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 林辉

摘要：牌坊作为书院纪念性建筑的代表，研究与探讨书院牌坊的造型、主题、图像、图形等要素，可以为今后书院建筑装饰运用、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本文以江西上饶鹅湖书院牌坊为例，侧重于形式分析，主要探讨书院牌坊的构图、主题、图案、形式法则等造型要素，分析其造型原因，旨在为书院建筑牌坊的艺术造型及美术装饰提供一种研究视角。

关键词：牌坊;书院;美术装饰

江西历来重视教育，因独特地理位置在清末以前经济较发达，相对来说比较安定，较少受战乱影响。书院建设是全国最发达地区之一，同时数量在全国也是最多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历代建设书院约为900余所，占比约全国的七分之一。其中著名的有九江白鹿洞书院、上饶鹅湖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南昌豫章书院等等。在书院建筑中，牌坊是最具有纪念意味的建筑之一、作为界定空间、宣扬道德理智、传统文化的承载物，书院牌坊往往集雕刻、绘画、书法等艺术为一身。与其它门饰牌坊、街巷道桥等牌坊相比，江西书院类牌坊保存完好的数量不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鹅湖书院牌坊。

鹅湖书院牌坊位于江西省铅山县鹅湖山麓，距上饶市三十公里，明弘治年间（1488-1505）书院曾迁于鹅湖山顶。正德六年（1511）十一月，弘治间（1488-1505），鹅湖书院迁于鹅湖山顶。正德六年（1511）十一月，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按县，抠衣登谒之时，见书院地势危峻，人迹殆绝，居舍毁坏。下山寻见故址，已鞠为荆榛。观此景状，李梦阳慨然兴怀，对县令秦礼说：“先哲遗躅在是，奈何去之而以奇险为哉！吾欲复旧观，何如？”秦礼曰：“此礼夙心也。”于是，秦礼筹措资金，组织劳力，畚去毁砾，剪除宿秽，在书院故址上重建正堂五楹，外门三楹，并于泮池前立石坊一座。牌坊南向额匾写有“斯文宗主”，坊北向额匾写有“继往开来”。清道光期间，知县李淳又对该牌坊进行了一些维护和修补。

鹅湖书院牌坊南北朝向、高7.42米，底座东西长7.10米，南北宽2.3米，占地16.33平方，三间四柱五楼样式，材料为青石。与大部分纪念性、标示性牌坊位于大门外、巷口等处不同，鹅湖书院牌坊位于头门与泮池之间，7.42米高的牌坊在相对较小空间的背景衬托下，显得更加高大，加强了观者端庄、庄严的心理感受。这一点，同样在牌坊形体构图上得到验证。构图学认为，三角形（或称金字塔）构图是几何形中最稳定的构图形式之一，给人心理感受稳定、永恒、高大、厚重、力量。把牌坊造型概括简化为几根最简单的线条，或两三个色块，显然可见鹅湖书院牌坊造型构图是三角形构图。一方面是因为三间四柱五楼式的构造样式本身就一定程度上符合三角形构图这种形式。另一方面与其它牌坊相比，鹅湖书院牌坊楼顶东西跨度长度相对较短，从而更加加强了三角形构图这种形式。第三、顶部中心葫芦雕塑的存在更强调了灭点的中心点。尽管四根基柱是垂直向上，但是因成角透视规律，人站在平地观看书院牌坊是处于仰视角度。因此，两根暗含的对角线从柱身到鱼尾处向上一直汇聚于牌坊顶端的葫芦圆雕处，组成一个三角形，形成一种气势，充满了张力。除了三角形外，长方形和半圆形这两个构图因素在牌坊中也运用的非常多。首先，四柱把空间分割成三个较大的竖长方形负形。接着往上，额匾和东西一楼形成了三个横向长方形与此呼应。再往上东西二楼中间四根盘龙柱又组合成了三个竖向长方形。这些以长方形为单纯的单元组合重复，加上有规则变化和以数比，等比处理排列，营造出一种旋律感，同时也极大的加强了造型的统一性。另外、挑出的檐角形成的弧线和位于屋脊上的十八条半月形状鲤鱼的重复与变化，又丰富了牌坊造型构图多样性，与长方形形成了一种方与圆的对比关系，这些形体的重复和变化，将复杂构图中众多的形体合成了一个统一的设计。

