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娴

一、与“随”结缘

“随”字由来已久。《说文》注“随，从也。”《广雅·释诂》：“随，顺也。”都取顺从、遵循之义。

被誉为“乾嘉三大家”之首的袁枚深受“随”观念的影响。曾在《随园六记》中说：“尝读《晋书》……方知随之时义，不止向晦入宴息而已也。”说明袁枚接受“随”的理念。袁枚又进一步说：“随之时义通乎死生昼夜，推恩锡类，则亦可谓大矣，备矣，尽之矣。”他认为“随之时义”的内容包罗万象，如若君子能取法于天，随时而行，顺天而动，便能成就美善。

袁枚曾作诗评价自己為“达人”：“至人非吾德，豪杰非吾才。见佛吾无佞，谈仙吾辄排。谓隐吾已仕，谓显吾又乖。解好长卿色，亦营陶朱财。不饮爱人醉，不醉爱花开。先生高自誉，古之达人哉！”《庄子》中将“达”的对象阐释为：“达生之情者傀，达于知者肖，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在袁枚眼中，所谓“达人”需得不佞佛、不排仙，对于致仕和乖隐皆顺其自然。这是受道家达命观影响的结果，也凸显出袁枚对“随”理念的认可。

袁枚所居随园原为隋赫德之旧“隋织造园”，袁枚得手后将其改名“随”，不是没有深意的。《随园记》记载了名字的由来：“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之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可见袁枚高度重视自然，在修葺随园时，随其地形山势而建，因地制宜，不破坏园子原有的地貌，不强加人的意志于自然之上，只为原有的存在状态锦上添花，尽力保留园子的自然状态。可以说，随园是袁枚“随”理念的物质化体现，随园实现了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二、“随”的创作实践

袁枚“随之时义”的人生态度，对应其创作实践，具体表现为随心、随性、随情三个方面。

袁枚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随心”便是随“赤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便是真心，不掺假念，回归最初。要求诗人需要有儿童般的纯洁与天真，表达自我，无虚伪矫饰。如此，诗人才能发挥大胆的想象力，诗文如童语一般真实、趣致。袁枚曾赞诗句“老僧只恐云飞去，日午先教掩寺门”，“昨夜醉酒归，仆倒竟三五”，“妙在皆孩子语也”。

袁枚又言：“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对于诗人的纯真本性，袁枚的态度仍是“随”——顺从天性，彰显自我。其诗论集《随园诗话》多次谈及“诗，性情也”，“提笔须先问性情”等，强调“性”在“灵”前。袁枚曾言“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对人本思想的肯定。对于“性”的旨归，袁枚又说：“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这里将“性”的发生之地从第三人称“人”转向了第一人称“我”，从关注普泛性整体转向每个个体，体现了袁枚对个体差异的重视，表现了鲜明的个性意识。总而言之，袁枚将“性”的解释层层推进，最后指向了诗歌中自我意识的重新回归。

即情求性是袁枚的重要主张。在《书复性书后》一文中，袁枚否定了唐李翱尊性黜情的主张，认为“性体也，情用也。性不可见，于情见之。”情由性出，性由情见。“善复性者，不于空明处冶性，而于发见出求情。”袁枚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袁枚所随之“情”，特指自然流露抒发的“先天真性情”。对于一贯被知识分子视为洪水猛兽的男女之情，袁枚非常推崇，以其为情之首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当沈德潜选诗弃王次回香奁诗《凝雨集》时，袁枚直言“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在个人生活中，袁枚也不讳言男女情爱，自称“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情需“真”，还需“深”。袁枚说，“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又言“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只有诗中满溢激烈、充盈、沉郁深切之情，才能使读者身临其境，打动人心。诗人的深情代表作当数为三妹袁机所写《哭三妹五十韵》，被认为是祭诗中的绝唱。

