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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小说《贵生》中“乡土品质”的沦丧

2019-06-15王秋实

青年时代 2019年11期
关键词:贵生

王秋实

摘 要:沈从文在其“乡土想像”中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以其中的美好淳朴的“乡土品质”作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精神资源。然而在小说《贵生》中,文中沈从文的“乡土想像”发生了极大转变,各主要人物都发生了“乡土品质”的沦丧。这种“乡土品质”的沦丧最终使得“湘西世界”崩溃解体,沈从文的“乡土想像”也因此而失去了改造中国的能力和意义。

关键词:《贵生》;湘西世界;“鄉土想像”;“乡土品质”

一、引言:沈从文异质性的“世外桃源”与“乡土品质”

小说《贵生》作于1937年3月,后发表于《文学杂志》一卷一号。在这部小说中,沈从文描绘了一个正在崩溃的“湘西世界”。小说中的主人公贵生由于自身的愚昧与迷信,错过了迎娶杂货铺主人的女儿金凤的最佳时机,而地主五爷为了扭转赌博的败绩,竟直接娶了金凤“冲喜”。其他人诸如鸭毛伯伯等都只是麻木、冷漠地关注着事态发展,成为了鲁迅意义上的“看客”。最终贵生爱情破灭,在悲愤之下放火烧了杂货铺与自己的住处,随后不知所终。

小说《贵生》的叙述语言是存有温情的,但是故事主题却无疑是惨烈的。“湘西世界”惨烈的崩塌,贵生惨烈的反抗,金凤惨烈的命运,实际上指向了沈从文内在的惨烈“自戕”。通过惨烈的“自戕”,沈从文无情又鲜明地描绘了湘西人“乡土品质”的沦丧和国民劣根性的显露,亲手毁灭了自己一度引以为豪的“湘西世界”,进而完成了其“乡土想像”的转变。

沈从文的“乡土想象”具有一个不可回避的要点,即“乡土品质”。“乡土品质”主要用来形容湘西人民尤其是沈从文乡土小说主人公身上单纯、质朴、善良的美好德行,以及他们原始、旺盛、强悍的生命力。诸如《龙朱》中主人公龙朱对于爱情的敬畏,《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豹子的诚信品质,都是“乡土品质”的鲜明体现。沈从文认为,这种“乡土品质”正是拯救中国、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资源,可以祛除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丑恶、病态的恶果。它本就发源于中国,是浸透在中国人的血脉灵魂之中的,是可以得到唤醒并迅速发扬光大的。毫不夸张地说,美好的“乡土品质”是“湘西世界”的核心,是沈从文“乡土想像”的核心,更是沈从文改造中国的文学理想的核心。而基于“乡土品质”之上的“乡土想象”,则预示着沈从文选择了一条基于本土资源,且利用本土改造本土的现代化路径。

因此我们将从《贵生》入手,分析其所体现的“乡土品质”的集体沦丧,力求从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中总结归纳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崩溃后的图景,展现其“乡土想像”的巨大转变,并揭示“乡土品质”沦丧背后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二、“乡土品质”的集体沦丧

(一)贵生的惨烈“自戕”:从“乡土守望者”到“反英雄”

“乡土守望者”是沈从文的乡土书写中常见的人物形象,可以将“乡土守望者”界定如下:他们是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身上具备着较多乡土社会尤其是“湘西世界”中的美好品质,并自觉地坚守这些美好品质,维护着“湘西世界”的正常运转。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着缺点或问题,但他们无疑是“湘西世界”的优秀代表,也是沈从文赖以改造国民性、对抗现代工业文明入侵的重要精神资源。从这个角度讲,“乡土守望者”在沈从文笔下就是一群拥有正面积极形象的湘西人。而他们身上种种的美好品质,正是沈从文一直倍加推崇的“乡土品质”。因此可以说,“乡土守望者”是“乡土品质”的最佳的承载者、代言者和守护者。

然而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因为“湘西世界”的落后与封闭,“乡土品质”无法摆脱落后因素的束缚,“乡土守望者”身上有着难以弥补的缺点和弱点。在早期的小说中,沈从文并未回避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但都予以了较多的淡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为“乡土守望者”的界定加上一条补充,即他们在沈从文笔下表现出较多的积极、正面的形象,但其自身却暗藏着种种问题,犹如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爆发。在湘西地区与外界接触较多以后,“乡土守望者”的形象开始了崩溃,其自身暗藏的问题迅速消弭掉了其原有的优秀之处,最终成为了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小说《贵生》中的主人公贵生就是如此。

