受自己的变化，甚至完全无法顺利地用思想控制自己的肢体完成动作。但正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他才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这是他以往在工作世界中完全遗忘了的）。变形后，人类思想的保留维持了他原本的善良和温情，丧失了工作能力和经济来源的他仍试图为家庭做点什么，甲虫的躯体庞大而丑陋，可他的内心却是美好而善良的。丑陋的外貌与善良的心灵共存于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身上，可肤浅的人们只看到他虫的外形，看不到他人的心灵，他渴望被当做人，渴望被理解而始终不得，正是这种渴望被理解的内心与始终不得理解的现实的对立导致他彻底被抛弃，走向形体毁灭的悲剧。

（二）利欲熏心与亲情消逝

格里高尔的一生有两种生存形态，一种是变化前的人类，一种是异化后的甲虫。变成甲虫以前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承担着一家人的开销，也因此备受家人的赞赏与喜爱，与父母、妹妹之间都有着深厚的亲情。而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经济来源，彻底沦为了这个家庭的附庸。变形彻底改变了他的家庭生活，成为了他美好生活悲惨结局的分割线。生活的面纱慢慢被掀开，父母和妹妹为了生存只能外出打工，并将房子出租给房客，而困在甲虫躯体中的格里高尔即使是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加持，对家庭来说也无异于一只甲虫。他的母亲常被他吓到晕厥，父亲粗暴地重创了他的躯体，负责照顾他的妹妹逐渐显露出厌恶与嫌弃。原本通过血缘与情感维系的人际关系如此轻易地被利益所打断了，最亲的亲人在利益的驱逐和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淡漠了亲情。利益与亲情的对立使一切的自私与丑陋都被暴露了出来，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纽带——金钱一旦断裂，家庭伦常、人际关系也就发生了裂变。

绝望的格里高尔最终在内心的凄风苦雨中孤独地死去了，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大工业生产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缩影。人们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而传统的以情感、宗法维系人际关系异化为以金钱、利益为纽带的人际关系。金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支配人际关系的唯一权力，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经济能力，就会被家庭、社会强制脱离，这是超乎变形的荒诞。

三.现实世界的异化：门内与门外的对立

罗曼·雅各布森进一步提出了语言学上的二元对立模式：隐喻和转喻。在《变形记》中，“门”是作者反复描绘的一个主要意象，在格里高尔变形前后都是阻隔他与现实世界的分割线。“门”本身是内外关系的转喻与隐喻，“门”内是主体私密孤独的空间，“门”外是异化了的现实世界，变形前主體渴望通过紧闭房门而躲避社会对他的异化;变形后主体企图走出房门而追求与人类的同化。

（一）躲避异化与屈服异化

异化的现实世界之于格里高尔仿佛是银河中巨大的黑洞，一方面，它暗含的金钱与利益正如黑洞的巨大吸附力不断吸引着人们探索，另一方面，它给人们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异化便如同坠入黑洞后遭到的万劫不复的毁灭。因此格里高尔置身于异化的现实世界，始终存在着表层人性屈服与内心深处抗拒的矛盾与冲突。

变形前的格里高尔是社会里的一枚普通的“螺丝钉”，终日兢兢业业，吃苦耐劳，接受领导的差使，顺从公司的调遣。长期身处在异化、扭曲的社会环境中而不能脱身使他慢慢地被社会所异化，而他却不得不屈服、顺从来自社会的力量，因为这是他苟且于这个残酷世界的唯一办法。现实迫使他成为一个“顺民”，但他内心却充满无奈和不满，他不满他的职业，抱怨是份“累人的差事”，不仅饱尝四处奔波之苦，还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感叹与人之交总是流于表面，难以交心;他痛恨老板的官僚主义，想象着以老板居高临下的态度痛诉他的种种不是，气得他从办公桌上摔下来。因此他的潜意识却始终有一种对于个人封闭空间的追求，他习惯在晚上锁上房门，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以此来暂且躲避外界的异化。只有锁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才能脱去社会的生产者、家庭的顶梁柱的身份外衣，真正地做回格里高尔，释放自己的情绪与不满。

格里高尔在现实的重压下不得不向社会的异化的低头，可他终归渴望逃离这个异化的世界追求灵魂的自由，但仅以他渺小的力量，无法与整个社会抗衡，因此他只能选择以封闭自己来躲避社会的异化。躲避异化与顺从异化是两股共存于格里高尔身上的力量，没有任何一股能强大到将另一股吞噬，他就在这两者的对抗中不断挣扎、不断克服自己。

（二）追求同化与抵抗异化

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不复从前的模样，成为了一个背着甲壳的可怜人。他丑陋的外表让所有人都敬而远之，他的一腔孤独无处诉，满腹苦闷无人知。但人终究是群体动物，孤独的折磨如利刃般抹杀着他的意志，因此他想打开那扇房门，开始追求自己与他们的同化。他迫切地想要走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可他三次爬出房门，换来的却是父亲的动怒、动武和母亲的惊吓、晕倒，就连唯一照顾他的妹妹也在不久后弃他而去。家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外人。公司代表上门探听情况，看到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便“突然间转过身子，努着嘴，肩膀在不断的抖动着”。显而易见，当他极力追求自己与他人的同化，渴求获得理解的同时，他的家人和同事也正在排斥、抵制已经异化的他。这里的门指的不仅是房门，更是象征着他与人类社会的隔膜与距离，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抵制少数异类的标志。这是门内与门外的对立，也是追求同化与抵抗异化的对立。门内的格里高尔渴望同化，门外的正常人类排斥异化。

变形作为格里高尔命运改变的转折点，同样也是他内心躲避异化与屈服异化的对立转变成追求同化与抵抗异化的对立的关键，变形前的他以锁住房门来躲避异化，变形后的他以走出房门来追求同化，这里的门最终代表了人们在生存中进退两难的状态。在异化了的现实世界里，人们无法抵制异化，人们也同样无法被社会同化，无论人们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人们走到门外或者待在门内，总会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境。

本文以《变形记》中的三大对立，即金錢与自我的对立、动物与人类的对立、门内与门外的对立分别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个体、人际关系与现实世界的异化。这其中的每一种对立以常人的角度看来都显得如此荒诞与离奇，但看似荒诞离奇的故事正是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驱使下，残酷的现实束缚着每个人的身心，畸形的社会和生存的压力使许多人精神被扭曲、异化。小说以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指导下人们追逐利益，抛弃人性与情感，逐渐被社会所异化的现实。

参考文献

[1]梅笑寒.卡夫卡的“门”——试析小说《变形记》中的意象隐喻[J].时代文学，2015（07）：79-81.

[2]米海燕，欧德良.《屋顶丽人》的结构主义解读[J].河池学院学报，2009，29（6）：37-41.

[3]沈洁瑕.试以二元对立解读《一小时的故事》[J].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3（02）：94-96.

[4]宋艳.二元对立视角下对《野草在歌唱》的解读[J].语文建设，2014（03）：31-32.

[5]王璐，乔阳，张哲.卡夫卡《变形记》——荒诞的故事与生活的真实[J].名作欣赏，2014（15）：55-56.

[6]王佳音.异化的社会，宿命的抗争——卡夫卡的《变形记》解读一种[J].沈阳大学学报，2005，17（03）：73-75.

[7]肖晏，王伟.《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构主义解读[J].文教资料，2007（2）：68-69.

[8]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47，339

（作者介绍：范佳颖，宁波大学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