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代新诗中的叙事常体现出非自然的特征，当今许多读者对这类叙事的解读存在着偏差。本文将当代新诗中的叙事放在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中，借助非自然化的阐释路径对其进行考察，以求能更好地解读新诗中的这些叙述，继而从艺术性的角度对非自然叙述的理论内涵进行反观。

关键词：当代新诗 叙事 非自然化阐释 元诗

当代新诗常因晦涩难解之名而受到诟病和冷落，而它的难解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中的叙事的非常规、非自然造成的。虽然诗歌不是典型的叙事性文本，但叙事也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诗歌中常被运用到的手法。对一般读者而言，文学作品中的事件是作品内容的重要部分。虽然在一些诗作中叙事并非重头戏，但对其中的叙事的不解所引发的认知和阐释上的焦虑往往会格外得大。随着当代新诗创作理念和技法的革新，诗歌中的叙事也越来越呈现出某些非自然性，使读者们感到陌生，产生了不解和认知偏差，难以真正地进入这些作品。面对新诗中的这些叙事，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解读方法，比如非自然化的阐释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新诗中的叙事，并不优先地指涉那些九十年代的所谓的“叙事转向”的代表性诗歌或其代表性诗人的作品，而是广泛地去讨论新诗中运用到叙事的地方，这里要讨论的非自然的叙事也常会出现在叙事性不那么强的新诗作品中。只要诗中有体现关于叙事的本质性的东西，并有助于本文的对非自然阐释路径的思考，那它就是值得讨论的。

正如阿尔贝等人在联名发布的非自然叙事学宣言式的文章《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超越模仿模式》中所说的，“很多关于‘叙事（narrative）的定义都带有明显的模仿偏见，都把日常的现实主义文本或‘自然叙事看作是叙事原型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些定义过于宽泛地聚焦于这样一个想法，即叙事是以真实世界为模型的，由此忽视了叙事中很多被詹姆斯·费伦称为虚构的有趣元素”。[1]这种肇始于《理想国》的模仿偏见影响深远，它在读者们阅读作品中的叙事的过程中所带来的束缚至今没有解除。而近年来兴起的以反模仿为理论基础，以“反模仿叙事”为研究对象的非自然叙事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打破模仿偏见重新认识叙事的契机。

诗歌虽不被看作典型的叙事文本，但自古以来诗歌中叙事部分的阐释也往往同样承受着要与现实世界对应的压力。现当代以降，诗歌越来越被认为是语言的艺术，探讨诗歌自身的“元诗”的潮流也渐渐兴起，诗歌自身的建设合规则越来越得到认可，创作上的非模仿、反模仿的现象越来越多，并越来越是有意识的，当代新诗中的叙事的非自然性也越来越值得关注。新诗中的这种情况与当代小说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由于诗歌不同于小说，其核心是语言，所以叙事在新诗中的功能、形式是独特的，叙事的非自然性的产生与阐释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阿尔贝说过：“尽管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聚焦于小说，但是我们的建议是非自然特征是构成大多数叙事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性特征”。[2]将当代新诗的一些非自然的叙事现象放到非自然叙事的理论框架汇总进行考察，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阅读诗歌，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从艺术性的角度来发掘认识非自然叙事及大的叙事概念的内涵。有一些非自然叙事学家提倡对非自然叙述进行自然化的阐释，也有一些理论家坚持非自然的阐释路径。本文正是选择了非自然的阐释路径对新诗中的叙事进行考察，这一来考虑到一些新诗作品自身的特殊旨趣，一来也是为了更好地从艺术性的角度去反观非自然叙事理论。

一.作为组织词语的工具的叙事的非自然化阐释

早在超现实主义诗人那里，这样的实验就被做过：将写了不同词语的一些小纸片随意拼贴成一首诗。这样的诗作中可以没有叙事，当然也常会出现叙事。这种写作行为有非模仿性，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也不能以那种模仿现实世界的认知框架去阅读和阐释。这样一种有的，小说难以像诗歌这样把只词语当做整个作品的主角。这种实验看起来游戏性质很强，但它显示出了诗歌的某种本质，诗歌的核心是语言文字。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以呈现词语为主要工作的诗歌也是当代新诗中的重要一支，而这类诗中的叙事只是组织词语的工具，而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比如诗人牟才的诗歌写作就有一种鲜明的“词语万花筒”的特征，而在他的诗中我们也总能读到一种对叙事的运用，且看他的《玫瑰的深渊》：

