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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梦庄”隐藏的国民劣根性

2019-06-14谢亚丽

北方文学 2019年14期

谢亚丽

概要:贾大山作为河北新时期获得短篇小说奖的第一人,后期写了不同“取经”道路的“梦庄记事”,人们往往关注到“梦庄”的美好而忽略了美好背后的丑恶,故笔者欲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和当时的社会历史加以浅析。

关键词:贾大山;“梦庄”;左倾时代;国民劣根性

国民劣根性的书写自新文化运动后便成为了作家炙手可热的主题,鲁迅的《阿q正传》最早开启现代文学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先河,批判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广大人民灵魂深处的精神胜利法;第二个十年中京派文学中的沈从文把世界分为城乡二元,除了对城市丑陋人性的披露外,在歌颂乡村“自然、健康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同时也注意到边区农民身上沿袭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而具有的国民劣根性;三十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和《二马》等经典作品从文化的角度剖析了市民阶层和农民阶层因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而具有的后天性格缺陷,如祥子自私保守狭隘的阶层局限、祁老太爷以及老张的懦弱得过且过的中庸心态;当代文学中贾平凹对农民身上劣根性的书写在乡土文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劣根性的书写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呈现着不一样的文学形态,作家运用各种叙事方式使得作品各具独特的审美内涵。而从贾大山的《梦庄记事》系列,我们可以透视作者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创作意图以及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状态。

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凭借短篇小说《取经》蜚声文坛,在当时还出现了“二贾研究会”将他和贾平凹进行对比研究,可见当时其作品的热度。《取经》于1977年发表,讲述了农业学大寨热潮中,其中王村书记王清智率先想出修建农田建设工程但担心扣上唯生产论的帽子遭到批判而放弃,但邻村在其支书李黑牛的带领下坚持农田工程,因取得极大成功而受到表彰,在吸取经验中王清智得出了做工作需务实的结论。贾大山以文学的形式进行政策诠释,反思极左时代的“空虚浮夸风”而呼唤走实干路线,是从社会角度来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进行文学佐证,仍未从实质上摆脱政治对文学的干预。这是他早期作品受“文学工具论”和“主旋律”影响的必然结果,再加上时代文风的牵制,免不了走图解政治的模式话语道路。后进入新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随着国家发展重心的调整也相应地改变着自身的流向,但文学陷入了一种“该写什么与不该写什么?怎么写”的矛盾之中。现实和文学的双重矛盾使得贾大山十分困扰,从1983年以后的四年间,他一直处于搁笔的空白状态。直到1987年在女作家铁凝的支持和鼓励下,打破了四年的缄默无语,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写了一些自己熟悉的关于农村和农民的故事,共二十三篇收入《梦庄记事》系列。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这阶段作品的政治因素渐趋削弱,开始从自己的民间立场出发看取农村的乡风乡情,疏离文学主潮坚持自己写作叙事的路向显现出来。他小说创作的重点由政治转向了人性探析,不再直接写国家政策的实施与困难以及各方面的应对,也不再通过特定形象来批判某种观念和思想,而是关注到人性的复杂结构。这是他创作观念的极大转变和创作的开始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不想再用文学解策,我只想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以娱乐读者,充实自己。”

