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月

摘要：《最后一张签证》取材角度新，本文主要从编剧的创作思想，人物形象塑造两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探究人物形象传递的多重文化意蕴，并对剧中表达“仁者爱人”的中国原理做了详细解读。

关键词：《最后一张签证》;人物形象;文化意蕴;“仁者爱人”

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是以历史为背景、以国际为舞台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具有创新性的尝试。《最后一张签证》较之以往的国内二战题材有很大突破，它聚焦欧洲没有硝烟的反纳粹战场，以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签证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据，不仅取材角度新，文化意蕴的确立与表达也充满时代特色。全篇以签证官的个人视角展现了中国人的人性光辉，与外片里的“中国元素”碎片相比，较为完整的讲述仁者爱人的中国原理。剧作主题内化为艺术形象的思想情感和性格，传递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一、历史精神规范下的现实主义创作

《最后一张签证》以历史事实为蓝本，第一次在荧幕上塑造了“中国义人”的形象，延续了编剧高满堂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故事时间跨度仅有几年，编剧巧妙的设置了普济州和鲁怀山两个性格互补的人物，以此达成对故事原型的塑造与阐释。真实历史事件本身极具戏剧性，带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人物命运变幻莫测，如果编剧没有纯熟的掌控力，改编过程中拿捏不好“度”，将外交官塑造成上天入地的神奇角色，整体走势过于传奇，剧情就会脱离生活逻辑，失去历史真实，朝着娱乐历史的方向发展。《最后一张签证》在历史精神的规范下还原历史，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借由外交官普济州的视角，将“鲜花战争”、“碎玻璃之夜”、德国纳粹与犹太人之间的屠杀与抵抗等真实历史，进行了有点有面的艺术再现。在具体生活场景中，两位主演为人物设计了许多富有喜感的细节，比如两人为互推买单而耍小无赖，普济州在车里练习装病的诙谐表情，这些小趣味处理的恰到好处，没有滑稽夸张，却让人忍俊不禁，也为观众展现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签证官的形象，为全剧压抑的沉重气氛加入喜剧色彩和幽默元素。

另外，外交官工作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定，伸展空间受到多方局限，如何在狭小的局限中能够把签证发放出去，《最后一张签证》进行了精心的故事营构，在历史精神的规范下，以普济州遭遇情感危机“逃婚”到奥地利和到异国后工作压力为切入点，逐渐将故事主题带进观众视线。剧作紧紧围绕签证来结构故事，以保护七位科学家拿到签证离开奥地利为核心展开，中国外交官与德国纳粹斗智斗勇的情节扣人心弦。剧中穿插的几组家庭情感戏，不乏温情，使得剧作张弛有度，给人带来心灵的冲击。

二、危机环境中展现签证官的风骨与智慧

《最后一张签证》最光彩夺目之处是在其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塑造了普济州、鲁怀山等中国签证官的形象。纳粹对犹太人展开疯狂绞杀，犹太人唯有拿到外国签证才能离开奥地利。纳粹倒行逆施，大多国家噤若寒蝉，不予发放签证。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在国内也进行施压的危急关头，坚持犹太人办理生命签证。外交官这一群像就走到了历史前台。

编导更以高超的艺术造诣，将剧中人物性格的成长与转变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文化以及具体的生存状况来展现，使得人物形象具有流动感。剧中王雷饰演的普济州是一个具有“非典型英雄主义”的小人物，构成全剧的灵魂。普济州刚到维也纳，热血冲动，常常感情压过理智，像是一只莽撞的“小雏鸟”。在与他国外交官交锋时直接回击，没有分毫婉转。随着阅历增加，普济州逐渐变得冷静沉稳。如在拯救犹太科学家行动中出现内奸，能够将计就计;妻子被抓进集中营，能够按捺住焦虑不动声色地与纳粹斡旋。性格变化源自普济州对外交事业认识的不断加深。普济州从起初出于一己私心--对音乐家“海伦”的崇拜而为她争取签证，到后来目睹犹太人艰难处境和法西斯的残暴而深刻理解反法西斯大义。剧中普济州和鲁怀山，从开始有距离感的上下级，也在并肩作战的过程中培养了亦师亦友、如父如兄的情感。可以说，《最后一张签证》展现的是中国外交官救助犹太人的真实历史，也是一个普通人在特殊环境下的成长史。此外，剧作还善于借助人物心理表达对战争的思考，奥地利民众用鲜花和掌声迎接入侵者的举动，普济州深感震惊。在他看来，唯有奋起反抗才能驱逐侵略者、赢得胜利。剧中对国内战争背景的交代，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勇于自救，也在世界反法西战场中向陷于水火之中的其他民族伸出援手。普济州由“小雏鸟”到“老山鹰”的转变，更是稚嫩、激情的“仁爱”向着老练、沉稳、坚定的“仁爱”转变。

