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文肖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社会转型下的传统社区同样面临新的转型方向的选择与挑战。物联网、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为人们带来高品质生活，“大数据”治理社区思路也取得了顶层设计的认可。但社区建设的主体角色应是居民，亲密的邻里互动关系促使邻里守望相助，对社区的参与和监督加强，由此社区居民更能够主动承担起自己作为社区主体的角色，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实现和谐社区的建设。通过实际案例的剖析，对比大数据技术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在社区治理中的实际运用情况和效果，探讨双方实际运行的优劣。实践证明，现阶段大数据技术推行不易善后难，难具备社会关系网络治理的优势，但两种治理手段并非具有严苛的排他性，可通过社会网络关系的维系，借助“大数据”手段，构建社区治理的推进方略。

[关键词]社区治理 互联网+ 社会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指出，城乡社区是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应关注群众切身利益，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建设共建共享的社区幸福家园。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互联网与各个领域的有效融合拥有无限的可能和潜力，加快推进“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互联网+”的新兴使得“互联网+社区”的理念应运而生，主张将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依托的大数据运用到社区治理当中，以信息技术作为核心推动力量，推进社区高科技服务和管理的发展，力求转变社区治理模式，打造智慧社区的模式得到了很多学者认可，并在地方实践中显现出优势。

大数据技术在社区服务和管理层面进行提升和改善本质没问题，但应注意这种手段的过度应用现象，通过对实际案例的探究发现，对智能化社区的过度推崇易忽略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大数据技术的大肆运用使居民的交往、生活方式向“虚拟网络”方向发展，直接减少了人与人见面的频率。而社会关系网络是社区居民进行信息交流和共享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是所有社会组合的基础和社区的重要根基，社会学认为加强人与人紧密关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见面，虚拟网络平台的构建与联系最终也要回归到现实交往中来。此外，大数据时代让社区居民的生活更加“个人化”和“私密化”，这种趋势也使得居民之间社会资本的形成机会愈加缺失。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形成的核心要素，其缺失程度直接影响社区形成纽带的缺失，社区资源整合的能力得不到支持。所以社会关系网络必须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运用到社区治理中来，单纯依靠提高高科技社区服务和管理的水平并不能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共建共享。本文将对此进行探究，并以实际案例分析双方优劣，提出社区治理的进路与方略。

2    概念与理论介绍

2.1    “互联网+社区”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互联网+”的行动计划，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科技技术与现代制造企业结合，引导互联网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最早是2006年初发布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办发〔2006〕11号）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提出了“推进社区信息化”的要求;而后在2010年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委会建议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中也对“社区信息化”的内容作了部署。后来包括“智能小区”、“小区数字化”等概念均出現在政府文件中。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社区”和“智慧社区”等的概念也相继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智慧社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重要指导。在同一地域空间上，社区管理者和服务者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集成运用，将眼光转向居民的生活服务智能化等新需求上，目标是在未来打造更加高效、便利和智能化住宅体验的智慧社区，有望使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变得更高效和便捷，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就是让社区变得更加“智慧”。

2.2    社会网络关系理论

“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及其之间关系的集合。换言之，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这是社会网络的形式化界定”。社会网络研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格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理论，他指出，真正信息传递的桥梁是弱关系纽结（关系紧密的亲友）而非想象中的强关系纽结（普通亲友）。弱关系是指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的人群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因此可以掌握的讯息也是多方面的。

而在居民社区建设治理中，良好的社区居民社会网络建设符合人们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居民可以从良好的社会交往和联系状况之下获取信任、亲情、友谊、参与成就感以及互惠和幸福感等一些社区智能化高科技服务难以给予的精神慰藉、满足和体验。社区网络连接的紧密可以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加强群体间的沟通与合作，深入挖掘社区居民关系网络的资本，更好的促进社区和谐。具体来说社区网络就是由社区的多元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也就是由社区党组织、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内外非政府服务组织和居民个体组成的五架马车进行协调参与治理。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参与和关系是社会网络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两个具体方面。

3    “互联网+社区”与运用社会网络关系治理社区的二者之争

如果专心于构建“互联网+社区”的现代化高科技支撑的智能化社区模式就可以使我们的社区变得欣欣向荣，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普遍应用高科技和设备的现代化社区社会问题为何依然层出不穷？而在社会网络关系良好稳定但智能化水平不算太高的社区居民为何幸福感满满？