在《贵生》的前半部分,主人公贵生还具备着“乡土守望者”的种种特征。他勤劳、善良、老实,而且不贪财,待人忠厚。“他喜欢喝一杯酒,可不同人酗酒打架”、“间或也说句笑话,可从不用口角伤人”、“白受人财物他心中不安”、“虽是个干穷人,可穷得极硬朗自重”。通过种种描述表明,贵生是一个拥有着较多的“湘西世界”美好“乡土品质”的“乡土守望者”,是一个令沈从文倾力塑造并喜爱推崇的人物形象。

但“乡土守望者”并非完人,其自身的弱点经过沈从文的刻意淡化仍然会表现出来。况且在写作《贵生》的时期,沈从文已经不再对人物的弱点予以掩饰。在小说中,贵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愚昧和迷信,以及乡下人特有的胆小怕事、不敢作为。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在于他对杂货铺主人的女儿金凤的态度上。他虽然与金凤有感情基础,但因为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他认为金凤是个“尅像”,会“克夫”,因此尽管她反复暗示,贵生就是不敢提亲。直到后来终于克服了迷信思想,他仍然显得过分谨小慎微,还要“上城去同那舅舅商量商量”,因而直接错过了迎娶金凤的时机,造成金凤最终被五爷无理强占。

当贵生精神世界崩塌之后,他既不能抑制自己的悲愤情感,也不能做出卓有成效的反抗,只能选择如此极为极端的方式进行发泄。究其原因,其自身的弱点占据了很大部分。贵生的朴实善良可以理解为安分守己,自尊心可以理解为对于贫困生活、低微身份的无理由的顺从和接受,他的知恩图报也可以理解为对五爷心存感激和敬畏,因此不敢产生反抗五爷的想法,更不可能有所行动。甚至他还在五爷娶金凤的过程中还紧守“本分”,跟着五爷帮忙打杂并且参加喜宴,将他懦弱隐忍的性格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这充分说明,在新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之中,贵生原有的“乡土品质”反而成了弱势,“乡土守望者”的身份既禁锢了他的思想又限制了他的行为,而其自身的弱点又进一步加重了以上种种的不利因素。最终贵生只能选择以烧毁杂货铺和自己住处的方式来表达不满,用惨烈的行为作为对“乡土品质”的殉葬和对自己“自戕”式的严厉惩罚。这场火不仅毁灭了“乡土守望者”,更毁灭了“湘西世界”的美好、淳朴与乡土社会的安逸、稳固,也毁灭了沈从文一以贯之的文学理想。

而在贵生进行着惨烈“自戕”的同时,他的人物形象也由最“乡土守望者”转变为了“反英雄”。与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不同,“反英雄”一般都以普通人为主,表现他们生活信念的沦丧、价值观的崩塌、理想的幻灭等等,最终他们要么站到自己信仰的对立面上,要么成为麻木消沉、沦丧意志的“荒原人”。

“从虚幻中惊醒的普通人”是“反英雄”的第一个类型,也是“反英雄”形成的第一步。当人们通过种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发觉自己的信仰或信念是虚假的、错误的时候,他们会进入一个“惊醒”的状态,从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或愤怒,有着明显的崩溃感和幻灭感。无论多么细微的刺激都会引发他们极大的反应,这种状态将迅速而有力地摧毁一个人生活和命运。这个阶段是一个极端情绪集中爆发的阶段,而且也是悲惨结局的开端。人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绝望和愤怒中死去,要么在灰暗的心境中苟且偷生。如果人们遵循了第二种选择,那么就会成为“失去信念的人”。“失去信念的人”是“反英雄”的第二种类型,也是其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中,人们已经从最初强烈的幻灭感和崩溃感中挣脱出来,但是却无法像原来一样面对现实。信仰和信念已经彻底消失,人们不再拥有曾经赖以生活的动力与意志,所以经常会显得疲惫、痛苦和无奈,处于一种精神上的“飘零”状态,找不到任何依托和凭借。这个阶段已经不再有极端情绪的爆发,而开始进入一种“默”的状态,开始重新认识和定位自己,并展开对于现实的刻意逃避与忽视,精神世界逐步沦为空白,不断贴近“荒原人”的形象特质。而“荒原人”则是“反英雄”的第三个类型,也是其形成的最终阶段。在经历了长期的失去信念的痛苦折磨之后,人们开始进入了麻木无感的状态,不会再想到反抗,也不会感到明显的痛苦和煎熬,他们处于一种随波逐流、行尸走肉的生活状态之中,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都消失殆尽,精神世界完全沦为空白,他们眼里的社会也因此成为一片“荒原”。随着“荒原人”的诞生,“反英雄”也就彻底形成。

