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莹

摘要：《克兰福镇》以女性的角度叙事，通过虚构一个超然于世的大龄单身女人社区表达女性的伦理诉求，突破男权社会对其传统身份“天使”和“妖妇”的定位，赞美女性爱与宽容的美德，并将女性此样美德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呼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希冀在男权社会中力求女性话语权，获得男权社会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接受。

关键词：盖斯凯尔夫人;《克兰福镇》;叙事伦理;女性意识

《克兰福镇》最初分期刊载在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上，单行本出版于1853。此时为维多利亚中期，经济的蓬勃，社会的稳定，带动了文学小说的繁荣，女性小说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涌现出一批伟大的女性小说家。此时期的女性小说家在创作中惩恶扬善的道德说教，探索女性的生活和伦理观，对女性的美德进行歌颂，反驳男性小说家笔下对女性形象两个极端的刻画——“天使”和“妖妇”。盖斯凯尔夫人在《克兰福镇》中赞美女性爱与宽容的美德，更将这种美德作为社会问题解决的方式，从而构建两性和谐的社会。

一、女性叙事的伦理意义

克兰福镇是一个远离尘嚣以老年女性、大龄单身女性为主要群体的女人王国。男人们出于种种原因不在镇上，女性承担起一应大小事务，小到收拾花园、教导女仆，大到给文学和政治上的问题作出结论，男性在镇上被认为“在家里太碍手碍脚”。小镇的女性既不是温柔顺从相夫教子的“天使”，也不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妖妇”，而各有各的个性和怪癖，怡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群体中，默契遵守社交准则，互帮互助互为依靠共度难过。“它不仅彻底颠覆了英国文化叙事中妖魔化或丑化大龄未婚女性形象的积习成俗，而且摆脱了传统理念中单身大龄女性只追求婚姻和家庭的套路，试图为女性建构一个群体性质的全新生活方式。”（陈礼珍71）在小说中，“我”玛丽作为主要叙事者，亲自参与小镇活动，叙述亲历事情。至于返回德伦布尔缺席小镇事件，也能由小镇中玛蒂、波尔小姐等以聊天和书信往来的形式进行弥补。玛丽与小镇女性成为整部小说的共同叙述者，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生活，突破女性在男性价值体系中失语状态，掌握故事的话语权，体现女性的集体意识。离家多年的彼得突然回家，“成了镇上的红，女士们争着夸赞他，称他“完全东方的派头”，为了这一点也就更加喜欢他。”（盖斯凯尔1984：210）若说彼得是已逝教区长的儿子，玛蒂的弟弟，从小居住在小镇，是一个个彻彻底底的“本地人”，小镇上了年纪的女性对他小时的顽皮记忆犹新。所以小镇女性接受他不足为奇。但布朗上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居民，初到克兰福镇定居时闹出一场风波，“在大街上拉开军人的大嗓门叫嚷，说他是因为没钱才租不起好房子”（1）（5）。肆无忌惮的叫窮，违背了小镇的“高雅”，对于有教养的人来说，贫穷是一个需极力避讳的禁语，而且还是同众人憎恶的铁路有关系的员工，大家恼骚满腹。不知何时，布朗上尉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受邀参加詹金斯小姐举办的茶会，他的意见甚至被奉为金科玉律。无论是对印度归客彼得不加掩饰的喜爱，还是对率性正直布朗上尉的态度从厌恶—接纳—尊敬—权威的大逆转，无不代表小镇女性抗拒男权但不排斥男性的主张，传达了盖斯凯尔夫人构建两性和谐相处社会的伦理期望。