而这一转变，剧中鲁怀山则起到了助力作用，为此对人道主义英雄鲁怀山的刻画尤为细致。剧中如“人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打倒”，“后脑勺得长只眼睛”等台词都形成提示性的剧眼。剧中有一幕，德国纳粹汉斯为了阻拦鲁怀山和普济州护送犹太科学家前往上海，用枪打爆鲁怀山一行的车胎。危急时刻，鲁怀山用外交官的独特身份挡在纳粹车前，保犹太科学家周全。

《最后一张签证》以普济州、鲁怀山为代表，用群像戏的方式展现中国外交群体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风骨与智慧。他们不惧威胁，刚毅而不失睿智，秉持“威而不怒、亲而不犯”的处事原则，对生命保持敬重，在险象环生的情势下为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这也是最应该弘扬、也最能显示出力量的元素。

三、《最后一张签证》中的文化意蕴

（一）对战争中人性的關怀

以往的战争戏人物大多脸谱化，比如敌方人物设定多为愚蠢，英雄几乎完美无缺，无所不能。《最后一张签证》中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是在矛盾冲突的多层面中得以展示、并得到发展的。比如汉斯一家的剧情，比较客观展示全貌。尤其是汉斯，其狠劲、残暴甚至幽默，其对妻儿的深情，都表演到位，使得人物形象立体、丰满。战争给了汉斯攫取权力、实现欲望的机会，成为他制造杀戮的原因，也揭示了德国纳粹的凶残和整个希特勒政权发动战争的反动本质。同时，比尔，汉斯的儿子，他的存在也折射出纳粹洗脑效应，发人深省。在汉斯渗透式的法西斯主义教育下，比尔从一个天真、富有怜悯心的孩子，成为一个麻木的杀人工具。特别是比尔打猎时，将同龄犹太小孩乌纳当做枪下的猎物，扣动了扳机，震慑人心。最终比尔因恐惧杀戮，当了逃兵，死在了丧失理智的父亲枪口下。比尔由天使到恶魔、再回归的转变过程，控诉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最后一张签证》以人性的拷问支撑了剧情的跌宕和反转。汉斯的妻子，薇拉，她一直心怀善良，热爱和平，多次劝导丈夫都以无果而终。剧中薇拉两次自杀，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儿子比尔变成了第二个汉斯时割腕自杀，被汉斯送到医院及时抢救了回来。第二次战争进入尾声，纳粹战败已成定局，比尔也死在汉斯走火的枪口下，薇拉在音乐会上开枪自杀。薇拉的自杀，是对纳粹残暴人性、侵占他国的无奈控诉，更带有战争对家庭、人性摧残的锥心之痛。薇拉的自杀可以说是一种向生而死的反抗，就像她生前对罗莎说的请相信未来的路会更好。她坚信人性中善的永存。剧作还显示高满堂一贯关注得人在绝境中的“突围意识”，着力表现人在困境和命运的重压下，产生的复杂而真实的心理斗争和情感挣扎。犹太科学家包尔因为收到德国纳粹以家人威胁而出卖情报，导致两位科学家落难。而最终鲁怀山和普济州还是将属于包尔的签证交到他手上的时候，饱受着思想折磨与煎熬的包尔，最后深深自责而自杀谢罪。剧中犹太人剃头匠也非常值得关注，他平日好吹牛，胆小怕事，面对汉斯战战兢兢;面对民族大义，却同意配合大卫一起刺杀汉斯，最后死在汉斯枪口下，表现的英勇无畏。犹太人这个群体，在面对死亡威胁时经历了妥协之后，开始进行一场自我突围。这也显示了编剧高满堂对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的高度关切，投射到剧中人物身上便是一种进取的“生存意识”，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二）民族道德的彰显

《最后一张签证》透过人物形象传递主题意蕴，主人公的情感轨迹也承载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普济州面对“娃娃亲”，起初只顾自己意愿一意孤行逃婚到奥地利，姚嘉丽也来到维也纳追随普济州。后来，经过朝夕相处和救援犹太人多次相互扶助，雙方在精神层面上逐渐取得一致，开始碰撞出新的火花。最终，普济州在姚嘉丽为救罗莎而被关进集中营后，看到她的人格魅力，隐约的情愫升华为崇敬。早期高满堂对传统道德的态度是犹豫的，到了《最后一张签证》中，他清晰的看到民族道德伦理中责任与担当在建构民族社会心理上的积极作用。普济州和鲁怀山、姚嘉丽虽身在异邦，衣食住行，都保持中国饮食习惯。这也是高满堂电视剧创作中将民族文化立场渗透在人物品行中的一贯做法。

对于中国签证官救人的动机，《最后一张签证》为观众做了独特而令人信服的艺术解读，即出于中国人的良知道义与华夏之德。普济州和鲁怀山身上，传递了中国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修身之道和“威而不怒，亲而不犯”的处事原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在完成民族自救的同时，也伸出援助之手。剧作传递了中华民族目光远大、甘于牺牲和奉献的气度和风范，此为“仁者爱人”的中国原理。

总之，《最后一张签证》是一部力作，人物形象塑造的视角是全新的，给人以“这一个”的震撼。由此，多维视野文化意蕴的揭示，又给人以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