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惜美

摘要：“包公”题材小说很早就在泰国流行并受到泰国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是中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桥梁，它不仅是两国间友好往来的重要证明，而且代表了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的泰国落地生根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升华后成为泰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现象，其在泰国的传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了解中泰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包公;泰译本;传播;文化交流

自古以来，作为近邻的中泰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众多中华优秀文化也被移植、并扎根于泰国。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传播历史悠久，并生产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公”题材小说在泰国深受欢迎，包拯也被泰国人认为是代表道德的很重要人物并逐渐被神化。

一、“包公”文本传入泰国的途径

中华文化很早就被近邻泰国接受，在当地盛行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典籍最早何时传入泰国，目前己不甚了然，就目前所见文献记载而言，最晚在明朝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典籍已流传于泰国。早期中国古代小说多是通过口口相传或者戏曲传入到泰国的，在公元1802年泰译本中国古代小说出现后，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流传逐渐达到了高峰。中国古代汉文典籍传入泰国的渠道和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中泰之间曾有数百年的朝贡关系[1][2]，图书贡赐是其中一个传统做法。南宋以后，赐赠印本书成为一种特殊礼遇，明朝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比前更为频繁，赐赠图书也更多，古代汉文典籍也以此方式向外国传播。

（二）明朝时期由于朝贡贸易的兴盛，泰国政府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遣派官员到中国国子监学习，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及精通中国文化的人才[3][4]。当这些派到中国的官员学成回国时，很可能有意无意便把当时在市面流传最广、最贴近百姓的小说带在身上以供路途消遣，回到泰国后又把它们介绍给当地人民。

（三）在藏于泰国曼谷（塔瓦苏吉）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古代汉文典籍的封面上，我们还发现“购于星洲”、“购于槟城”、“购于棉兰”、“购于宋卡”等字迹，故可断定这些中国古代汉文典籍是通过来华购买形式传到泰国的。

（四）新加坡、马六甲是中国古代汉文典籍在东南亚流通、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和集散中心，是古代东南亚地区刻印汉文典籍的重要基地之一[5]。新马两地與泰国相邻，来去较为方便，所以较多的泰国商人到这些地方购买与交易汉文典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典籍是通过中国政府赐赠、留学生带回、东南亚人士来华购买和书籍贸易等诸多途径流入到泰国。而稗官野史乃属不登大雅之物，在中国本土原为禁毁对象，自不能列入赐赠范围[6]，因此“包公”等明清通俗小说传入泰国的途径主要就是后三者。

二、“包公”泰译本在泰国传播的演变

中国古代小说很早就传入到泰国，但由于语言上的障碍，造成了原本在市面流传的汉文本中国古代小说未受到重视。语言作为文化构成的根本手段、传播的基本载体，是人们习得文化和扩大文化影响，交流文化成果的基本途径[7]。所以直到曼谷王朝一世王期间，随着泰译本中国古代小说的问世，才为其在泰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早期的“包公”泰译本主要有《万花楼》、《五虎平西与五虎平南》、《五虎平北》等。这一时期的泰译本均是在宋德昭披耶巴隆玛哈希苏里亚翁的倡导下委托（华人）东翻译后经文采较好、地位较高的泰国本土官员审批、润色最终成稿，然后献给当时的国王阅读欣赏。主要目的为供朝野娱乐，而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多由历史故事改编而来，也会让读者汲取其中的智慧、思想等。由于此时泰国还没有印刷业，因此这个时期所有的书，也包括中文小说的泰译本都是手抄本。

第五王世时期，泰国发展出了印刷业，早期翻译完成的《万花楼》、《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由史密斯医生印刷厂分别在1880、1878、1886年首次印刷出版。随着出版业的发展翻译汉籍文学的主要组织者和支持者已不再是泰国的王公大臣们，转变成各种报社的负责人和印刷厂的老板等。许多精通中泰两种语言的华人华侨、泰国本土人以及在泰国出生的第二、第三代华裔，都纷纷投入到翻译中国古代小说的热潮之中，其中很多人是为出版社工作的兼职翻译者。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小说泰译本的主要的目的也转变成了纯商业性。这个时期翻译的形式是先在报刊上翻译连载，连载结束后结集出版。

1976年后随着“武侠热”的再次兴起，以及受到相关影视作品的影响，包青天的故事也重新变得受欢迎起来，“包公”泰译本的新翻译者都变成了泰国本土的翻译专家，例如《完整版包文拯》由萨尼·坎拉亚娜米翻译，《公平之神包文拯》由尼·古拉玛罗希翻译，《完整版包文拯》由塔翁·斯卡克松和巴功·林巴努宋主编，泰国法政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学生翻译。这个时期的“包公”泰译本一方面有很多都是旧版本的再版，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众多的新翻译版本，同时出现了众多形式的选集、合集、完整版等，其版本更加丰富完善。

总之，在中国古代“包公”题材小说泰译本的出现及流传过程中，泰国华人、华侨、华裔功不可没，他们是最初的翻译者。随着泰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包公”泰译本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从最初的王公大臣逐渐转变为报社、出版社等，支持翻译，翻译者从华人华侨逐渐转变为本土翻译专家，版本的形式从最初手抄本转变为报刊连载和印刷本，翻译的“包公”题材作品越来越多，版本也更加丰富。自“包公”泰译本小说出现后，随着两次“武侠热”的兴起，“包公”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三、几种“包公”小说泰译本

（一）《包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包拯为核心人物，主要讲述包拯众多审判断案的故事。《包龙图公案》的翻译是根据其潮州语发音音译的，由乃勇翻译、天湾编辑修订的泰译本出现最早，流传最久，此泰译本出现于曼谷王朝第五世王时期，共译出73个公案，最初为手抄本，共18册，印刷本则由班隆努昆吉印刷厂1898年首次发行，全书共2册，此后由教师协会贸易机构和创造图书社分别于1971年和2006年再次出版，这两个版本分别4册和1册。此书泰译本的特点不仅在于包公断案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更在于故事里中表现出的不管是作为原告或被告的人民老百姓们将案件诉诸政府与法律后，其依赖和期望的是包拯的公平。故事中体现了老百姓对社会的愿望，当他们碰到责难不公时，他们期望着出现一个像包拯似的人物依靠他的智力、道德、公平的判断标准进行法律审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