3.1    效果问题——大数据技术和高科技设备依然难以解决源源不断的社会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现如今在“互联网+社区”等新兴社区的改造过程中，多采取在传统的社区基础服务上加上以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基础的高科技技术和设备的运用，并非真正实现了智慧社区应有的“智慧”。大数据在社区治理中的运用确实在一些方面改变和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治理社区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例如有很多新型社区在养老服务方面提供信息类服务，鼓励居民在家中安装一些类似于老人摔倒警报器、感应器等的智能家居设备，家中的传感器或者监控设备可以捕捉到老人摔倒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家属和社区保安以及医院，为老人的安全加上了一层保障。但智能设备捕捉到的老人摔倒信息不能精确的传达出老人的情况或者受伤程度，是简单程度的摔倒扶起即可，还是需要叫救护车的程度，虽然有些更高端的高科技设备已经可以实现测量老人生理和身体数据，但如何才能更迅速高效的将老人送往最近的医院治疗呢？若老人所在家庭邻里关系比较亲密，邻居有老人家的钥匙，就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进入到家中进行确认和帮扶或联系救护人员进行诊治，毕竟智能化设备的测量还是需要人来实现效果，现实中人的效果要比机器感应实时准确的多。社区服务很大一部分是围绕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等弱势群体开展，社会变迁使得老年人面临精神困境。如今家庭养老处于没落状态，而紧密的邻里关系和良好的社会交往成为影响老人晚年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以安全高效著称的高科技技术设备“防住了外来盗贼，也防住了邻里的心”，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下降，居民关系表现为比较独立和私密的游离状态，智能化的安全保障设备并没有让住户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全，住户之间社会网络关系变得松散而有限，呈现出一种关系“碎片化”的状态。社区责任问题突显，需要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来提高居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试图将居民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而稳定。

智能快递柜属于物流业与智能设备结合的产物，快递员不用挨家挨户的等待居民前来收取，居民也不用耗费时间前往快递点寄快递，保障了快递的安全和私密。但我们发现某社区的智能快递柜的利用率却较低，而就在快递柜右边不足五米的社区超市门口摆放着整齐的一排排快递，询问之下居民表示快递柜需要扫码取货，但取货码信息较滞后，设备维修周期长;另外取货是有期限的，超24小时未取则会收费，居民表示智能快递柜是社区给居民提供便利的，自己因为上班或者外出经常忘记取快递，有时回家太晚或天气恶劣也不想去取，这就导致经常要交超时费，虽然是小额数目，但很多居民仍表示不想支付。所以每次快递员送货时都会自动选择存放在社区超市门口，“下班回家路过直接就领走了，没空就改天来拿，也不打紧，素质都挺高，未发生过丢失现象”。我们还发现智能快递柜的部分按键失去了原有功能，致使居民无法成功取件。社区虽然前期安装和应用了智能化设备，但后期维护保养做得不够及时细致，许是利用率低感觉没必要，许是维护成本高而居民可接受的物业费达不到。这种情况在社区中并不少见，智能化运用虽在社区治理中占据很大比例，但在实际利用率和维护上却存在诸多矛盾。居民与社区服务工作者之间的良好社会网络关系能让居民幸福感得到提升，对于从社会关系中取得的信任超过了对于智能化设备的依赖。

3.2    程度问题——“互联网+社区”模式与社会网络关系之间的失衡

社区不是靠一方力量的强大就可以治理好的，而是需要多架马车联合参与，若哪一架马车过度用力或缺失都会让治理的方向跑偏。

大数据时代下“互聯网+社区”的模式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有效改善了社区以往低效率的管理状态，新型社区建设的道路依然要走下去。关于程度问题，对于高科技技术和设备的大量覆盖和依赖会无意识淡化社区工作者的服务状态以及住户的主体建设能力，由此更容易忽视棘手的社会性问题，比如社区主体角色缺失，弱化社区资源整合的能力。不同社区乃至同一社区内都会因为阶层、年龄和文化程度产生数字鸿沟，从终端使用者角度来看，普通住户需要对智能化社区的服务进行从传统到现代化的有效理解、接受和参与，但管理建设者通常较急躁，因而这种“数字鸿沟”就会逐渐延伸为“知识鸿沟”，容易造成信息资源在应用方面产生社会公平的问题。社区内的水电费缴纳、家庭维修以及社区活动倾向于通过智能APP来实现，目标是打造社区内成员足不出户就可完成社区的建设项目，但高科技设备和技术的大覆盖却形成重视装备水平而轻视社区内部资源整合利用的现象。社会关系网络是社区整合资源的核心部分，为社区发展提供系统化支持，注重社区内部力量的使用和整合，需要为社区营造一个维系社区发展所需的社区网络。现代化建设的社区邻里关系水平和居民参与度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智能化的覆盖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我们试图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改变这一棘手现状，并达到社区的共享共建。