艺术是经常用来回应我们的信息需求的，在19世纪摄影艺术出来以前，艺术品是我们获得任何事物视觉外观的唯一信息源。[1]书院牌坊装饰图案主题选择看的出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格调高雅，侧重于儒家道德教化内容。“人因看到画像而愉悦是自然的行为，这意味着我们人类喜欢看事物的图像，因此一个艺术品如果被生动的呈现，会提高观众对于纯概念性真理知识的理解”。[2]《鲤鱼跃龙门》、《双鸟衔草》、《雁塔留名》、《丹凤朝阳》、这些主题都一定程度上把一些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另一方面主题图像主要选择的是具有象征、隐喻意味的吉祥动物、植物、纹样元素。动植物图案分别有龙、凤、鲤鱼、仙鹤、蝙蝠等形象，另外还有祥云、雁塔、葫芦、蝙蝠、琴琪书画、朱笔、香囊、寿字纹样、万字纹样等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文化意蕴，突出了纪念性建筑独特的装饰这一特征。与民居的装饰图案主题比较，首先是书院牌坊并没有出现一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人物类的主题，这些故事人物如《八仙图》、《苏武牧羊》、《二十四孝》等题材往往在民居中运用较多。其次，民居中经常使用的反应世俗生活类题材，如《牧归》《织图》《耕、樵、渔、读》等主题在书院牌坊中也没有出现。与民居装饰图案相同的仅仅是一些局部面积较小的动植物纹样，比如鱼形图案、凤形图案、以及万字纹样、寿字纹样等。这些主题的处理手法与民居主题的处理手法也有所不同。首先是在主次关系处理上，书院牌坊图案的构图往往比较简洁概括，弱化背景环境因素，主体采用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加大主体物形体比例，从而突出主题，并没有像民居一样追求场面宏观、主体背景繁密交错的艺术效果。如在《鲤鱼跃龙门》一图中，图案雕刻手法为浅浮雕，画面构图分上部为祥云图案，中间刻有龙门图形，龙门分四柱三间，双龙盘与龙门左右石柱上。下部为鲤鱼图形。画面属于平面化表现风格，没有表现深远空间，其中主体鲤鱼的形体被夸张加大，面积约占龙门面积一半左右。在《双鸟衔草》和《丹凤朝阳图》中，鸟和凤的比例均也占据畫面二分之一的位置。其次、在这些动植物造型风格处理上没有一味追求真实感的写实，而是采用了图案化写实风格，追求秩序的美感。图案形象多为平面化、线条流畅均匀。和常用石雕手法中用线条的粗细、深浅来表现形体空间位置的变化不同。由此可见，书院牌坊图案表现的是概括提炼后符号化的“物体”形象，没有强调表现“这个物体”独特性形象。除动植物外，牌坊少处用寿字纹样，万字纹样点缀，这些纹样基本是适合纹样为主，很少二方连续及四方连续纹样。（见图1）

牌坊装饰图案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就形式美法则中的对称法则运用非常广泛，对称的形式在生活中及为常见，如人体的左右部分，植物的业主，花朵等，都是以对称的形式有规律的生长排列。正如帕特里克·弗兰克所说，“对称意味着永恒和平静，我们一般会希望重要的有象征意味的建筑看上去静止稳固。”[3]首先，石坊以正中额匾中部为中轴线向东西两侧展开，从东西一楼、二楼到大小不同的十八鳌鱼吻、再到底部四柱的南北向八个青石抱鼓都是左右对称，依次排开、均匀的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石雕图案同样也是遵循这一法则处理，比如《鲤跃龙门》门首圆柱四根分别左右对称，以正中的圆珠为中心、两条盘龙分立左右，顶部祥云图案也是呈现镜像对称的图形。再如《丹凤朝阳》也是以朝阳为中心，两条丹凤一左一右。以及《雁塔留名》、《双鸟衔草》等构图均符合这一原则，对称元素的重复使用让结构复杂的牌坊统一性得到了加强。整个石坊显得浑然一体。这也和 考工记 中提到“圆者中规、方者中距、立者中县、衡者中水”。是相吻合的，这种对称手法的运用与儒家文化内涵相得益彰。

除了对称形式的运用，书院牌坊造型与图案中多处加入了对比与调和的手法。这是因为，对称虽然给人产生平稳的效果，但是过多的对称重复会使人觉得单调，呆板。例如，在牌坊额匾上方《鲤鱼跃龙门》、《雁塔留名》是浅浮雕手法，而图案左右采用了镂空透雕手法，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实与虚的，轻和重的对比关系。《鲤鱼跃龙门》、《雁塔留名》是主要的主体，处理成实体。左右镂空的植物纹样图形是次要的衬托，处理成是虚体。这种虚实并置、互为对比的手法使得厚重的形体多了几分轻盈，打破了呆板的效果。图案中动静对比关系也是随处可见，同样以《鲤鱼跃龙门》为例，图中龙门采用了纪念碑式构图体现了雄伟，严肃，高大，庄严、平稳，线条均为直线。在造型方面，直线、方形倾向于静感，圆形、曲形趋向于动感，在该图像中我们看到顶部祥云图形均为曲线，加上富有动感的S形盘龙、以及底部鲤鱼跃起形成的半圆形，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动与静、曲与直的对比关系，给主体图案庄重的构图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氛围。（见图2）

结语

正如达芬奇所说，“一幅出色的绘画中，人物的分布与排列，应该与你希望这些行动所要代表的意义相一致。”[4]艺术造型与装饰图像在书院建筑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内涵需要适合的表现形式来体现。鹅湖书院牌坊，不仅具有非常高的美学价值，从构图到主题选择、到装饰图像、表现形式也反映出悠久历史的传承，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参考文献：

[1]（美）帕特里克·弗兰克.艺术形式[M].俞鹰，张妗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美）托拉斯·阿奎拉.哈莱姆的布鲁格尔[M].纽约时报，1975-2-10（02）.

[3]（美）帕特里克·弗蘭克.艺术形式[M].俞鹰，张妗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意）达·芬奇.达芬奇笔记[M].杜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