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玚 李佳耘

一、引言

跨境资本流动通过扰动市场情绪、影响资产价格等方式对宏观经济带来显著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陷入低谷，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活跃程度均远低于此次危机之前。特别是2013年12月和2015年12月美联储采取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和加息政策使美元回流，全球流动性呈现显著的 “本土化倾向” （home bias）。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复苏乏力，市场恐慌情绪升温，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并最终加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一些主要经济体甚至采取极端的逆全球化政策（包括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及对中国展开基于301条款的调查①美国301条款是对 《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301条的俗称，其主要含义是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对其他被认为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等）以保护本国利益，进而加剧全球逐利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合理地预测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与规模以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目标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决策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自2015年美联储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呈显著顺周期特征，几乎每个季度（除2014年1季度外）都表现为资本流出，且有10个季度短期资本净流出规模超过当期国际收支顺差差额（管涛，2018［1］）。 2014—2017年4年间，短期资本净流出累计值达1.72亿美元，超过经常项目顺差总额的50%，储备资产也由2014年6月的39 932亿美元峰值迅速下降至2017年1月29 982亿美元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