袁枚一生著作颇丰，存诗七千首。在创作过程中，诗人践行了自己“诗本性情”的标准，在创作中畅意抒情。袁枚的抒情诗题材丰富，除了抒写爱情、亲情外，还摹写了众类人间真情。丰富而真挚的情感表达，无关严肃宏大的主旨，不求温柔敦厚的教化，只有充满个性、私语化的情感体验和生命诉求。这构成袁枚抒情诗的独特魅力，也是诗人珍重人间世情的真实写照。

袁枚随“心、性、情”的主张，无疑是对当时翁方纲讲求诗文“义理”与“文理”，沈德潜倡导“诗教”的反击。当时通行的诗歌理念臃肿乏味，规矩甚多，诗歌的自由创造精神几近瓦解。在这样的环境下，袁枚主张作品应以人为中心，并且关注个人的生存体验，体现了袁枚反因袭、反传统、张扬个性的性灵主张。

三、“随”的人生美学

袁枚奉行“随之时义”的人生态度，不仅开创了以抒写自我为核心的性灵诗派，更收获了洒脱通达的快意人生。

袁枚一生虽诗名赫赫，其生命历程却不可谓不跌宕。虽家境贫寒，子才凭借满腔才气，“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本志气如虹，却因满文成绩不佳而下放知县，三年春梦一朝空。

一朝散馆外放，纵心中苦闷，袁枚仍选择顺应时运。在江南四县做官时，袁枚勤勉政事，“所至有政声，判狱如神”，深受百姓爱戴。然而，官场系统等级严密、规矩甚多，袁枚又天性爱自由，复杂官场着实令他烦闷不堪。袁枚痛苦道“书衔笔惯字难小，学跪膝忙时有声”，“官苦原同受戒僧”。做官之时虽“身往而心不随，且行且愠”。由于埋头政事，袁枚也无暇顾及自己的文学追求。加之上峰不喜、几次擢升无望，身心俱疲。面对严苛现实，袁枚不再违心于官场沉浮，而是顺从自由天性驱使，主动选择辞官归隐。他买下南京随园，在这里写诗赋文，交游天下，度过了此后五十年春秋。

从魏晋七贤到陶渊明，古代文人素有逃离市井、返归自然找寻生命价值的传统。袁枚同样深谙其道，曾直言“为爱梅花不做官”。后人说“随园山水花木、亭台楼阁，占尽金陵”，主人时常漫步其间，过着“岁月花与竹，精神文与诗”的惬意日子。市隐期间，袁枚贯彻随心而乐的生活之道，不再围绕某一种宏大道德观念打转，而转向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诗人能于日常琐事中发现趣味并赋予其诗性特质，其诗歌题材有众多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与再现，从诗题《栽松》、《拔齿》、《闲坐》、《削园竹为杖》等便可窥之一二。此外，他满足感官需求，强调口腹之欲，写作《随园食单》，使饮食这类士大夫所不齿的俗事进入文学表现的范畴，一粥一饭有了强烈的审美意义。对于饮食之法，袁枚主张追求本味，尊重物性，要求食材应季新鲜，且按正确做法烹调。食材之间讲究调和搭配，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达到“中和”的理想境界，这和袁枚顺心自然的人生态度是相吻合的。

袁枚一生重情重义，在人情往来上，主张“入世”。他交游遍布天下，经常和友人遥相唱和，《诗话》中有多处记载。对待朋友，无论身份贵贱，都一视同仁。

当然，人不能完全脱离他的环境而仅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率性的袁枚在那个文网大张的时代虽随心所欲却毫不逾矩，有一套自我保护的方法。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僻、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其性灵诗论藐视权威惊世骇俗，究其内核，却始终依儒道经典、圣人之言为自己庇护，并未撬动儒学根基。他广结善缘，游走于达官显贵之间，得到保护与资助，却不会触犯统治者的逆鳞。在人生取向上，无论是少年入仕，还是中年退隐，从最初尝试考据到后来终生从事诗歌创作，都可谓是随时而变动，随才而施行。这就是袁枚充满智慧的“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