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春琴 冼定尚 冯朝亮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壮、瑶、仫佬族三个民族村落生计转变特征及对乡村治理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三个村落在传统生计资源方面有所不同，但是由内生型共同体生计模式转向外生型个体化生计模式的变迁是共同的，而且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落的社区资本结构，进而引发了村落在乡村治理中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 生计转变;社区资本;乡村治理;民族地区

一、研究问题

所谓生计可以理解为从特定生存环境中谋取衣食和居所以维持生存的手段和方法，泛指人类谋生的办法，而生计方式是各类人群在不同生存环境条件下的谋生之道。[1]任何一种生计方式都与维持一定人群生存发展的特定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而族群自身以及特定生存环境的变迁都会导致其生计方式发生变化。因此，生计转变往往昭示着社区生存环境和内在结构正在或者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外在物质性环境的变化，而且隐含着社区文化和生活观念的某种变化。

当前有关农村社区生计转变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学意义上的生计转变的内容、原因等方面，[2]有关民族地区乡村生计转变方面的研究侧重于研究生计转型特征、转变影响因素、可持续性生计方式引导等方面。[3]而关于生计转变对社区结构影响的研究则比较少见，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瑶族、壮族、仫佬族三个民族村落生计转变过程的研究，探析生计转变对社区结构的影响。受到实际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主要从社区资本和乡村治理两个方面分析社区结构的特点。

本研究认为，传统生计方式的改变会使社区内在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结构发生变迁，并进而影响传统乡村治理的基础和过程。本研究主要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和文献法收集资料，对广西三个民族村落的传统生计方式转变过程、社区资本和乡村治理特征进行描述，并尝试探究三个方面的内在关系。

二、民族村落传统生计方式的转变及其影响

1、传统生计方式及其转变

（1）恭城县D屯。恭城县L乡L村D屯地处湘桂交界，距离恭城县城35公里，毗邻湖南省江华县，距离L乡政府驻地2.2公里，交通便利。该屯地形条件复杂，地势起伏较大，水田仅50亩，旱地和林地各有1000多亩，当地降水充沛，阳光充足，适宜林果木种植。全屯果树种植面积达到1340多亩，以柑橘科果树为主，水果业为当地支柱性产业。该屯总人口650人，成年劳动力占46%左右，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妇、幼留守现象较为突出。该屯瑶族占比85%以上，壮族占10%左右。

得益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从1990年开始，D屯成为当地有名的“水果之乡”，沙田柚、柑橘、夏橙等水果品质好、产量高，远销省内外。由于柚子树种植成本较低、种植技术容易掌握、产果期较长等特点，村里家家户户在旱地和房前屋后都种有数量不等的柚子树，村里也不乏数十年树龄的老树仍在结果。D屯部分头脑灵活的村民从1990年开 始到桂林、湖南衡阳等地经营水果生意，而大部分农户也选择在家经营果园而不是外出务工。依靠沙田柚等水果的丰厚利润，该屯成为当地较早富裕起来的村屯。

但从2010年开始，一种柑橘科果树易于感染的“黄龙病”开始在恭城县一带肆虐。据资料显示，“黄龙病”是一种寄生性革兰氏阴性细菌感染引起的传染病，会导致成熟期果实不转色，呈青软果或青僵果，染病果树再发新枝会有枝短、叶小等症状。该病主要以柑橘木虱为传播媒介，还可借助嫁接、菟丝子传播，一处果园染病往往会迅速蔓延开来。“黄龙病”传染快、发病快，且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当地最先是柑橘、夏橙染病，2014年后沙田柚开始快速的大面积感染，全村果园无一幸免，当地水果产业开始衰落，农户收入受到极大影响。

“黄龙病”的快速蔓延导致大部分农户果园绝收，D屯部分农户曾到乡里和县城的农技站寻求帮助，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技术救治方案。乡政府建议村民砍掉柚子树改种火龙果等经济价值更高的水果，但村民响应寥寥，原因是以前乡政府曾经让村民种桃子等水果，但没有技术和销售配套，导致村民赔本。火龙果种植成本高，管理技术复杂，大部分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不愿意再冒风险。到了2015年下半年，大部分农户不得不另谋出路：一是外出打工，这部分村民大多较年轻，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外出打工是最快解决生计问题的方法;二是留在屯里转向种养结合的生計方式，这部分村民以中老年人为主，而且部分人之前已有种养的经验。此外，还有少数村民家中有老人或小孩需要照顾，不能外出打工，也不愿意继续搞果树，只能在临近乡镇或县城打短工、开面包车拉客等。

