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蕾,王俊杰,王济东,于甬华,张颖东,张永,崔迪

(1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北京 102200;2山东省肿瘤医院)

在全球范围内肺癌是发病率和病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我国2015年肺癌特异死亡率为39.81/10万，患者预后差[1]。近年来全球肺癌发病率和病死率呈增高趋势，肺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随着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等新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用于NSCLC治疗，患者的生存期得以延长[2]，但对于已出现淋巴结转移者，5年生存率明显降低[3]，因此对高危人群进行有效筛查和早期诊断是提高疗效的关键。巨噬细胞抑制性细胞因子1(MIC-1)亦称为PTGF-β，是TGF-β家族成员，是野生型p53的直接靶标[4]。MIC-1作为一种分泌蛋白，能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的信号传导方式，参与细胞增殖、凋亡等过程，并且在细胞迁移和血管生成中发挥作用。除了胎盘和一些神经组织外，正常生理条件下通常检测不到，而在恶性肿瘤、心肌梗死和应激状态下其表达高度上调[5]。血清MIC-1水平与肿瘤进展密切相关，血清水平升高与肿瘤的分期、分级等相关，如结直肠癌[6]、肺癌[7]等。MIC-1有望成为肿瘤进展和转移的生物标志物。MIC-1具有抑制肿瘤的作用[8]，如促进细胞凋亡、细胞周期停滞和抑制肿瘤细胞转移等，但亦有报道，MIC-1在肿瘤晚期有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的作用[9]。2015年3月～2017年3月，我们对104例NSCLC患者血清MIC-1水平进行了检测，探讨治疗前血清MIC-1水平在NSCLC诊断及靶向治疗效果预测中的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5年3月～2017年3月我院收治的104例NSCLC患者(NSCLC组)，纳入标准：①患者经细胞学或组织病理检查证实为NSCLC；②既往未接受过放、化疗及靶向治疗等治疗；③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④CT、MRI等影像学检查资料完整，能确定临床分期。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②合并其他严重的心肺肝肾等器官疾病；③临床资料或随访资料不完整。NSCLC组中男62例、女42例，年龄38～78(58.6±6.30)岁。肿瘤直径≤3 cm者68例，>3 cm者36例；NSCLC病理类型：肺腺癌78例，鳞状细胞癌12例，大细胞癌14例；肿瘤分期：Ⅲb期43例，Ⅳ期61例；肿瘤分化程度：高中分化74例，低分化31例。EGFR基因突变检测结果：外显子19缺失突变33例，外显子21 L858R突变31例，外显子18G719S/A/C突变8例，外显子20 T790M突变4例，罕见突变6例，EGFR野生型22例。NSCLC组靶向治疗的选择结合EGFR基因突变检测结果及患者意愿，58例口服厄洛替尼治疗150 mg/(次·d)，46例口服吉非替尼治疗150 mg/(次·d)，用药持续到肿瘤进展或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无法耐受。选取同期我院诊治且经病理检查确诊的45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良性组)，其中男29例、女16例，年龄34～80(60.1±5.82)岁；肺大泡17例，炎性假瘤13例，肺结核球15例。选取同期于我院体检健康者40例作为对照组，男28例、女12例，年龄33～79(59.2±7.05)岁。三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血清MIC-1检测 抽取良性组治疗前、对照组健康体检时及NSCLC组治疗前、治疗后1、3、6个月清晨空腹静脉血4 mL，静置30 min，4 000 r/min离心15 min，-80 ℃冰箱保存待测。应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血清中MIC-1水平，试剂盒购自北京金紫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 疗效评价 NSCLC组治疗后1、3及6个月采用RECIST标准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价[10]，病灶消失至少持续4周为完全缓解(CR)；肿瘤最大径缩小30%以上且至少持续4周为部分缓解(PR)；出现新病灶或肿瘤最大径增大20%以上为疾病进展(PD)；其他情况为病情稳定(SD)。CR+PR为治疗有效，SD+PD为治疗无效。

2 结果

2.1 三组治疗前后血清MIC-1水平比较 治疗前NSCLC组、良性组和对照组血清MIC-1水平分别为(1 205.85±106.71)、(613.21±86.40)、(380.33±56.63)pg/mL，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6.573，P=0.000)。NSCLC组血清MIC-1水平高于良性组(t=5.573，P=0.000)，良性组高于对照组(t=4.654，P=0.000)。NSCLC组治疗后1、3、6个月血清MIC-1水平分别为(1 015.84±106.71)、(995.62±92.33)、(950.85±88.79)pg/mL，与治疗前相比，NSCLC组治疗后1、3及6个月血清MIC-1水平均降低(t分别为2.357、2.780、3.127，P分别为0.020、0.006、0.002)。