通过阅读小说可知,贵生目前的情况非常贴近于“从虚幻中惊醒的普通人”的特征。贵生由于之前所坚守的“乡土品质”彻底崩塌,其自身勤劳、善良的品行并没有换来应得的幸福生活和美满爱情,之前的一切都成为了业已消散的“虚幻”,所以在五爷娶了金凤之后,他的信念开始崩溃,“乡土守望者”的身份开始跌落,并在精神上倍感痛苦和愤怒,于是做出了放火烧屋的极端行为。

鲁迅在《华盖集》中说道:“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杂感》)很显然,在贵生“反英雄”的身份外表之下,隐藏着深层次的劣根性的本质,他的种种弱点正是劣根性的表现。贵生不敢反抗五爷的权威,于是选择了烧毁杂货铺来泄愤,这正是“仇刃向更弱者”的鲜明体现。而这种在强者面前受辱后转而用欺压弱者的方式进行发泄的行为,带有着鲜明的“阿Q印记”。弱者受了欺辱却不敢反抗,却转而欺辱其他弱者,这正是一个民族丧失希望和未来的表现。

综上所述,贵生在小说前期是“乡土守望者”的形象,在经历生活剧变后则转化为“反英雄”。但无论是“守望者”还是“反英雄”,恒定不变的是暗藏在贵生表层身份下根深蒂固的劣根性。贵生所谓的“乡土品质”不过是在平稳生活中掩饰劣根性的一块遮羞布,当生活发生剧变、自身精神崩溃之后,贵生放火烧屋,其所坚守的“乡土品质”迅速崩塌、沦丧,不仅没有起到约束贵生极端行为的作用,甚至还转化为了劣根性的帮凶,表现出了“仇刃向更弱者”的无能特征。

(二)“鸭毛们”的冷漠:“看客心态”下的“顺民悲剧”

在小说《贵生》中,与贵生处于同一阶层的还有一群“顺民”,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鸭毛伯伯(下称鸭毛)。鸭毛是五爷“围子里的老长工”,常年替五爷做工,深受五爷的恩惠,再加上年事已高,于是成为了五爷手下的忠实“顺民”。他平日里经常表现出鲜明的“乐天知命”的性格特征,凝聚、代表了现实中广大中国乡土社会中非常常见的“看客”群体,即自私、麻木、胆小怕事,且无条件服从上意的“顺民”。

在小说中,鸭毛最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命”。无论是面对爱情失败的贵生,还是面对追问贵生下落的五爷,他都反复陈述着关于“命”的论调。贵生无法迎娶金凤,在鸭毛看来是“命”从中作祟,而五爷等人虽然作恶多端却总能发达富贵,他也认为是“命”从中相助。一切事件、一切行为在鸭毛看来都是“命”的结果。因此,他在面对种种不公的现象时总能做到心平气和,并且还去安慰不甘心的当事人,劝导他们“认命”。

于是在“命”思想的主导下,鸭毛绝不会产生任何反抗的念頭,对周遭发生的一切都会消极应对、隐忍不发。因为他认为反抗“命”是毫无意义的,只能被动地、消极地遵守。而一旦遵守了“命”对人的要求,他自然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顺民”。遵守“命”就是遵守现状,并且消弭掉一切对于现状的不满和反抗,从而保障了统治阶层身份、地位和权力不受威胁。

