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在舞台中央，隐身帷幕之后，却影响着时局以及更多人的命运;他们虽然不在封建官僚体系内，得不到书面肯定承认，却能全面参与决策;他们的出现和消亡，都算不上轰轰烈烈，但史书上还是留下了他们诡谲多变的身影。

从先秦的士，到晚清的师爷，他们的称谓虽然一直在发生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时代和政局赋予他们的使命。从中央到地方，他们的身影几乎贯穿了整个官僚体系，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存在，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也决定着一方民众的温饱饥寒与生死祸福。循着远去的王朝，我们看到了他们模糊的背影，也看到了他们最后留下的称谓：幕僚。

幕僚的兴亡

将“幕僚”二字拆开，“幕”，一义帷幕，古代战争中将帅的办公之所，因是临时性而非固定的官所，所以更像是军队首长的临时作战帐篷。在这个帷幕里管理大小军政事务的人，被称为“幕人”。《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云：“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凡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绶。”这应该就是“幕僚”的雏形，他们最初是服务于军队将帅的，参与朝觐、朝会、军旅、田役和祭祀等事务，身份非常特殊。

《说文解字》指“僚”通“劳”，故“僚者，劳也”。又云：“劳，剧也，从力荧省，焱火烧，用力者劳。”可见“僚”是苦命人、干活的人。所以将“幕僚”合并来看，他们虽然身份特殊，参与军政事务，但到底是苦命的干活人，而不是指挥者和享乐者。

这样的定位决定了他们的地位。作为幕主个人的政治工具，他们的私有属性虽然因应于专制的统治而看起来高度和谐统一，但由于幕僚服从于幕主意志而使其行为可以不受制度甚至法律制约。

养士之风的盛行，可看成幕僚在先秦的雏形。而士这个庞大的群体，只是服务于战国群雄的，有浓厚的私有和专制色彩。到了秦汉时期，这种养士之风演变成为“辟署制”，即地方长官有权配置自己的僚属。这种由朝廷给地方大员的特殊用人制度，可以看成幕府制最初的雏形。

如果说战国和先秦、两汉是幕府制的形成期，那么，三国时期就一定是幕僚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内，幕僚被尊为谋士——在士的前面有了谋划这个具体的动作。曹魏政权的荀彧、郭嘉，孙吴政权的周瑜、鲁肃，刘蜀政权的诸葛亮、庞统，都是此间最为杰出的谋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幕僚多为文学侍从。“侍从”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而且继承使用的时间也比较长。蒋介石在1926年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以后，身边就有了侍从副官，并设置了侍从室，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下面还有侍一处、侍二处、侍三处等机构，足见蒋介石对皇权的崇尚和迷信。

也是在这个时期，对应于幕主，幕僚被称为幕宾，也称入幕之宾。在官方的记录里，军师、参军、长史、司马都是幕宾。能够进入幕主的内帷，足见幕僚的心腹地位。

文人入幕在唐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士子以入幕作为入仕的途径，看起来，推官、巡官、司马这些官职虽然是虚衔，但因为可以作为转为正式官员的凭据而受到文人们的看重。白居易说：“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可谓文人入幕的真实写照。人们熟知的诗人王维、李白、岑参、杜甫、李商隐，都有入幕的经历。

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开府造成中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宋太祖赵匡胤改革前代幕僚制度，将幕僚的聘用方式由唐朝的自辟制改为中央任命制，并限定了员额，削弱其地位，明确其职能。举凡记室、参谋等幕僚职位，皆由中央委派，不再由地方官私聘。因此，宋朝的幕僚，进入到了正官系统。

师爷是明清时期幕僚的专称。“爷”字的使用，虽然不完全是对其地位的肯定，却是幕僚在这两个朝代受到官方和民间尊重的最好证明。“绍兴师爷”群体在晚明形成，在清代形成口碑，并最终成为幕僚在清代的代名词。同时，这个时期兴起了幕学，即从事幕僚的人，要通过专业的幕学，学习当师爷的职业技能。幕学当然不外三个大的系统，一是师爷之法，二是师爷之道，三是师爷之学养。按照需要，师爷也细分为刑名、钱谷、书记和挂号等类型。

刑名是吏治之重，是民命所系。俗语道：“衙门后宅一杯茶，白纸折扇手中拿。黄铜烟袋呼呼响，刀笔断案全靠他。”这就是对刑名师爷的生动描述。刑名师爷是辅佐州县官吏从事诉讼活动的幕后法官，所管内容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乃至狱政事务。基层社会纷繁复杂的案件、词讼，几乎都需要刑名师爷来仲裁。

