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铨 温相 顾建平

卫队军纪严明，杨宇霆受张作霖赏识

称霸东北的军阀张作霖虽出身土匪，但比较重视人才。他不仅喜欢能征善战的武将，而且也很重视足智多谋的文人。奉系军阀的发展壮大，与张作霖有一个稳定的幕僚队伍密切相关。

张作霖当上奉天（今沈阳）督军后，曾根据当年汉高祖刘邦的经验对亲信说：“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从此，他不仅广泛拉拢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地方贤俊充当智囊，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吸收一些受过洋学堂军事教育的武备人才来充实班底。其中，就有人称“奉系智囊”“小诸葛”的杨宇霆。

杨宇霆，原名玉亭，字邻葛，祖籍河北滦州戴家岭。他的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从关里携眷逃荒到关外，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杨宇霆出生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1904年初，杨宇霆听人说，科举制度马上就要废除了，但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朝廷特别恩许再开一科考试，考试将在锦州举行。杨宇霆很想参加考试，但这时他家已入了旗籍，按清制“旗不点元”，他没有报考资格。于是，他想尽办法，多方活动，终于以一同姓考生的名义报名参加了考试，并一考就中，成为清王朝最后一科秀才。

第二年春天，杨宇霆考入奉天学堂高年级插班生，学校开设有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他此前从未接触过，毕业考试时却名列前茅。毕业后，他又考入奉天陆军学校，1906年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常和于珍（后为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为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为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等人都有书信来往。

科举时代，所有读书人都饱受寒窗之苦，能脱颖而出者却寥若晨星，多数人都会被挡在秀才这第一道门槛前。杨宇霆是幸运的。虽然这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它的无形价值还在，因为人们会对考中科举的年轻人高看一眼。且杨宇霆又在日本学了现代军事科学，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是新学中的显学，所以像他这样既有功名的底子，又能西学为用的人才，是所有政治集团急需的热门人才，前途一片光明。

辛亥革命前夕，杨宇霆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8期毕业回国，被派往长春陆军第三镇炮队任队官，不久就被调到东三省讲武堂任教官。民国成立后，他又被调到北京陆军部任一等科员。当年即被派回奉天，任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翌年升为厂长。后来，他一路飞升，历任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说起张作霖同杨宇霆的相识，还有一番曲折。

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曾帮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除掉了进步人士张榕等人，一時间在奉天城里，留洋的学生成了官方仇杀的第一对象。1912年4月，参加南北军界统一会议的刘德权途经奉天时，张作霖专门跑去参见。在张作霖来之前，刘德权的同学杨宇霆刚好也在座，因为他知道张作霖深恨留洋的学生，听到张作霖来访的禀报，立刻转身就走，不料正好同进门的张作霖碰面了。张作霖看了杨宇霆一眼，没作声，进门后对刘德权说：“这是你的同学吗？你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走，我们奉天讲武堂就要开办，都要用他们，军队没有教育哪能行呢？”刘德权素来蔑视他的出身，现在听到他这么说，“惊讶其人能有此大志”。

这次见面，张作霖和杨宇霆彼此之间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转眼3年过去了，一天，张作霖在街上看见一支部队，衣着整洁、军纪严明，派人前去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奉天军械局局长兼军械厂厂长杨宇霆的卫队。这让张作霖倍感意外，当即下令召见杨宇霆。在见面的过程中，杨宇霆再次让张作霖刮目相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杨宇霆由此进入张作霖的视野，成为张作霖不可或缺的助手之一。

驱逐段芝贵，赶走冯德麟

谈到杨宇霆正式受到张作霖的重视，还要从张作霖推倒“三座大山”说起。

张作霖混迹江湖之初，冯德麟便是压在他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其余两座“大山”杜立三和金寿山都先后让张作霖想方设法地移走了，唯独冯德麟比较棘手。一则冯德麟同张作霖的渊源很深，论起江湖辈分，冯德麟居长;二则冯德麟与日本人的关系十分密切。1904年夏，冯德麟曾应邀参加“东亚义勇军”，战后获日本天皇颁发的“宝星勋章”一枚。辛亥革命爆发后，东北保皇派负隅顽抗，靠的正是张作霖和冯德麟这两枚关键的棋子。因此，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任民国陆军27师师长，冯德麟任陆军28师师长，两人平起平坐。