良好的社区公共空间的建立和居民公共精神的发挥对于居民邻里之间的关系互动以及整个社区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L社区智能化普及程度的提高并没有让社区建设活跃起来，居民邻里关系较淡漠，社区公共空间网络利用率比较低。居民互动与网络连接的紧密是从共同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共建活跃的社区公共活动开始的。社区花园内有个未能如期交付的篮球活动场空地，居民多次向社区和物业反映无果。社区“邻里情”居民文化营造项目的开展，秉承“小区事情大家议”的原则，组建了由业委会成员代表、居民代表、社会组织负责人等联合组成的社区“邻里议事会”。最终在广大居民的关注和期盼下，街头篮球场地建设作为社区的“民生工程”项目正式启动，居民普遍反映：篮球场地的建设，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还提升了社区品质，完善了社区功能。L社区通过组织共同的社区公共参与交流活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彼此相联系的社会网络关系，社区内部一致认识到硬件设备的高科技化也许并不能契合居民的实际需求，要发动居民群众参与解决，既贴近居民，又能够加强居民间的联系与交流，从而化解矛盾、提升社区网络关系紧密度。居民更愿意走出家门与邻里来往互动，对社区的信任感不再过度依赖于高科技，而是从心理上增加了社区共同信任感和依赖度以及互惠。

4    结论

4.1    大数据技术推行不易善后难，操之过急偏主题

首先，社区基础性服务职能已经让社区服务者应接不暇，做好智能化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应用相对来说较易，但运营善后却难。目前智能化社区多依赖物业公司的服务，社会性难掩商业性，居民对此难以全身心托付。在治理目标层面，“互联网+社区”的现实运用并未达到其理念特质，未解决社区主体角色缺失问题，工作上依旧较行政化;在人员层面，社区服务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提高，一般社区工作人员的信息化程度难以与智慧社区治理需求相匹配;在社区层面，部分社区的智能化管理层次有差别，智慧化的手段仅适用于高品质住宅社区;在群众层面，对于一般性社区住户来说，政府仍在资金建设中占据主要位置，是社区治理的排头兵，群众处于被动听安排的局面;在认知层面，很大一部分居民对于智能化生活的理念认知不够，难以习惯科技化生活方式。

其次，人们在智能化的引导下易忽略住宅的自我初衷，对于居民来说温馨的居住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高效的智能化住宅设备的使用确实便利了部分群体的生活和工作。但从社区治理的目标来看，社区治理更加追求和谐共建共享，希望社区主体角色能够更好地参与社区事务，邻里之间的互动更加融洽。互联网让居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同时也使得社会个体变得更加孤独和私人，这种“共同体”意识的缺失使得社区达到共享共建变得艰难。虚拟社区试图通过各种网络信息沟通达到现实交往的目的，但这种联系却不稳定且假亲密，最终我们还是渴望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生活中来，也就是我们所缺失但要倡导的重构社区内部社会网络关系。

4.2    活力主体的缺失需要更具有稳定性和紧密性的社会网络关系来支持

很多社区引进覆盖的智慧项目和技术设备疏于管理，疲于维护，形成虎头蛇尾的局面，难以延续，造成社区资源的浪费。从可持续角度来说，社区基层信息化专业人才相对匮乏，住户的智慧社区理念和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也参差不齐。而社区居委会和物业方面的智能化技术和设备的引用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对于新科技技术设备的维护和管理成为一大难题，工作量也随之增大，很容易出现只建设、难应用的尴尬局面。

在社会转型和网络时代背景下，社区作为“地方实体”的功能受到来自“虚拟社区”的挑战，但也有众多学者利用跨学科研究证明，邻里互动产生的社会网络还有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仍然在社区地域的资源整合和强化共同体以及社区共享共建上发挥着极大地作用。社会关系网络能够给居民带来不一样的安全感，形成共同监督的力量，社会网络的优化可以满足住区居民安全性的需求。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积极利用社区资源并充分开发其潜能和效用，使其成为能够促进社区治理顺利进行的有效资本和良好资产，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网络关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造成不同区域社会治理绩效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于社区内部资源的整合利用，社区网络关系的状况决定着社区治理绩效的好坏。社区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社区治理也体现出一定的相通性和互依性，建设和谐社区的主要重心应放在利用社会网络关系而非大数据建设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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