2.2 血清MIC-1水平与NSCL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血清MIC-1水平与NSCLC患者病理分期有关(P<0.05)，而与性别、年龄、肿瘤直径、病理类型、分化程度及治疗方案无关(P均>0.05)。见表1。

表1 血清MIC-1水平与NSCL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2.3 血清MIC-1水平在NSCLC中的诊断价值 以对照组为对照，对NSCLC组做ROC曲线图，见图1，计算MIC-1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2(95%CI：0.87～0.96)。cut off值选择曲线上近左上方Youden指数最大的切点。MIC-1的临界参考值1 000 pg/mL，小于该值为阴性，大于等于该值为阳性，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1.2%、93.6%。

图1 血清MIC-1诊断NSCLC的ROC曲线

2.4 血清MIC-1水平与靶向治疗疗效的关系 NSCLC组靶向治疗后6个月，CR 7例，PR 29例，SD 25例，PD 43例，治疗有效(CR+PR)36例，治疗无效(SD+PD)68例，总治疗有效率34.62%。治疗有效者治疗前血清MIC-1水平为(915.84±86.71)pg/mL，治疗无效者治疗前血清MIC-1水平为(1 275.75±102.69)pg/mL，二者血清MIC-1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97，P=0.000)。

3 讨 论

肺癌发病率与病死率较高，出现症状时多已进展为中晚期，手术难度大，同时由于肿瘤组织难以获取，对组织学标本进行基因检测较为困难。肺癌相关的血清学肿瘤标志物如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等对肺癌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有重要作用。但其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不高。β型转化生长因子(TGF-β)超家族有40多个成员，该家族成员参与许多细胞功能和生物过程的调节，包括细胞增殖与凋亡、细胞外基质分泌和黏附、终末分化和发育。蛋白质MIC-1作为TGF-β家族成员，其可诱导软骨和骨形成，并可通过抑制巨噬细胞活化来抑制炎症[11]。近年来研究[12]表明，MIC-1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NSCLC组治疗前血清MIC-1水平高于良性组和对照组，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3]。其机制可能与p53/ MIC-1信号转导通路异常有关，野生型p53能结合到MIC-1的启动子区域，抑制其表达影响下游信号转导通路的激活。p53基因突变后，MIC-1表达增加，激活下游Smad3、Smad4及FAST-1等转录因子，促进c-myc、p15、CDC25A等靶基因的表达，进而促进细胞增殖[5]。本研究结果显示，MIC-1的临界参考值为1 000 pg/mL，其诊断NSCLC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1.2%、93.6%，表明检测血清MIC-1是一种较高特异性的诊断指标。国内学者报道，MIC-1可作为早期NSCLC血清肿瘤生物标志物，有助于提高肺癌早期诊断且是预测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指标[14]。

本研究结果显示，NSCLC患者血清MIC-1水平与病理分期有关，而与性别、年龄、肿瘤直径、病理类型、病理分级及治疗方案无关。病理分期越高，NSCLC患者血清MIC-1水平越高，表明病理分期可能是影响血清MIC-1水平的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5]，其机制可能是高分期肿瘤通过表达高水平MIC-1进而促进细胞的局部浸润与远处转移。以往对晚期NSCLC的治疗多以铂类为基础联合化疗。随着NSCLC患者KRAS、EGFR等癌基因发现，临床上应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晚期NSCLC患者进行靶向治疗，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并可延长晚期NSCLC患者的生存时间[16]。寻找NSCLC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以评估NSCLC患者靶向治疗的疗效和预后，是近年来研究重点[17]。本研究结果显示，NSCLC组靶向治疗总有效率为34.62%，治疗有效者靶向治疗前血清MIC-1水平低于治疗无效者，表明NSCLC患者治疗前血清MIC-1水平有助于预测靶向治疗的效果。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表明，对厄洛替尼耐药的肺肿瘤细胞TGF-β1和TGF-β2分泌增加，TGF-β表达增加以自分泌方式激活相应信号转导通路，导致肿瘤细胞获得间充质样形态，增加运动和侵袭能力，并增加厄洛替尼抗性[18]。

综上所述，MIC-1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诊断NSCLC的肿瘤标志物，患者血清MIC-1水平与肿瘤分期有关，检测患者血清MIC-1水平有助于NSCLC的诊断，并预测靶向治疗的有效性，尚需前瞻性、多中心及大样本临床实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