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本扶植成为“东北王”，又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这些与日本错综复杂、纠葛不清的恩怨，正是张作霖一直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1980年出版的《张作霖》一书在当时被认为是第一本“较为系统、详细的张作霖传记”，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东北师范大学的常城教授如此描述自己记述张作霖一生的目的：“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具体了解旧中国军阀黑暗统治的一个侧面。”

书中记录了1912年1月，当时是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的张作霖访问日本驻奉总领事落合的情景。在会面时，张作霖表达了与日本合作的愿望。他对落合说：“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日本如果对我有所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

在知名历史博主萨沙的《民国最成功的马匪张作霖》一文中，萨沙透露了这样的细节：张作霖在各种场合表达亲日立场，多次镇压东北的抗日运动，在经济上也有诸多妥协。作为回报，日本在1916年通过朝鲜银行奉天支行贷款给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在沈阳穷途末路，只剩1万多人，甚至已经考虑放弃东北逃亡。日军偷偷出兵助攻，派了1万人防御沈阳，又派遣一个师团突击正全力攻击沈阳的郭松龄军团的后路，而这也直接促使张作霖日后与日本签订了《日张密约》。

“对张作霖这样的反动军阀，既不能称之为‘豪杰之士，也不能看作反日的‘英雄。他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祸国殃民的一生。”在《张作霖》一书中，常城如此总结道。

许多学者对这种观点并不认同。历史学者丁雍年于1982年5月在《求是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的文章，文中补充了一些张作霖对日本交涉的细节，证明张作霖“是不甘心当汉奸出卖东北的”——1927年10月15日，日本逼张作霖签订关于五条铁路的密约，张作霖仅仅批了个“阅”字敷衍了事。在利用日本掌握东北后，张作霖对日本也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让日本方面很不高兴。日本参谋部中国部部长松井石根曾背地里议论他：“这个家伙难弄得很，始终不听话。”

“一直对日军保有一种土匪式愤恨”——这是萨沙关于张作霖内心对日本真实态度的描述。如此结论来自于张作霖当时同日本的一次针锋相对——与日军同盟时，张作霖的军营驻扎在距沈阳100多公里外的新民府。他手下的兵在逛沈阳的日本妓院时与日本兵斗殴，寡不敌众被打死了两人。张作霖大怒，找到日本方面要求杀人偿命。日本军官依照惯例，一人赔偿了500两银子。张作霖拿了1000两银子回去后，召集手下上街打死三名日本兵。他的士兵都是刚被收编的土匪，当即冲上街头，找了三个日本兵殴打致死。当日本军官怒气冲冲地前来质问时，张作霖甩出1500两银子说，这是“按照你们的惯例”。

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梁敬 描述：“日本对张作霖，怨悦交并。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戴振毅在《试论张作霖与日本人的关系》一文中记录的另一件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日本派公使芳泽与张作霖商谈“解决蒙满诸悬案”问题，在交谈中张作霖频频推脱装糊涂，芳泽恫吓说济南死了13个日本侨民，张作霖需要对此负一切责任。根据周大仑《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中回忆，张作霖当时勃然大怒，立即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情。”怒骂日本公使后的第16天，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

张作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英国学者加文·麦柯马克在《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的说法或许可以作为答案之一：“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摘自2016年第2期《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