钱谷是民生之要，是国脉所系。钱谷师爷，又称钱粮或金谷。尽管清代的赋税征银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体上看，赋税征收还是钱、粮两种形式。州县的赋税征收复杂多样，钱谷师爷在每年赋税征收完毕后要向督抚衙门汇报奏销册。对于钱谷师爷来讲，钱谷赋税的事务只是核心工作，其在实际工作中所承担的州县事务，远在课敛钱谷之外，甚至还包括强占田地、争房索债等民事诉讼的调停和俸工兵饷、河工碎修、常恤贫人等公共事务的办理。

书记，又称书启或书禀，其主要工作在于为州县官书写信函和起草公文，办理一切事上接下、交际应酬、通候往来的文书。书记一职“大要在识时务，再看主人之地位与其性情，设身处地，投人所向”。该职最为清苦，但为“公门中第一流人物”。

挂号，又称号件，是州县之中从事公文管理的师爷，负责登记、汇总、归档、分发所有出入州县衙门的公文、书札，制作表册，并监督审查、催促办理，以防公事逾限。作为“百事之条目”，挂号是一个似易而实难，似轻而实重的职务。

除了以上几种类型的幕僚外，州县官还会酌量事务之繁简而增减其人。政务相对繁杂的州县，选择增設相关的幕僚，以辅助政务;政务相对简单的州县，幕僚之间兼理政务的情形也很多，甚至只需一个幕僚佐理政务。需要明确的是，在州县之内，到底是一幕兼数事还是一事需数幕，除了与政务繁简有关外，与幕僚对幕务的熟练程度等也密切相关。

郭嵩焘对幕友职业之抨击，绝非泛泛而论，实则有感而发。须知，4天前，肃顺刚被处死。而郭嵩焘曾一度与肃顺走得很近，短暂跻身“高官大秘”之列。故在郭嵩焘看来，肃顺之败，恐与其幕僚们大有干系。

身为当时权倾朝野的重臣，肃顺“轻满员”，唯独“雅重汉人名流”，故“一时名士，咸从之游”。其周边围绕着一干汉族“大秘”，时人将核心成员称为“肃门六子”。这6位师爷分别是曹毓英、李寿蓉、尹耕云、郭嵩焘、王闿运和高心夔。曹毓英乃肃顺朝中耳目;李寿蓉是财政专家;尹耕云为军事顾问;郭嵩焘是肃顺的经济智囊兼湘军联络员;湖湘狂士王闿运堪称肃顺的头号文字秘书;高心夔除了文才，活动能力亦是一流。此6人各有专长，各司其职，又能联手办大事，一道组成了肃顺的智囊团。

清代绍兴师爷之集大成者汪辉祖曾将幕僚的职业道德概括为六个字：“慎交”“自立”“择人”。说得通俗点，即社交活动要慎重，做人做事有原则，宾主关系当适度，毕竟“幕之为道，佐人而非自为，境同篱寄，无论所处何地，等是鸡鹜为伍”。不过往往知易行难，师爷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如同吸毒成瘾，拼命攥住不放，终致跌入深渊。故名利场中，历来沉醉者多，而勘破此迷障之清醒者，终归少数。“肃门六子”之亲身经历便印证了这一道理。

李寿蓉负责核对户部一案账目，公事之余，却知法犯法，徇私贪墨。当时朝廷银库规定只收银号银元，而京城银号普遍存银不足，店主只得上交大钱（清咸丰年间所铸造的劣质铜铁货币）抵偿，按例户部当一概不收，李寿蓉却利用职权之便，收取银号老板好处，将大钱归入银库。很快东窗事发，为了避嫌，肃顺挥泪斩马谡，亲自奏劾李寿蓉，将之押入大牢。

尹耕云的日子也不好过。郭嵩焘评价尹耕云为“能于背后痛发其隐私，自以为有节义声名，而吾辈终不敢信其心”。可见，在郭嵩焘看来，尹耕云不仅口德不佳，还颇有点好为大言、以邀时誉的毛病。这种伎俩，偶一为之尚可，經常施展难保不翻船。1858年，英军逼近天津，尹耕云连续上书九封，力主抗战，甚至与郑亲王端华在朝堂争得面红耳赤。尹耕云本想借此塑造刚直清流的形象，孰料引起权贵极大反感，迅即被革职遣返。