就在张作霖举棋不定之际，他一生中非常难得的两个“贵人”几乎同时现身了。一是个段芝贵，一个是杨宇霆。

段芝贵是安徽合肥人，以同乡的身份被介绍到李鸿章家开设的当铺里做学徒，后被族叔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接着又东渡日本进入士官学校学习。有了这段资历，段芝贵很快就混到了袁世凯创建的新建陆军左翼第2营管带兼随营学堂教习的位置。利用这个位置，段芝贵有意巴结袁世凯，甚至做了袁世凯的干儿子。此后，段芝贵官运亨通，一路扶摇。43岁时，段芝贵被特授为拱卫军司令官，地位类似清朝的领侍卫内大臣，气焰非常嚣张，连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都要避让三分。

为了更好地掌控关外局势，1915年8月，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不久即兼巡按使），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政。段芝贵算是如愿以偿，可在另一个人心中，无异于“前门驱虎，后门迎狼”。这人就是张作霖。本来张作霖已然是奉天的“灵魂”，举凡人事变动，不拘县长、局长，哪怕是一个税捐所所长的任免，都要张作霖点头。如今，段芝贵初来乍到，不但捞钱，还要掌权，同时还负责监视张作霖、冯德麟，这就惹恼了他们二人。

1914年8月，袁世凯企图用“护军使”这种减都督一等的头衔将张作霖调往内蒙。张作霖当即给段祺瑞发去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

1915年八九月间，正是北京城闹“帝制”最关键的时刻，张作霖一再上书表忠心，甚至说出了“若帝制不成，誓不再生”的狠话，这在非北洋团体的军人堆里是不多见的。可袁世凯就是故意装傻，表面上封张作霖为二等子爵——当时各省陆军师长一级的只能受封男爵，唯独张作霖等少数人特晋子爵，用袁世凯的话说，便是“用沛特恩”。但事实上，奉命管控奉天的段芝贵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张作霖拿到袁世凯的封爵诏书后，故意问左右：“子之何谓？”左右回答道：“子爵下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侯。”张作霖道：“吾何能为人作子？且吾薄辽东王不为，何子爵也？”

随后，张作霖称病，闭门谢客，连段芝贵上门都一律挡驾。袁世凯以“绥远都统”一职相邀，被张作霖一口回绝。关起门来的张作霖干了两件事，一是策划于密室，一是点火于基层。策划于密室的关键人物就是杨宇霆。

在如何处理掉段芝贵这件事上，张作霖非常注意倾听杨宇霆的意见。杨宇霆提出，驱逐段芝贵的这项任务应交由冯德麟的28师。话虽说得比较隐晦，但张作霖马上明白了内中的要害，这是一箭双雕的把戏，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说之前的杨宇霆也仅仅是以才学优长、谈吐惊人受重用，那么这次献计之后，杨宇霆便彻底成了张作霖的入幕之宾。

张作霖与段芝贵的过节被冯德麟看在眼里，他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绝好的时机。1916年，冯德麟在陆军28师办公处请客，名义上是吃饭，实际是密谋，主角就是冯德麟和张作霖。冯德麟首先提出要把段芝贵轰出奉天，张作霖假装请教办法，冯德麟将计划和盘托出，基本不出张作霖与杨宇霆之前所议。而且，最妙的是冯德麟主动提出由他的28师唱“黑脸”，然后再由张作霖的27师唱“白脸”，一个是“打”，一个是“吓”，双管齐下，保证段芝贵滚出奉天城。张作霖求之不得，当即满口答应。

稍后，张作霖面见段芝贵，说外界盛传冯德麟所部勾连27师部分官兵准备合伙做不利于段芝贵的勾当，请他定夺。早在1916年3月，袁世凯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作为袁世凯的铁杆、干儿子段芝贵已然是惊弓之鸟，如今听了这样的消息如同雪上加霜，吓得连忙要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只在桌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走”字，段芝贵即将搜刮来的现款用京奉铁路局专车准备拉回北京。

段芝贵前脚刚走，张作霖后脚就通知冯德麟动手。当专列行至车站时，冯德麟所部持旅长名片上车，向段芝贵递交奉天各界人民团体控诉他的电报，电报中要求将段芝贵即行扣押。专门负责“护送”段芝贵的张作霖亲信装出义愤填膺的模样，跑下车去“抗争”，“抗争”的结果是专列放行，但现款必须留下。段芝贵哪还敢讨价还价，千恩万谢后，迅即逃离东北。

逃回北京的段芝贵，对冯德麟恨之入骨，“哭述于袁皇”。还没等袁世凯作出反应，张作霖这边又踢出了第二脚，打着“奉人治奉”的旗号向北京政权挑戰。东三省尤其是奉天等于北京的后腰，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袁世凯既然不能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自然就得顺坡下驴。他征求段芝贵的意见，从张作霖、冯德麟二人中挑选一人担任奉天的军政首脑，段芝贵当然力推张作霖。就这样，袁世凯违心颁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巡按使。自此，张作霖在东北完全掌控了军政大权。

