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每佳

摘要：《论语》与《史记》语焉不详地记载了“子见南子”一事，引发了后人的复杂猜测与精彩演绎。林语堂的《子见南子》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孔子作为“人”的一面充分展示出来。电影《孔子》的“挑逗门”则是日益开放、日益市场化的当代中国文化产业中注意力商品化的一部分。这两部作品所涉及的其实都是对历史事件、思想文化传统的现代性发明和重构问题。

关键词：孔子;南子;现代性;重构

一

“子见南子”一事发生于孔子第一次到卫国（前497年），是圣人一生当中争议最大的“桃色”事件。《论语·雍也》的记录只有寥寥数语：“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稍稍详细一些：“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1]1920

《论语》、《史记》对于此事记载得语焉不详，子路几乎毫无掩饰地当面不悦，孔子指天发誓的自我辩护，都显得极不正常，因此也给后世留下了尽情想象和演绎的巨大空间。有人认为，孔子与品行不贞的南子相见，导致学生子路怀疑老师和南子有不可告人的行为，孔子只得无奈地自我辩解。这说明孔子没有装腔作势，更不是什么假道学。钱穆则认为孔子的话表明其“婉”而非是“愤”：“盖此事无可明辨，辨必涉及南子。在其国不非其大夫，更何论于君夫人。故孔子必不明言涉及南子，则惟有指天为誓。此非孔子之愤，乃属孔子之婉。”[2]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次会面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议，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南子的声名狼籍。《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卫侯为其夫人南子召见宋国公子朝会于洮。不久卫太子蒯聩途经宋国听到两句民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娄猪”暗讽南子。杜预注：“娄猪，求子猪，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3]“艾豭”亦作“艾猳”，意为老公猪，借指面首或渔色之徒。杜预坚持认为这是影射南子和公子朝的暧昧关系，径直将野人的歌谣视作南子不贞的铁证。

孔子一生唯一的“绯闻”就是与这样一个女子发生的。南子的美丽而淫荡、子路的不悦与怀疑、孔子的矢口否认和后人的极力辩护都给这一事件笼罩了欲盖弥彰的暧昧色彩。这一历史事件在现代中国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有意味的艺术再书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林语堂的话剧《子见南子》和胡玫的电影《孔子》。

二

“五四”时期，有人在否定孔子，主张“打倒孔家店”。也有人折衷地对孔子形象进行创造性的现代重构，目的是要将孔子作为“人”的真实一面充分展示出来。在林语堂看来，孔子之所以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正是因其具有强烈的人情味和幽默感。1928年，林语堂创作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4]作品将南子塑造成一位要求个性解放、敢爱敢恨的新女性，而孔子则是一个想爱又不敢、无能而又猥琐的糟老头子。

在林语堂的《子见南子》中，孔子周游至卫，美丽、新潮的南子要创办“男女同学”的“六艺研究社”。剧中的南子倡导“饮食男女”就是人生的真义。孔子则极力主张“男女有别”，显得正经而失之于古板，有些木讷的感觉。在《子见南子》的末尾，整个剧情达到了高潮。孔子似乎完全被美丽的南子感化了，不知不觉地一边看着南子且歌且舞，一边感叹自己年近花甲才明白艺术和人生的真谛。“是的，这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礼，真正的乐。别种的雅颂及别种的揖让都是无谓的，虚饰的。”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并没有刻意丑化孔子的意思，只是要将圣人还原成一个血肉丰满的凡人。

林语堂力图驱散腐儒、卫道者臆造的圣人幻影，主张还孔子以本来面目——首先是活生生的“真人”，然后才是所谓的“圣人”。即使作为圣人的孔子也“在你我之间，而不是在你我之前，或你我之上”。他“具有深厚的情感，锐敏的感性，高度的优美”，“完全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感情”。[5]林语堂准确地把握了孔子思想中那些无奈而幽默的成分，如“温而厉”、“无必”、“无可无不可”。林语堂所揭示是孔子思想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在他看来，孔子虽是圣人，亦有常人常情。孔子既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高尚品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偏执、自大的东西。他赞美孔子正是因他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非道貌岸然、喜怒不形于色的伪君子。

20世纪初，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活动都曾将孔子抬出来，将“尊孔”和复辟独裁政治联系起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肆意包装、打扮孔子，希望从中寻找其拥有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因为这样“尊孔”逆流的存在，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指出，孔子只是众多政治投机者的“敲门砖”。“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这样的孔子“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6]316-317鲁迅所言极是。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确实并非来自各个时期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7]《子见南子》是对19世纪初尊孔读经复古思潮的有力回击，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孔子及其思想提供了一面镜子，在现代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鲁迅看孔子的态度与林语堂颇多相似之处，他充分肯定《子见南子》所塑造孔子形象的成功。“在那个剧本里，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6]318