《梦庄记事》系列不乏表面无私但对女儿深爱的队长、冰清玉洁看似粗野却热心可爱的干姐、有情有义明事理讲亲情的树满和小芬、无怨无悔为村人敲钟的路大爷、外表凶神恶煞但亲切和蔼工作上认真负责的孔爷、敏捷健美会上树却内心娇羞的乡村女儿们他们古道热肠、直率坦诚、对人亲善,有着《边城》描写下乡村人物的人性美与浓郁的人情美,汇集中国人身上几乎所有的传统美德,构成“梦庄式的希腊小庙”。有一篇收录之中的短篇《写对子》甚至写了过年时节人们抛弃阶级成见欢迎富农参与写对子这样一件事。我们知道在极左时代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因过年一下子便恢复到正常和谐的关系,有些美化得不真实的嫌疑。粗略看贾大山的这些作品,让读者相信在极左时代一些美好的事物仍然存在,但仔细去体味,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幅和谐美好的风俗画背后隐匿着作者难以被人察觉出来的对国民劣根性的些许担忧和批判,他把笔触伸入到底层民众灵魂中的深处,用略过的方式揭开特定时期人性的恶。如《老路》中写出阶级斗争时期指导员老路对给生产队干活的老牛的悲悯与怜爱,但在文末却提出了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对人,为什么那么冷酷呢”对老牛的万分不舍和对人审讯批判到“脱皮、熬红了两只眼、穿着钉有铁掌用来打击震慑阶级敌人的大头皮鞋”的恶毒程度形成了鲜明反差,在“人不如牛”的时代,农民的公报私仇和狐假虎威以及以别人痛苦为自己快乐的心态在这种对比下昭然若揭;《离婚》中梦庄农民把保守、隐忍和愚昧作为了自豪的资本,“离婚?自从盘古开天地,梦庄没有这个例。所以当对自由向往、追求除吃穿用外的精神层面的乔姐遇上了愚昧顽固思想保守的老白后两个人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要离婚;又如《俊姑娘》中对于模样俊俏的玲玲人们总是给她安“小白鞋、水蛇腰、多米索”等外号、扣工分、剥夺入团的权利甚至还把写信、打电话和屋后有水果罐头等正常行为进行上纲上线,污蔑为资产阶级思想。直到一次劳作后玲玲将成为跛子后,人们的嫉妒心理被赋予同情心的外衣伪装起来。贾大山写出了农民特有的善妒和仇恨心理,她们常常会以为别人的日子过得比自己好而随意地揣测和污蔑别人在思想作风或者其他方面有问题。《丑大嫂》异曲同工地写了外表大大咧咧但内心觉得自己丑而自卑的祈大嫂,一次“我”给她一副眼镜,一番收拾后丑大嫂其实挺美,但从此遭到其他人的各种猜测、嘲讽和恶意抹黑。人们的微妙心理彰显无遗,写出了国民心理的卑劣之处。《坏分子》里的小蝴蝶因为成分问题而被干部拐诱,负责调查的老吴则带着窥探心理极度详细地询问细节,其实是一种看客心态和变态心理的“正义表现”。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在日朗风清的平静水面掠过几丝时代的阴影,作者在还未彻底解冻的时候能够大胆地书写特定时期人性中隐藏得最为深的劣根性甚至是不为人知的黑暗心理与潜意识,是一种真正的“人学”,是作家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表现。

这与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贾大山所处的时代正是新中国最混乱最迷狂的年代,国家机制和整个社会都陷入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批判“资修正”到处张扬着巩固社会主义的大旗的同时,也为某些人的丑恶提供了滋生和供养的场所。贾大山本人就经历过左倾时代的迫害,小时候他因多才多艺备受师长同学的青睐,但一首寓言诗几乎毁掉他的一生。所以他深刻知道那个时代带给人们以怎样的影响,清楚人性在特定时期下阴暗面的显现和丑陋程度的爆发。但他后来入党并成为一名人民干部,限于多方面的原因,他只能在写农村农民的美好的外在表征下几乎不着痕迹不动声色地将丑恶作为生活的点缀,把自己年轻时代痛苦荒谬而真实存在的人生经历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对美好“梦庄”的书写之中。這是美好“梦庄”之丑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曾经所说过的:“人们都追求美好的事物,我们的文艺就是要以美感来影响人,我的文艺观不是首先从书本里学到的,而是生活实践和农民教给我的。我听农民说说书唱戏是教人学好的,我理解这个“好”就是要人追求心灵美、道德美”,可见作者写美好“梦庄”中浅露出来的国民劣根性正是他想要将美丑放在一起对比进而激发人们心中对真善美更强烈的渴望和追崇。他想借自己的作品来传递积极的道德文化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而非颠倒黑白扭曲人性激发丑陋的时代观念和错误的政治策略,进而呼唤人们内心更深层次更本质的真善美。

参考文献:

[1]贾大山.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M].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

[2]铁凝.贾大山小说精选集之天籁之声,隐于大山(代序)[M].作家出版社,2014.1.

[3]殷曦阳.贾大山小说论[D].河北师范大学,2016.

[4]铁凝.山不在高——贾大山印象[J].长城出版社,1997.

[5]铁凝.大山在我心中[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