夜在更早些时候，你把手

探入致密的海马里。

磷火上窜，男人飞入跳动的绿皮车，

双唇颠颤。有物体沉入了黑。

你偶尔也在灿烈和明媚之中打转，

不去辩明黑的轮廓，如海水涨潮，

如碎石子从山顶滚落。可是男人

奔走在黑的游乐场，咽下一棵大型植物。

西西弗，他从木头与责任的缝隙内

递出一张纸条。潮气呛人，

茂盛的雾水沿玻璃滑下，发出笑声，

发出人群的金属音，发出暗。

你必须返回水池内，玫瑰丛，

徒手爬上山崖，男人的咳嗽尖又硬。

去抚摸一次恐惧，你和他之间，

长满老茧的橘子，你看着他跌落。

快乐的人儿就要长出小太阳，

你走入他們，带着歉意。另一些时候，

你只身返回林中，言语蜷曲，

注视一根蛛丝自崖顶悬下，如中子星。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叙事，但感到这叙事完全没有来自于模仿的压力，事件在此是填装这些绚丽的词语的容器。但也绝不能说事件在此是可有可无的，是叙事让这些词语更有组织感，更好地搭配起来，更加情境化而能更好地被读者感受，这是叙事在此的特殊功能。而如果读者在面对这种服务于词语的叙事时，仍纠结于其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用现实中的逻辑去分析其中前后情节的因果，那就难免将南辕北辙迷失路径。

也许正因为诗歌不是典型的叙事性文本，其在叙事上相对的低焦虑使其在运用叙事时得以更轻易地摆脱模仿偏见。当叙事只是被当成一种工具而被使用时，只要它的功能达到了他就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它已对这个文本负责，而无需再对现实世界负责。这种阐释路径与尼尔森的“非自然化阅读策略”（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中所要求的不诉诸真实世界的阐释框架，反而将目光转到虚构艺术本身的主张相似。24如尼尔森所说的，“非自然阅读”不同于“自然化阅读”，因为在涉及逻辑、物理、时间、表达、框架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真实世界的条件与局限性运用到所有的虚构叙事中。

还有很多新诗作品虽不是这么典型的词语拼组游戏，但也普遍地用到把叙事作为组合、推进词语的工具的手法，在这里叙事的功能是不同于小说的，叙事的非自然性的产生与功能也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诗歌注重音乐性的这一特性也对其叙事产生独特的影响，一些诗歌主要是声音的游戏，而叙事在诗中成了组织词句的声音的工具。如王敖的《双绝句》中“报数人敲打抱柱人，期待水上的飞人/玉人的心环与愚人的心花，两星脑钉的微光/倒装你，为反衬谁，深壑之下仍有暗河”。又如柏桦在谈自己的诗作《下午形而上几何练习》时所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练习（句法）和修辞练习（词法），仅关乎音而不关乎义”。这种搞法在新诗中并不少见，而这种声音游戏中呈现出的叙事也需要非自然化的阐释。

二.元诗中的叙事的非自然化阐释

元诗的风潮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诗坛兴起，并至今未艾。诗人张枣在《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作姿态》中指出元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诗歌言说的完成过程是自律的（autonomous），它的排他性极端到也排除任何其他类型的艺术形式的帮助。它只基于语言本身的实体性，因而诗歌写作的困难只有通过写作机制内部纯粹的诗歌努力才能得以克服”，是要“将写作视为是与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关系”。[3]这种元诗的写作思路，也为诗歌中的叙事的非自然性提供了新的产生形式。

尼尔森在展示其非自然化阅读方法时，举了坡的短篇小说《椭圆形画像》做例子，他指出这篇小说在很多方面讨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很多层面上呈现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冲突，故事为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框架。这也体现了他要摆脱真实世界的框架，而将目光转到虚构艺术本身的阐释思路。在面对元诗中的叙事时，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非自然化阅读方法，因为在那里自然现实不是模仿的对象，而是帮助诗人进行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有时不止是非模仿（non-mimetic），而且达到了反模仿（anti-mimetic），如坡的小说那样呈现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冲突，并像理查森所说的那样去“违背模仿期待、现实主义经典和自然叙事规约的叙事”。