三

胡玫执导，周润发、周迅等人主演的电影《孔子》（2010年）描绘了孔子51岁出任中都宰至73岁病逝的经历，是近年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引起关注较多的一部作品。围绕影片争议的焦点依旧包括孔子与南子的“暧昧”关系。《孔子》的主创人员深谙大众文化的接受心理，影片上映之前就有意无意敞开一扇“挑逗门”，将观众期待、猜疑、争論的胃口高高吊起。尘埃落定之后，“子见南子”的挑逗疑案，在作品中只是一段发乎情而止于礼、近乎写实的情节。影片中南子深情地凝望着孔子说：“听说你常讲‘仁者爱人，是吧？那你那个‘人字里包不包括像我这种名声不好的女人呢？……听说你在敝国传授《诗》，小童也爱读诗，有一句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请问夫子是什么意思啊？……”这样的处理极大地突出了影片的卖点，同时引起了一些学者不快和异议。如就有研究者认为电影“更多地表现了孔子平凡的一面，而圣人的一面显得不足”。所塑造的孔子是“失败的孔子，片面的孔子”。《孔子》是“国学娱乐化的一个新标志”，这种国学娱乐化充分体现于“虚构的南子与孔子的暧昧关系中”。[8]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工业形式，并非完全意义上承担着移风易俗神圣使命的高雅艺术。迎合甚至创造世俗性的身心快感，引导大众热衷的浪漫、暧昧想象反而是其理所当然的题中之义。

事实上，相对历史上对于“子见南子”事件的种种猜测，电影的处理似乎也并不特别过分——没有借机过度渲染二人所谓的私情或将南子塑造成世人所猜测的淫妇，以博得观众的眼球。影片中的南子美丽而智慧，并且真正懂得孔子。她对孔子说：“世人也许很容易了解夫子的痛苦，但未必能体会夫子在痛苦中所领悟到的境界！”后人只看到了圣人孔子的光環，谁又能象南子这样同情、理解凡人孔子的无奈与痛苦。

《列女传·卫灵夫人》提供了一个与世人想象截然不同的南子，我们不妨作为参照。

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谓谁？”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堕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9]

《列女传》中的南子凭借马车声到宫门前的中断，就判断出贤臣蘧伯玉的“礼下公门”。理由是君子表里如一，不会暗室欺心，所谓“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堕行”是也。《列女传》高度评价了南子之“智”：“明于知人道”。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亦从此说：“南子虽淫乱，然有知人之明，故于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请见孔子，非无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见为将屈身行道，而于心不说。”[10]这样一个美丽而智慧的女子还曾引起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兴趣，据传为其所作的《列女仁智图》对南子的“仁智”形象进行了精彩描绘。

林语堂的戏剧上演将近百年之后，“子见南子”又成焦点。无论孔子多么远见卓识，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21世纪初最时尚的娱乐热词之一。电影《孔子》表现南子“诱惑”孔子的真实用意究竟如何，旁观者可以揣摩而难以妄下断言。但对照林语堂的《子见南子》，我们应当可以品出些许意味。

四

简牍、纸张记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源于想象性的建构，并未完全受制于所谓真实的史料，众多历史事件的生动细节事实上更是历史学家笔补造化的想象、建构之物。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现实与虚构之间，从来就有一种紧张而又密切的关系”。[11]既然存在想象与建构的成分，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将《论语》、《史记》记载的历史当成艺术看待，注重孔子作为正常人的真正的喜怒哀乐。如《史记》中郑人对子贡所描述的圣人形象是“丧家之狗”：“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1]1921-1922胡玫的电影同样抓住了这个可以让我们对孔子有更全面、更深入理解的情节。一个敢于自嘲、善于自嘲的圣人此时显得多么平易、生动、活泼、可爱。

汉代以后孔子被神圣化，以“素王”、“至圣先师”等名号称之，现代以来孔子又被重新“人”化。这是“人”的观念历史演进、变化的必然结果。林语堂《子见南子》是典型的“旧瓶装新酒”，它在反对尊孔复古思潮之外，具有推动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的积极意义。电影《孔子》借“挑逗门”吸引观众，也不过是日益开放、日益市场化的当代中国文化产业中眼球经济的一个极其正常的文化娱乐现象而已。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言行举止都与中国文化的主流缠绕不清，尤其是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孔子更是一个不断被回顾、不断被想象、也不断被建构的人物。“我们每当面临文化和社会的巨大转变，总难免回到孔子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在现代中国，一面是民族的危机导致的全面反传统的精神总以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否定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出现的前提;另一面，去又不断将孔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来看，试图从孔子汲取精神的力量。这种矛盾性的现象凸显了孔子乃是中国人精神最深处的东西，有关他的截然两极的判断正是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的矛盾性的表征。”[12]近年以来，声势极其浩大的缅怀先圣的祭孔盛典，全球首发“孔子标准像”引发的巨大争议，国家博物馆北广场形似高山、目视远方的孔子青铜雕像岂不都是明证？同样，我们也完全可以期待孔子的故事、“子见南子”的故事在将来有更多、更有意味的书写方式。毕竟孔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观看自己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钱穆.孔子传[M].北京：三联书店，2002.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597.

[4]林语堂.子见南子[J].上海：奔流，1928，1（1）.

[5]林语堂.孔子的智慧[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8.

[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杜维明.论儒家知识分子[M].钱文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58.

[8]郭沂.《孔子》：银幕应该如何表现和传播孔子[J].北京：电影艺术，2010 （2）.

[9]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02-103.

[10]刘宝楠.论语正义[A].见：十三经清人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0：254.

[11]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46.

[12]张颐武.一个人的阅读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