王闿运与郭嵩焘虽都是湖南人，却脾性迥异：王闿运张狂，郭嵩焘内敛，王闿运极端，郭嵩焘中庸。如此差异，一起共事，难免发生摩擦。王闿运极力主张严刑峻法整治衰世，肃顺采用苛政猛法四处“打老虎”，就与王闿运的出谋划策紧密相关。换言之，王闿运乃肃顺施政方针的理论设计师。郭嵩焘一直对王闿运的这套帝王南面之术持保留态度。一次，郭嵩焘赴山东巡视吏治，回京后的工作汇报中，认定该省风气不错，无严重腐败渎职现象。王闿运得知后，则在肃顺面前指责郭嵩焘山东一行既没有挖出“老虎”，也没有拍到“苍蝇”，简直是“公款旅游”。这让郭嵩焘忍无可忍，加之其对肃顺“操切之政”“颟顸之失”久怀不满，于是辞职回乡休养。正当王闿运自诩遇到明主，可大展拳脚之际，其友严正基手书一份，借唐代“永贞革新”之掌故劝道：“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王闿运幡然醒悟，找个借口，溜之大吉，任凭肃顺在暴政不归路上愈走愈远，袖手不理。

对于门下的师爷，肃顺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模式：“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也就是说，先让师爷考取进士，再将其安插于中央部委挂职锻炼几年，最后外放地方，成封疆大吏，从而延拓己之势力范围。在肃顺心中，最符合自己模式的师爷，唯有高心夔。为了让高心夔早日发迹，肃顺甚至不惜在科场舞弊。庚申年大考，肃顺正好奉命为殿试收卷大臣，因担心有人水平超过高心夔，决定从中做些手脚。按照肃顺的了解，高心夔平时才思敏捷，乃有名的文章“快手”。临考之际，肃顺突然下令缩短考试时间，“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孰料当日高心夔突然手腕酸痛，书写缓慢，“闻催促，乃草缮成”，发挥大失水准。有野史载，当拿到首张所交试卷时，肃顺“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页半，无一补缀”，肃顺感觉此人乃高心夔之劲敌，马上将试卷偷偷塞进自己的靴子里。等忙完公务，肃顺“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此卷必定是肃顺看重的人选，便投其所好，“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肃顺见势不妙，“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只得列于四等。等到了朝考，早早通过肃顺拿到考题的高心夔，再度失常，“又以出韵置末等”，落得个候补吴县知县的闲缺。王闿运后来戏谑道：“平生两四等，该死十三元。”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肃顺科考徇私一事，很快传遍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对这位权臣愈发失望。肃顺的昏招可谓招致众怒。

幕主最不愿遇到的，便是师爷卖主，背后捅刀。清代另一位著名师爷龚萼认为“幕道”精髓在于：“为幕而贫，清且贵也;幕而富，浊且贱也。良田美宅、肥马轻裘，仅只快于一时，必致贻祸于没世。”然而那些师爷投靠高官，有几人不是为了良田美宅、家财万贯，有几人不为谋取肥马轻裘、高官显爵？功利面前，大多数人宁愿抛弃操守，图快活于一时。

曹毓英狠狠摆了肃顺一道，正是受利益之驱使。民初掌故名家沃丘仲子曾说曹毓英是“公孙弘之流，而无其经术，倾险则过之矣”。可见，曹毓英乃典型不学有术之政客。起初他依附于肃顺，便是希望大树底下好乘凉。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北逃热河后，曹毓英隐隐感觉肃顺集团与恭亲王奕訢集团渐成水火，于是有意调和。一日，肃顺向曹毓英咨询如何抵御外患，曹毓英道：“太平军、洋人都是皮肤之疾，但如果能主政得人，安内攘外都不为难，眼下主少国危，诚无以定乱。恭王素贤明，若效章皇故事，以王摄政，庶可挽回。”肃顺听后大为诧异，原视作心腹的曹毓英，此刻竟建议与政敌摄政，遂大声斥责，曹毓英大为沮丧，知肃顺“未可终恃”，遂暗地转而投靠恭王，“日输机密情报于奕訢”，而肃顺竟丝毫没有察觉。待到咸丰宾天，军机处班子大调整。肃顺、载桓、端华三人在未同群臣商议，更未经皇帝签阅的情形下，内定匡源与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曹毓英本以为自己必能入围，谁知由他人染指，一怒之下，便铤而走险，联合南书房及枢部中层官员，以肃顺等人挟制两宫为由，草拟密函，传遍京师。当奕訢集团拿到曹毓英的密函，喜出望外，自此便师出有名，正式启动太后垂帘计划。曹毓英反水，实为慈禧恭王叔嫂诛杀肃顺之导火索。