从这个角度讲,鸭毛对“命”的遵守与维护,实际上就是对五爷权威的遵守与维护,就是对五爷各种胡作非为的默许与隐忍。鸭毛面对着五爷强娶金凤的无耻行径,不仅通过“命”的理论得以释然,还能相当愉快地和前来帮忙的其他下人“接口打趣”,后来又劝导贵生认命,认为“一切真有个定数,勉强不来”、“你不先下手,怪不得人”表现出鲜明的懦弱、麻木又自作聪明的性格特质。

在小说中,鸭毛形象的独特性在于对于所谓“命”的无条件遵从,但在他身上也表现出了普遍性特征,即与其他下人相同的“看客心态”。除了上文提到的对贵生和金凤爱情悲剧的观察,他对于五爷等人的胡作非为也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观察,但是却仅仅把这些事情当做谈资,丝毫没有感觉到不公与愤慨。据此,鸭毛的“看客心态”可以概括为淡漠、冷酷地“看”。而“看客心态”的产生和形成与国民劣根性有着极强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形成“看客心态”的根本原因就是国民劣根性的存在。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利用较长的篇幅去论述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即中国人性格深处的自私自利。简而言之,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中,所以无需顾及他人即可过好自己的生活,再加之道家学派“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哲学,久而久之中国人养成了“只管自扫门前雪,莫顾他人瓦上霜”的行为模式。这种“个人主义”使得中国人自私自利、难以团结,社会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松散状态并充满了无处不在的“看客心态”。

在《贵生》中,除了鸭毛在“命”思想的控制下淡漠、冷酷地“看”之外,还有其他下人带着戏谑、玩乐、残忍的“看客心态”在“看”。在五爷即将迎娶金凤之前,负责抬轿子的下人们聚集在一起,探讨的话题竟是金凤在轿子里究竟是会笑还是会哭。他们甚至说如果金风不笑,就把她“再抬进围子里”,甚至还有人装出怨妇的样子,模仿金凤在被强娶之后回娘家时可能出现的诉苦情景。下人们与金凤同为贫苦阶层,甚至还不及金凤的家境,但是面对着金凤在强权之下的不幸,他们却为此感到乐不可支,把金凤的悲惨遭遇当成了取乐的资源。这种戏谑、玩乐、残忍的“看”,体现了更加丑恶的“看客心态”,揭示了更深层次的国民劣根性。

在这些人的“看”是无情的,他们只期盼着能把金凤的苦难“看”完,并从中获取卑劣的乐趣,根本不会思考此事是否合理,更不会产生任何打抱不平、反抗压迫的进步想法。这体现了人性的重大沦落,在沦丧了同情与血性的下人们眼中,金凤的悲苦遭遇不过就是一场足可以取乐的“喜剧”,并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理由。而且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更是一件合理的事情,金凤应该为此感到快乐,应该在轿子里“笑”,而绝不能“哭”。他们也没因为自己的戏谑和残忍而感到任何羞愧,他们只是为五爷服务,而取笑金凤无疑是一种廉价易得的“报酬”。只要能从他人的不幸中得到乐趣,只要不幸暂时还没降临在自己身上,他们就心甘情愿地成为了“顺民”。

综上所述,两种“看客心态”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对于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而在“看客心态”的主导下,人们都将成为强权之下的“顺民”,永远只懂得服从和遵守。甚至他们会主动为强权的统治寻找合理化存在的理由,主动靠拢强权的中心,主动寻求自己安慰自己的说法,例如鸭毛消极的“命”思想。因此,“顺民”们一边用消极思想安慰自己,一边带着各种可耻的“看客心态”去“看”他人的苦难,而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

而这些“顺民”虽然在强权面前循规蹈矩,但依旧避免不了最终被“吃”的命运。金凤的厄运仅仅是底层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的一个缩影,而底层人民遭受到的苦难都可以被概括为“顺民悲剧”。“顺民”越经受悲剧命运,就越顺从;越顺从,就越会经受悲剧命运。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命题,“顺民”们口中的“命”只会越来越悲惨、越来越严酷。正如海明威在小说中探讨的“丧钟为谁而鸣”一般,金凤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已经敲响了其他“顺民”们的丧钟,鸭毛、下人们、杂货铺主人的生活目前看似稳定,实际上已经伏下了崩溃的种子,因为他们或许就是强权下一个所要侵犯的目标。