联合徐树铮，策划“秦皇岛劫械”

1918年前后，北京政府的皖系段祺瑞和直系冯国璋争斗激烈。段祺瑞被直系赶下总理位子之后，就需要寻找盟友对付直系，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认为拥兵关外的张作霖应是首选。

说起来，杨宇霆和徐树铮的关系十分密切，两人在日本的时候就是同学，且性情、手段以及处世方式也十分相似。徐树铮、杨宇霆二人的共性可概括为十个字：热衷政治、心高、量狭、手长、才大。徐树铮能力之强，段祺瑞身边的人都印象深刻。徐树铮会客之际，一手接电话，一手批公文，两不耽误;举凡大小公事，过目不忘，不拘段祺瑞何时何地询问何事，总能对答如流，即便核对，也丝毫不差。段公馆的人都说，这是“特才”。

反观杨宇霆，也是如此。杨宇霆死后，于冲汉（民国著名政客）送了一副挽联，上书：“棘门坝上如儿戏，我识将军未遇时。”尽表对其能力的钦佩。

当初，张作霖所部空有3万余人的编制，军纪废弛、军力偏弱，杨宇霆纠之以猛，令奉军上下焕然一新。就政务方面，他与王永江一道，多方开创，夯实了张作霖在东北的基业，后人称：“一则整军备械，一则治民理财，如作霖之左右手，因而奉省大治。”杨宇霆所创办的实业如平治学校、法库电灯厂等固然与其“夸官故里”的思想有关，但在客观上也做到了惠及地方、泽被后代。可以说，遍观奉系内部，张氏父子麾下的高级官员中如杨宇霆这般军政两手都很硬的人才，的确寥寥无几。

徐树铮对杨宇霆的欣赏，早在陆军部时期就开始了。但二人始终没有在政治上合作过。一旦他们合作了，闹出来的就是一场“大地震”。徐树铮伸出橄榄枝之后，杨宇霆觉得机会难得，所以力促张作霖联段。

奉皖结盟，目标自然是直系。当时直系冯国璋是代理大总统，正想利用北京政府从日本购买的军械武装直系军队，议定军械在秦皇岛交货。徐树铮“泄其事于作霖”。当时，奉军入关，正苦于军械短缺，杨宇霆力主劫夺。于是，在1918年2月15日，由奉军53旅旅长张景惠，制造了“秦皇岛劫械”一案。

张景惠率兵到秦皇岛后，与冯国璋派去的领械人员聚赌饮酒，待军械装车之后，他乘人们酒醉，立即命令站长，将车头挂向沈阳。张作霖用这批精械，武装了3个混成旅，迅速壮大了奉军。20几天后，兵强马壮的张作霖马上宣布成立奉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随后率5万余奉军南下，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显示奉军的声威。由于张作霖的介入，导致北洋王士珍内阁垮台，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

5万奉军入关是张作霖第一次参与全国政争，而这一切幕后的策划者就是杨宇霆，从此“小诸葛”杨宇霆名闻天下。

另外，杨宇霆还协助张作霖办成了几件大事：一是建立了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属归日本所有，修战备公路，可以使交通运输不受日本人的挟制，一旦与日本人开战，可以通过公路与之周旋;四是督办奉天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部队。

杨宇霆的这些举措，使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他还在日本人向张作霖提出要在东北实行“杂居”时，认为这和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的第十六条没有本质区别，是以力主不予答应。经过数度交锋，日本人深感杨宇霆“不易对付”。

一时之间，东北的军政事务，杨宇霆均可左右。直皖战争后，张作霖任杨宇霆为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比以前更受重用，可以说是位同首辅。

恃才傲物，命丧少帅之手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年仅27岁的张学良接掌了东北政局。当时很多军政要员虽表面上拥戴他，实际则持观望态度，特别是一帮曾和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根本不拿少帅当回事，甚至居功自傲，尤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张作霖在世时，视杨宇霆、常荫槐为左右手，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实权，且关系极为密切。张作霖死后，这二人飞扬跋扈，对张学良动辄予以训斥。每当张学良有事向杨宇霆询问，或提出一些主张时，杨宇霆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

