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彦汝 孙立春

内容摘要：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文坛产生了大量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战争文学。火野苇平凭借《士兵三部曲》而蜚声文坛，但战争结束后，他因为被追究战争责任而痛苦不堪，最终于1960年服用安眠药自杀。本文主要通过对火野苇平战时和战后作品的文本解读，发现他战时和战后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对自己战争责任的认识和反省都不到位。

关键词：火野苇平 战争观 战争责任

一.战时：“忠君爱国”的圣战呐喊者

1938年2月，火野苇平的《粪尿谭》获得了第六届芥川奖。当时的火野苇平正作为杭州警备部队一员驻守在杭州，为此军部还特地派遣小林秀雄从日本专程来到杭州进行颁奖。这种超乎常规的授奖方式无疑是对火野苇平的一种鼓励与隐形的要求，为之后火野苇平在火线上从事战争的宣传与文学活动埋下了铺垫。同年4月，火野苇平就被派往华中派遣军报道部，5月随军参加徐州会战，并以徐州会战为题材创作了其代表作品《麦与士兵》，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紧接着同年11月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发表了《土与士兵》，12月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发表了《花与士兵》。之后陆陆续续辗转战场，先后参加了汉口作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海南岛作战，并以不同战场为题材发表了《海与士兵》（后改为《广东进军抄》），《东莞行》，以及《海南岛记》等等作品。之后，《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別出版单行本，火野苇平总称为《我的战记》，评论者则称为“士兵三部曲”，这三部便是火野苇平的侵华文学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作品的大量发行给当时日本国内喧嚣的军国主义气焰推波助澜，鼓励着全民加入这场不义之战中。“对这种不义之举，竟然有的评论家还坚持认定火野苇平的作品与一般颂扬侵略战争的文学有别，更有评论者认为火野苇平在某些地方表现了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表现了对战死的中国士兵的怜悯之情，而认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义”的。”（王龙，2015：89）但遗憾的是这种“辩白”无疑是荒谬的，在处于一个受军国主义驱使，人人身陷战争狂热的年代下，身为军人兼从军作家双重身份的火野苇平也沉浸在为“报效祖国，效忠天皇”的迷乱氛围中，成为宣传军国主义的文字工具。

火野苇平曾自白过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从获奖的那刻起就已经定格。而火野苇平作为作家定格的那个昭和10年代却是片冈良一所说的“……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国粹主义、军国主义、右翼、以及诸如此类词语将昭和十年代染上卡其色的时代。也是无法忘怀的最坏的时代。”（田中艸太郎，1971：30）在那个年代日本国内早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热潮，军国主义风行，言论和思想都受到了严酷的控制。一批又一批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者在日本政府的残酷镇压下纷纷“转向”，宣布脱离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阵营，为日本法西斯政权服务。仅剩下少数还顽强抵抗的拒转向者，要么流离失所，要么遭到严刑拷打致死。1935年前后，日本国内左翼作家或无产阶级文学的反战文学几乎销声匿迹，日本文坛就此步入了“最坏”的黑暗时代。在这样一个政治高压与严酷思想控制的时代，火野苇平也迅速被卷入这场黑暗潮流的漩涡之中，与日本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摇身一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呐喊者，成为侵华战争的帮凶。

在前线，火野苇平一手握钢枪，一手持笔杆书写着战争的谎言，以掩饰日军的恶行，达到宣扬“圣战”的目的。关于战时火野苇平对侵华战争的态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他以战场为题材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来探讨。

（一）日军形象

身兼军人与作家的双重身份，给了火野苇平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相比与其他走马观花式的从军作家，切身经历枪林弹雨的火野苇平对战场、士兵的描述则更“真实”且令人信服。在《士兵三部曲》中，首先就对日军形象进行了塑造，在他的笔下，日本士兵都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在艰苦的行军环境下他们会为了报效祖国而咬牙坚持，在生死离别的战场上他们会依依相惜，在异国他乡也会油然生出思乡之情，他们都是一群“真实”的普通人。在《麦与士兵》中，作者描述日军在漫无边际的麦田里行军，黄沙尘土和跋涉的汗水染黄他们的衣服和毛巾，散发出阵阵臭味，然而没有替换的衣物只能将就。“不停的行军路使脚底生出了水泡，忍痛涂上碘酒，踩烂水泡，像虐待自己的双脚一般继续行军。双脚已站不住般的剧痛，觉得快不行了，但咬咬牙又继续坚持了下去。……我看着士兵这些又脏又烂的脚，感受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东西。”（尾崎士郎，火野葦平，1968：350）诸如此类描写战场上生活条件的艰苦，体现士兵“吃苦耐劳”形象的描述在《士兵三部曲》中多次出现。此外，还通过美化日军，塑造出“忠君报国、正义高尚”的高大形象。比如，在《海南岛记》中面对中国军队发出的招降宣传，日军的态度是“……支那军队拼命的呼吁，却招来日军的反感，反而加强了日军满腔燃烧的爱国心。”。在《土与士兵》中，“为了祖国而奋勇前进，这比什么都简单而又单纯。也是最崇高的事情。为此，我们前进。在战场上，被枪弹打中将要死去的时候，大家嘴里只知道喊出‘大日本帝国万岁”。（王龙，2015：106-107）“看到好几个抬着负伤的战友逃跑的敌人，日本人果真是不行呀，该说是多性情呢还是说容易心软，看着这些敌人，还要开枪射击这种事实在是令他们感到厌恶……”，这些本是侵华战场上杀人如麻的日本士兵在火野苇平的笔下，却被塑造成富有“人情味”、朴实真诚的正义形象，充满着“庶民”的色彩。有人指出“庶民性”正是火野文学的特点之一，这些表现庶民性内容描述也体现了火野苇平作品中带有“人性的”色彩。但这些所谓的庶民性就如进藤纯孝所说、“不过是基于‘与历史的发展方向一致、基于‘在狂热军国主义的驱使之下而产生的事实。”（前田角蔵，1983：21）很明显，火野苇平在战时俨然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拥护者，在这种基础上创作出的战争文学又何来“人性”，更谈不上“人道主义”。在这些作品中，民众只能看到“忠君爱国、正直高尚”的日军的美好形象，却看不到掩盖在美好光环下那罪恶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