换个角度讲,“顺民悲剧”的产生也是“乡土品质”沦丧的表现。沈从文前期小说中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在《贵生》中已经不翼而飞,如同《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那样的勇敢善良、敢于反抗、顽强不屈的优良品行早已消失殆尽。国民劣根性彻底消弭了“乡土品质”的优越性,使得湘西人大面积地沦为了愚昧麻木、自私无耻、胆小懦弱的“看客”和“顺民”。相比于贵生一个人的堕落,湘西人的全面堕落才是摧毁“湘西世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最终我们可以认为,小说中“鸭毛们”的人物形象,及其处境和遭遇,正是“看客心态”下“顺民悲剧”的鲜明体现。而且这种群体性、大面积的“顺民悲剧”印证了鲁迅所描绘的国民劣根性,既摧毁了湘西人固有的“乡土品质”,也摧毁了“湘西世界”这片美好的世外桃源。

(三)五爷的恣意:“权力/话语”优势下的“欲望凝视”

在小说《贵生》中,还存在着以四爷、五爷为代表的占据着大量财富、把握着极大权力的“优势阶层”,他们统摄着整个地区,掌控着这个地区的“权力/话语”体系,操纵着此地的人民群众,从而可以恣意地为所欲为。

在小说中,四爷是河南某地的行政长官,五爷是当地的“财主员外”。由于四爷是外省官员,只是为了看望五爷才在本地短暂停留,因而在小说中的作用并不明显,所以我们将重点讨论五爷的存在带给本地的影响。通过阅读可知,五爷占据着大量的田地和山坡,贵生、鸭毛等人都在为五爷的田产服务。而且五爷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几代人都属于地主阶级,手中把握着大量的财富。同时,小说中交代五爷好赌,一掷千金毫不吝啬,但赌运一直欠佳,曾经因为输掉了巨额财产而令自己的母亲郁郁而终。然而五爷从不思悔改,尽管输多赢少但一直保持着赌博的习惯。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地主阶级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可以雇佣佃户、囤积田产、入朝为官,因而形成了一个“权力—财富—权力”的滚动链条。由于早期的财富积累,地主阶级拥有较为丰厚的資产储备,从而获得了一个“从乡野到庙堂”的上升机会,即由财富谋求权力(此处指的是政治上的权力)的机会。而一旦得到权力,地主阶级便随即用权力来巩固、发展自己的财富,借助权力的庇护,不断扩充田产、开发山林,从而收获更多的财富。然后这些财富又成为他们在社会中进一步谋求更高更大之权力的根基。所以,地主阶级利用自身的财富与权力,不断进行相辅相成、相互滚动的运作,从而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支配着普通群众,成为其所在地的毫无争议的统治者。

从这个角度进一步引申,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财富还是政治权力,都是一种广义上的地主阶级用来统摄整个地区和人民的权力。这种广义的权力渗透进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就了地主阶级绝对的统治地位。这种权力与地位又造就了当地的话语体系,所有被统治者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这种话语体系,将自己纳入其中,否则将无法生存。

这便是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鲜明体现。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并非仅指某种实实在在的权力,例如行政权力等,而是一种广义的、由各种差异体现的、渗透进生活方方面面的权力。无论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结构,都会存在这种广义权力的不同体现。而这种广义的权力不是破坏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它可以生产出许多事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生产话语。

福柯认为,权力是话语的生产者、建构者,权力通过知识、技能甚至是道德、法律等手段创造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话语体系,并将权力的被施加者纳入到这种话语体系当中,令他们为自己的服务。而反过来,话语又可以进一步生产权力。如果某个群体试图对现有体制进行反抗,他们必然要先创造一种有利于自己的话语,通过这种话语来生产自己的权力。所以,权力与话语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就如同紧密缠绕的双链结构,在彼此巩固中不断发展壮大。

借助福柯的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小说中五爷正是一个权力和话语的双重占有者,拥有绝对的“权力/话语”优势,因此他可以成为一个说一不二的角色。在小说《贵生》中,五爷役使贵生、鸭毛等人和强娶金凤都正是权力的体现,而对他们施加恩惠又是在为自己创造有利的话语,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五爷凭借自己“权力/话语”的优势,在当地恣意地为所欲为,并且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意志,制止他的行为。因此金凤曾这样评价五爷等人:“有钱就是大王,糟蹋人,不当数。”