曹毓英因辅佐太后有功，被以鸿胪寺卿授军机大臣，后迁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死后朝廷特意赐祭文及“砥砺廉隅”匾额，可谓荣极一时。郭嵩焘由于脱离较早，故成功洗掉“肃党”标签，官至广东巡抚、驻外大使。

其余四人则被视为“肃党”骨干，注定半生蹉跎。尹耕云虽再出山为官，但始终未能进入高层。李寿蓉蹲了两年大牢，虽后来复官，但已锐气全无，郁郁而终。王闿运先后入丁宝桢、曾国藩诸大吏幕府，高官虽待其恭敬，但碍于王闿运之政治前科，皆不敢委以重任，故王闿运的帝王术一直未得施展。当年肃顺最倚重的高心夔，晚景最惨。据说高心夔晚年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去世前曾留有诗作《中兴篇》：

呜呼受遗左军杰，倏忽谋逆丞相斯。君亲无将与众弃，不济则死忠成欺。国家除恶方务尽，功轻罪重谁敢疑？谬哉区区掷腰领，不睹告庙分封时。

除了替幕主肃顺受诛惋惜不平之外，他也感慨昔日幕友星散各地，境况迥异。恐怕高心夔临死也未悟透：肃顺之败，其实与像自己这样的师爷关系甚大。自古靠利益维持的群体，都难以长久。

人们今天很难评说幕僚的历史功过。他们的生平事迹、参与处理的政务以及最后产生的效果，都难以形成最直接和最清晰的证据指向。他们被正史隐去了姓名，也同时隐去了功过。只有少数人，得以在语焉不详的记录和民间传说里，留下他们身为幕僚的传奇。

（参考资料：《幕僚传》《看历史》2018年第8期、《唐代士人为何入幕成风？原因有多重》人民网2017年11月8日、《幕宾：清代州县的特殊群体》《学习时报》2016年1月6日、《晚清的“师爷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中国经营报》2014年4月11日、《曾府幕僚》《南方人物周刊》等;作者：鲍家树、王学斌、李宗陶、杜文玉等）

唐代幕府制度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大批文士入幕为僚。由于幕府用人不問出身、资格，唯才是用，因此在这一时期，幕府中聚集了大量人才。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玄宗颁诏，允许诸道自行简择人员，辟署权一经放开，诸藩镇争相拢络人才，就此拉开了与朝廷争夺人才的序幕。

“大夫公卿者十八九”为幕僚出身

唐代士人入幕成风，这些人才中不乏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幕府创作也随之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士人入幕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歌、小说作品，繁荣了唐代文化。

入幕的唐代士人，大体可分为白身、现任官、前资官、科举及第者等四类人员。

以白身为例，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大诗人李白。天宝初年，李白自蜀入长安求官，仅获得翰林供奉之职。

此职尚不是职事官，后人称李白为翰林学士，其实是对他的美称，因为翰林学士之职的出现还在多年之后，李白实际上还是白身。

后来李白离开长安，游历于江南各地。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命永王李璘节度东南，李白被辟为僚佐。

李璘谋反，李白发觉后逃往彭泽。尽管如此，他仍被流放到夜郎，遇赦放归，酒醉乘舟，落水而死。李白可以说是白身入幕最典型的代表。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也是通过入幕而逐渐升为高官的。高适耻于科第，因为有才，经举荐被任命为封丘尉。不久，高适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后来历任蜀、彭二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左散骑常侍等职。

诗人孟郊进士及第后，仅获了溧阳尉的小官，经另一位诗人李翱的推荐，入兴元节度使郑余庆幕中，任参谋之职。著名诗人杜牧，进士及第，又中制科，在江西团练府任巡官，又先后入江西、宣歙、淮南节度使府任掌书记，持续时间达数十年之久。

唐代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科举及第者涌入各地幕府为官，人才之盛，蔚为大观。

由于士人入幕成风，然后再走上正常的升迁程序，故白居易说，“大夫公卿者十八九”为幕僚出身。

唐文宗时的宰相李石也指出：“两河诸侯，竟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趋之，用为谋主。”河阳节度使乌重胤礼贤下士，善待宾佐，“当时名士，咸愿依之”，从而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幕府诗人的蜀漂往事