而那时候，张学良也的确不争气，经常开着会就犯了毒瘾，丢下一班长辈老臣回房扎针、抽大烟。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让一干厅长处长们在外面等。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自然是对这位“世侄”恨铁不成钢。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宇霆。杨宇霆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随后便带着那名官员来到帅府，问卫兵：“汉卿何在？”卫兵答：“尚未起床。”杨宇霆怒气冲冲直接来到张学良的卧室外，一脚踹开房门，并大声嚷道：“快起来，有公事办。”张学良急忙披衣起床迎出，杨宇霆竟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老帅在世时，可不这样，你个混账东西，若是再这样下去，东北的事能干好吗？”张学良忍无可忍，破例回敬了一句：“我干不了你干！”

据当年在帅府听差的赵吉春回忆，杨宇霆明里暗里没少攻击张学良，当着奉系元老的面，经常痛心疾首地说：“小六子不是跳舞，就是抽大烟，东北前途，实堪忧虑啊！”当着张学良的面，又以长辈的口吻说：“汉卿！你这口烟给人的观感可不够好啊。”话语间总有高高在上的意思，这自然引起张学良的反感。

而此时，一直想除掉杨宇霆的日本人又趁机在社会上散布杨宇霆阴谋夺权的假消息，他们还送给了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把张学良比作日本战国时代的关白（其时日本最高军政长官）丰臣秀吉，将杨宇霆比作后来篡位的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张学良又因为杨宇霆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处处与自己意见相左，对他不免动了杀心，但仍犹豫不决，据说张学良真正决定杀杨宇霆之前曾3次掷银元问卜。

杨宇霆招致杀身之祸的直接导火索发生于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支持常荫槐扩充实力、掌管中长铁路，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张学良。

当日下午5时许，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携带事先拟好的文件到大帅府，请张学良签字。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欲成立东北铁路督办总署，任命常荫槐为总署督办。事先，杨宇霆并未就此事与张学良沟通过，张学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虽然张作霖过去就有过从苏联人手中收回中长铁路的管理权之后，就成立一个铁路督办署的想法，张学良对此也并非不赞同，但他却并不想把这个权力交给常荫槐。因为他心里忌讳常荫槐的势力越坐越大，可又不能明说。所以他只能找一些托辞敷衍，比如说成立督办总署涉及到中长铁路收回的问题，事关外交，须先进行交涉，然后再作研究决定等。

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则认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总署是中国的内政，苏联人无权干涉，即使将来要和苏联谈判，有这个机构，总比没有这个机构好。显然双方谁也说不服谁，于是就起了争执。

关于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其中最为可信的，当是全程参与了这件事的时任奉天警务处长的高纪毅的回忆：

那天，他们（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钟。我进府后立刻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了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实在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已回去吃饭，一会儿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二人处死，你带卫士去执行！”

我接受命令后，又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了6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荃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不许出。一切布置完毕，又过了2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对杨、常宣布道：“奉长官命令，因为你们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当即6名卫士分为两组。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就陈尸在老虎厅内……

翌日一大清早，张学良即通电全国，并在通电中，历数了杨宇霆、常荫槐二人的诸多罪恶，如操纵把持、一手遮天、破坏和平、危害国家、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等等，此前他亦曾多次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可他们却偏要一条道走到黑。所以他才不得不对他们下手，且彼二人“皆已俯首服罪”，已于昨日“按法执行”。当张学良冷静下来之后，似乎又对此事有了悔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于是，张学良又命人给杨宇霆、常荫槐两家各送去一万元的抚恤金，并亲自给在德国留学的杨宇霆长子杨春元写去了一封慰问信，嘱咐他安心学习。除了优抚家属之外，他还亲自为杨宇霆写了一副挽联：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上聯用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典故，下联用了周公旦诛管叔、蔡叔、霍叔的典故，表达了其复杂的情感。但他还在给杨夫人的信中，为自己的行为做了如下辩解：“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多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

杨宇霆之死亦震惊了国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得到杨宇霆死讯后，大感突兀，并说：“杨宇霆绝非亲日者流，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材，终为军阀制度之殉。”胡适后来也说：“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史学家刘以芬说：“夫以奉军席全盛之势，徒因内部派别之争，至于坠精锐、戕人才而不惜，及宇霆之死，而其势亦已疲矣。呜呼！此团结之所以可贵也。”

杨宇霆智谋高超，治事亦勤，可惜他恃才傲物，终被张学良处决。《国闻周报》对杨宇霆曾有评论：“论宇霆之生平，其智计之纵横，材辩之奇诡，规模之壮阔，在近代风云人物中殆属不多见。惜乎其恃才傲物，直情迳行，看人太轻，看事太易，世途之艰难险阻，一切不在其顾虑之中，是以屡遭挫折，犹不悔悟。终至自陷于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