从另一个角度讲,“顺民”的心态可以被视为一种预备、先验状态的“存在”,而五爷的“权力/话语”优势则给了他们一个可以服从、遵守的实体,因此“存在”便向前滑跃而成为了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顺民”们由于自身的种种劣根性,不会产生反抗念头,从而有了对任何权威都俯首帖耳的可能,而五爷的权威让他们的俯首帖耳变成了现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五爷的权力也是“顺民”们自觉赋予的结果。五爷正是利用了“顺民”的心态,从而维护、稳定了自身的统治。

在此我们可以借助拉康的“凝视理论”来将“顺民”们对五爷权威进行维护的这一过程进行细化分析。拉康所论述的“凝视”与萨特、福柯等人不同,它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镜像”特征。拉康认为,我们作为主体去“看”世界的同时,世界作为客体也在回应我们,这个“回应”就是“凝视”。“看”与“凝视”是一对共生体,它们同时产生且方向相反。相比之下,“凝视”的力量更为强大,因为它代表了整个作为客体的世界在注视着我们,而我们的“看”仅仅来源于我们自己,处于一种力量上的“非对称”状态。况且,“凝视”的内容往往还是由高阶层的人群所制定的。所以在“凝视”的巨大影响下,我们被迫对自己进行了“主体阉割”,被迫按照世界的意愿去改造我们自己,从而逐渐失去了我们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如果根據以上理论去阅读《贵生》,我们可以发现,贵生、鸭毛等人在“看”世界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处于四爷、五爷等统治阶层的“凝视”之下。小说中四爷虽然着墨不多,但人物特点十分突出,那就是好色。四爷好色、五爷好赌,于是在他们所表现出的财、色两种欲望之下,贵生等人所遭受的“凝视”实际上就是一种“欲望凝视”。统治阶层占据了当地的权力巅峰,所以他们发出的“欲望凝视”格外有力,贵生等人被迫服从这种“凝视”,从而改造自己,以适应四爷五爷的种种淫威。于是,本就存在的“顺民”心态加上五爷等人的权威,再加上在“欲望凝视”下不得已而做出的改变,贵生等人失去了主体性,更失去了反抗的思想和行为。

综上所述,五爷等人由于掌握着当地的财富和权力,所以创造了为自己权利和财富服务的话语体系;又因为自身占据着“权力/话语”的种种优势,从而使得底层人民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凝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所以五爷就算多么恣意妄为也不会遭到实质性的反抗。甚至在贵生放火烧屋之后,五爷最关心的反而是“人烧坏了吗”,几乎没有产生对于贵生的愤怒或埋怨,因为他明白自己早已占尽了优势地位,贵生无论如何都对自己构不成任何威胁或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在“权力/话语”优势下的“欲望凝视”,为他的恣意妄为提供了足够的底气和保障。

而从“乡土品质”的沦丧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乡土社会中的一员,五爷因为自身的“权力/话语”的优势,所以毫不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对于“湘西世界”的淳朴民风构成了极大的破坏,他身上的“乡土品质”业已沦丧殆尽,成为了一个丑恶、无耻的统治阶级分子。他在“欲望凝视”的过程中欺压、剥削自己的同乡,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恣意地玩弄他们,充斥着丑恶、庸俗的低级价值观,彻底失去了湘西人民原有的善良、勤劳、朴素的优秀品质,破坏了湘西这个“世外桃源”的美好与纯净,使得“湘西世界”被庸俗、势利的低级价值观所充斥,《龙朱》中那种上下一心、其乐融融的平等气息荡然无存。归根结底,这依然是国民劣根性的深刻体现。

综合上文的全部论述可知,沈从文笔下湘西人“乡土品质”的集体沦丧揭示了“湘西世界”崩溃后的不堪图景,也体现了沈从文“乡土想像”的巨大转变。其中,贵生作为“乡土守望者”向“反英雄”的堕落体现了一个令读者触目惊心的过程,而鸭毛、五爷等人则直接表现出了道德沦丧后的卑劣人性。“湘西世界”已经从淳朴美好的“田园世界”沦为了藏污纳垢的“罪恶之都”,异质性的“世外桃源”不复存在,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任务最终还是被交还回了现代工业文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最终还是如同本雅明的“历史天使”比喻一样灰飞烟灭。

参考文献:

[1]凌宇主编.《沈从文小说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2]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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