小说中不乏小镇女性对男性直白的评价，詹金斯小姐说出“女性比男性要强多了”（2）（18），波尔小姐指责“男人总是男人，他们装得像参孙那样力大无比，凶狠得别人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又希望像所罗门那样聪明，机灵得从来不会上当。您看好了，他们自吹凡事总有先见之明，但在出事之前又从来不肯打声招呼，告诉别人一声。我父亲是男人，我对男人的脾气是一清二楚的。”（3）（134）“盖斯凯尔夫人在这些女性人物的叙事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段，与其说是对男性的讽刺，不如说是对盲目反对男性态度的不以为然。”（夏文静146）这与构建两性和谐共处的社会立场是背道而驰，“如果说，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父权，反对新教伦理，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周颖418）盖斯凯尔夫人的目的凸显女性意识，获得女性话语权，并非将男性女性呈对立阵营。因此，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中也多次具体描述女性借助男性的力量走出困境。布朗先生牺牲自己救了一个横穿铁路的小女孩，小女孩是小镇未来女性的象征。在第十章，镇上传闻闹鬼，玛蒂小姐每晚把球超床底下滚过去，以检测一切是否正常，并随时准备呼喊男名字，让人以为有男仆帮助;福列斯特夫人向附近农家借了个男孩。另外，因詹金斯小姐不听玛丽父亲的忠告，继续将钱投资到银行中，结果银行破产血本无归，玛蒂小姐的生活也难以维续。彼得的出现及时地将玛蒂从悲惨境遇中拯救出来。

二、叙事结构的伦理意义

“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被视为现实主义的标杆、“高度现实主义”的代表。”（陈礼珍2015）《克兰福镇》虽是一个虚构的女性社区，但小说真实反映的当时的乡村生活。小说的情节初看上去有些松散不够紧凑，似乎没有一个核心主题，只是叙述家长里短的乡村琐事，缺少一根线将整部小说串联起来。但如果仔细琢磨，不难发现小说结构安排十分巧妙，乡村生活中重要的社交活动——聚会成为无形之手推动情节，每一次聚会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第一次聚会（第一章），詹金斯小姐与布朗上尉就文学观点发生冲突。布朗上尉与小镇风气格格不入，但很快得到大家的接纳和尊敬。才有后面，布朗上尉因救小女孩牺牲，大家对他的逝去万分惋惜的同时，不约而同照顾起他的二个女儿。接着失怙的泽西小姐与戈登上校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牵出另一段尘封已久的爱情。第二次聚会（第七章），新的人物登场，孀居的格兰玛男爵夫人和魔术师克鲁诺尼先生。前者决定放弃贵族遗孀的头衔，“下嫁”平民霍金斯大夫，在小镇算上一重磅新闻。门第悬殊的婚姻导致重视贵族身份的妯娌贾米逊夫人的极为不满和愤懑，甚至断绝往来。后者则给安宁的小镇带来了一场虚惊，小镇强盗出没似乎于其有关。风波过后，小镇归于往日静谧，但突如意外的浩劫侵袭玛蒂小姐，银行的破产致使生活资金来源断绝。就在山穷水尽之时，第四次聚会（第十四章）开始了。主要目的是商讨如何以让受赠者不易察觉的方式帮助玛蒂小姐渡过难关，因为高雅的女士感情上不轻易接受被人的馈赠。小镇女性纷纷伸出援手，尽最大能力帮助玛蒂小姐。而后，玛蒂小姐又在大家帮助之下开了一间茶叶店维持生计，直到失散多年的弟弟彼得的归来，家人团聚，玛蒂小姐的困窘也随之解除。

小说情节发展缓慢，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一切如真实的生活，细微处见深意。细节、平淡、琐碎的叙事符合女性细腻、温婉、善感的品质，亦是这种美好的品质一次次化解小镇面临的困境，就此而言，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伦理意义形成交融之势。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长期以来由于经济、世俗观点的禁锢依附于男性家庭成员，导致社交活动范围有限，自身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也得不到男权社会的认可。《克兰福镇》中的女性试图打破男权社会中对其身份的限制，力争属于女性的话语权，展示自己的美德。盖斯凯尔夫人更是将女性美德视为解决社会矛盾方式。

注释：

-（3）均出自 盖斯凯尔.克兰福镇[M].刘凯芳，吴宣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参考文献：

[1]陈礼珍.建构女性乌托邦的困境：《克兰福德镇》故事与话语的断裂[J].外国文学，2011（2）：71.

[2]陈礼珍.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

[3]夏文静.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以三位代表作家为例[D].吉林大学，2013：146.

[4]周颖.《克兰福镇》的反讽——与米勒先生商榷[C].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