“自古诗人皆入蜀”，成都是当时全国的“五京”之一，入蜀诗人可谓幕府诗人中的“蜀漂”群体。

初唐四杰、李杜、王孟、高岑、薛涛、元稹、李商隐、贾岛、张籍、李洞等多位诗人都有入蜀的经历。他们的歌咏，成就了蜀地的千年风华。

杜甫也是入幕蜀中的诗人之一。他曾考进士落第，困于长安，唐玄宗祭太清宫，杜甫献赋三篇，得到皇帝的赏识，因此而获得过河西尉、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等职。唐肃宗时，授其“左拾遗”。

由于关中发生饥荒，杜甫遂弃官经秦州入蜀，在成都郊外浣花溪建草堂而居。

上元二年（761年），严武出任成都尹。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他们不仅是世交，还曾同朝共事，关系密切，多有诗作往还，酬唱不歇。

严武甫一上任，便力邀杜甫入幕，并作诗《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一首劝道：“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时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

对此“劝官”，杜甫和诗一首《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客客气气地谢绝了严武的美意。

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再度镇蜀时，亲访草堂，力邀杜甫加入幕府，并推荐他为节度参谋及检校工部员外郎。这就是后人称其为“杜工部”的缘由。

入幕后的杜甫，暂时打消了去蜀之念，专心为严武出谋划策，或助严武军事训练，或同严武分韵赋诗，或陪严武观山赏水，生活倒也充实。但时间长了，严武的“穷极奢靡，赏赐无度”也让杜甫心生不满，并作诗讽喻。

《钱注杜诗》里说：“史称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公在武幕下，作此讽谕，朋友责善之道也。”

短短三五月后，杜甫萌生辞幕归隐之意，并作诗明志。永泰元年春（765年），杜甫托病离幕。

分道扬镳之后，杜甫在去蜀东途中，惊闻年仅40岁的严武猝然辞世，悲痛之余作诗《哭严仆射归榇》以悼亡友：“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风送蛟龙匣，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

一批士子甘愿赴边塞入幕，为国效劳

唐代士人入幕成风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又有政治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唐代入仕为官的门径主要有门荫、科举、行伍、流外入流等。门荫主要针对的是贵族官僚子弟;流外入流对于那些才学出众、素有盛名的士子来说，是耻于通过这种途径入仕的;至于行伍，更非文士所愿为。剩下的就只有科举一途了。但是这种考试偶然性很大，就连杜甫、孟浩然、温庭筠这样的高才也难免落第，致使一批有才之士得不到任用，这对社會和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而投入幕府则不失为一个最佳的入仕途径。因此幕府辟署制的存在，对国家与社会都是十分有利的。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官员编制有限，尽管科举录取了大量人才，却并不能保证参选者皆能获得官职，这也是导致大批科举及第者选择入幕的重要原因。

在唐代士人中不乏因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入幕者。如杜甫逢安史之乱，生活无着落，他在秦州时，一度沦落到负薪拾橡栗以自给的境地，只好入蜀投严武幕府。

幕职官俸禄优厚，职权颇重，也是吸引士人入幕的一个原因。唐前期京官俸禄厚于外官，后期外官则厚于京官，以致出现了“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的现象。幕职官的俸禄比州县之官更厚，故入幕府者络绎不绝。

另外，节度使们为了吸引人才，往往给幕职官各种优惠，包括官职、金钱，至于礼贤下士者更是不在少数。

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为了聘李商隐为判官，事先出钱35万为其准备行李。对招聘来的士人，节度使们大都能以礼相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至于职权之重，有些甚至超过了刺史、县令，如行军司马、两使判官等，皆是如此。有些幕职掌管某一方面的职权，表面上看，似乎谈不上权重，但其所负责的却是整个管区，即节度使辖内数州、十数州这方面的工作均由其掌管，职权不可谓不大。

唐代还有不少士人，因怀有报国立功的志向加入幕府。比如诗人王昌龄，长期在边境地区担任幕职，其《从军行》中的名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表达了这种远大的志向。

高适在《塞上曲》一诗中写道，“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岑参任安西节度使府判官时，在《初过陇山途中》写道：“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出于这种一心为国的高尚情操，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批士人甘愿赴边塞入幕，为国效劳。

大量文人入幕改变了唐代幕府的结构，对提高官员施政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此外，入幕也扩大了文人的生活视野，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素材，繁荣了唐诗的创作。

如果没有文人入幕，唐代的边塞诗派就不可能出现。由于士人任幕职官时，长期客居外地，不免思念家乡、亲友，心有所感，写下了大量的羁旅诗，如杜甫的《月夜》、张继的《枫桥夜泊》、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