《朝向》这篇文章中，张枣在分析孟浪的《冬天》时提出“只有与赤裸的现实进行对质，诗歌才能抵达自律与纯粹”，其态度不可谓不鲜明。而在分析柏桦的《悬崖》时，他又说“那些在虚构风景里陪伴这场生理旅行的历史角色，从一开始就化为了一个语言风景，一个只有依赖语言才存在的现实，它随着旅行者（诗人）的命名过程而一步步同时向前行的步伐展开？”。在这里对“生理旅行的叙事”只是“一个语言风景”，现实依赖于语言才存在并被展开，因着帮助探索诗歌语言的功能，叙事的反模仿、非自然的特征被发掘出来并实现了价值。而我们在阐释这些叙事的时候也就必须把它们放到元诗理念的大框架中，通过这种非自然化的阐释路径去解读它们。

三.与小说的非自然化阐释的比较及文体规约问题

新诗中叙事的非自然化相较于小说中的，其独特性在前文已有提及，首先在产生上它有独特的土壤。由于诗歌与小说所关注的核心的不同，叙事在这两种文体中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功能。诗歌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在语言上的的自律自足，一首诗可以只是词法、句法、语法的探索与呈现。新诗中的叙事可以只是组织串联词语的工具或是“进行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工具，而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叙事不是叙事，相反地，这种叙事更引发我们对叙事这个概念的新思考，它的目的和功能使它天然地拥有反模仿、非自然的基因，而这种基因的来源是小说所没有的。

因此，新诗中的叙事的非自然化阐释要考虑到诗歌独特的任务和理念。而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叙事作为叙事这个大概念的一个子集，对它的研究将回到对叙事概念的整体关照。对当代新诗中的叙事的非自然化阐释，除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阅读诗歌外，也是对叙事的“模仿偏见”的一种反抗，为挑战旧的常规的阐释框架做出贡献。

另外一个问题是非自然叙事学家们提到的文体规约的问题，神话、语言、科幻小说等这些文体中的叙事中一些常出现的非自然现象会因弗鲁德尼克所说的通过“增加使用”的方式被规约化、“减轻怪异性”，继而成文某种文体的规约并在阐释中被自然化。比如阿尔贝的自然化阅读策略的第六条中对动物寓言中会说话的动物被典型化的阐释。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其叙事的非自然性是否也将被规约呢？笔者觉得这是很困难且也没有必要的。首先诗歌作为一个大的文类包容性很强，不同诗作的技法、理念差异很大，作品的叙事中呈现出固定的非自然内容对象;其次新诗追求各种探索和突破而没有在叙事上寻求某种固定的规约;再者，即使读者认识到并习惯了对新诗中叙事要做非常规的解读，那也应是接受了要对这些叙事做非自然的阐释的路径，而不应是将其自然化或规约化。将这些叙事自然化也是没有必要的，正是非自然化的阐释才能让我们感受到不同于自然现实的诗歌艺术自身的魅力和含混性的美。

四.结语

面对当代新诗中这些带有非自然特征的叙事时，自然化的阐释方式是不是也可行呢？事实上也已有不少人在做类似的解读。但笔者认为在这里非自然化的阐释路径更应该被提倡发扬，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叙事在詩歌中的地位的特殊性使它常常不以模仿自然现实为目的而出现。且诗歌往往以不遵循并破坏逻辑、明确为己任，追求含混的效果。正如尼尔森所说的：“自然化阅读可能会对那些喜欢解释或想最终解决文本的不一致性和含混性的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一些像我这样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许多自然化的解读试图把文本中蕴含的含混意义都给消除掉了”[4]，唯有非自然化的解读方式能更好地把握许多诗歌的艺术旨趣。

而且非自然化的阐释路径对当代新诗中的叙事进行考察，也能避免用真实世界的认知框架来消除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性，让我们更好地从艺术性的角度来发掘非自然性的叙事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扬·阿尔贝、亨里克·斯科夫·尼尔森、斯特凡·伊韦尔森、布莱恩·理查森著，尚必武译.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 超越模仿模式[J].叙事（中国版），2011（00）

[2]同上

[3]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M].张枣散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74

[4]尚必武.叙事的“非自然性”辨微： 再论非自然叙事学[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5（3）

（作者介绍：陈玉伦，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