（2）忻城县S屯。忻城县G镇B村S屯地理位置偏僻，四面环山，山多土而平缓，植被茂盛，水源充足。该屯距县城有40公里，离最近集市也有12公里，交通不便，人口约130人，人均耕地1.7亩左右，全屯林地面积超过1000亩。该屯壮族占90%左右，以蓝姓家族为主形成了一个单一家族为主的村落，村民的宗族观念较强，壮族传统节日的祭祀活动保留较为完整。

S屯传统的生计方式以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和林木种植为主，少数家庭养殖可做畜力的水牛，但家家户户都养有数量不等的鸡鸭，一般用于过节食用、拜亲友礼物或在家庭急用时出售。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总数占青壮年劳动力的一半左右，而且家庭女性外出打工的比例比较高，一般会选择进厂务工、饭店服务员等非技术性工作。

S屯所处丘陵地区以土山土坡为主，适宜林木生长，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有外来人员承包林地种植桉树、杉木等经济速生林，部分村民可以受雇承担种树、护林、砍伐等工作，或者到附近乡镇的木材加工厂工作，这也成为少数村民较为稳定的生计方式。前些年乡镇政府号召村民种植百香果，但是种植成本较高，大部分村民又难以掌握种植技术，产量不高，而且政府并没有有效解决果实销售渠道的问题，之后村民便不愿再响应政府类似号召。

（3）罗城县L屯。罗城县C镇T村L屯地处桂西北大石山区，距县城10公里左右，交通便利。该屯地势险要，山多土少，土层浅而土壤贫瘠，地表水源缺乏，日常用水主要依靠打井抽取地下水，人均耕地仅1.5亩左右，水稻产量较低。L屯是一个仫佬族自然屯，全屯形成了一个以覃姓为主的大家族。仫佬族传统的“冬”组织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多数年轻人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而很少参与其中。

L屯传统的生计方式以种植水稻、玉米等为主，以少量饲养可作为畜力的水牛为主，以及肉黄牛、山羊、猪、鸡、鸭等为辅。但因人均耕地面积太少、土壤贫瘠、水源缺乏等原因，农作物产量较低，加上近年来粮食和猪、牛等价格走低而成本走高，传统种养模式仅能维持日常生计，而无法支撑家庭发展所需的大额开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将耕地以很低的价格租给外来人口种植柑橘，或者干脆抛荒弃耕。

大量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总体上增加了普通家庭的收入，该屯大部分家庭已经将传统的泥木结构杆栏房改建为砖混结构的楼房，屯内主要道路得到水泥硬化，村民还集体筹款安装了路灯。少数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购买了私家车，到县城买了房产，而比较贫困的家庭除了耕地更少之外，缺乏青壮年外出务工也是主要特征之一。

2、生计转变的特点

三个民族村落生计方式转变的共同特点是：传统内生型共同体生计模式正在转变为外生型个体化生计模式。三个屯传统的生计方式都是以“靠山吃山”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为主，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分散经营，但由于三个村落都具有单民族、单家族为主的族群特征，因此，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稳固的互助性关系，但近十多年来的生计方式正从“务农为主”转向“务工为主”，“务农已经靠不住了”、“外出打工是首选”的生计观念在这些村屯已经深入人心，而一旦进入城市，这些既缺乏知识技术、又缺乏统一组织的村民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对于那些长期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说，他们正在逐渐脱离原来的社区关系网络和社区文化。

从具体的转变过程来看，三个屯的生计转变还存在一定的差别：D屯本有利润丰厚的种植水果的基础，部分的外出务工属于替代型生计选择，如果能够摆脱“黄龙病”危机，相当一部分农民仍会选择返乡再创业;而S屯和L屯以种养为主的传统农业生计模式衰落有其内在逻辑，外出务工更可能成为长期恒定的生计模式，尽管S屯有林地资源、农业生产条件稍好一些，但是农民返乡创业的机会空间更狭窄，大部分农民都不太可能重操旧业。

3、生计转变对社区资本的影响

首先，外生型生计模式的转变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满足了农民家庭经济的发展性需求。从实践中来看，三个屯大部分家庭住房条件的改善都源于通过外出务工等非农产业收入的增加，对于家庭负担较重、又有青壮年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外出务工已成为一项可靠、稳定、有效的收入来源，而部分贫困家庭没有劳动力可以外出务工则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改善的主要障碍。

其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了社区资本结构的深刻变迁，人力资本、社区关系网络等社区治理的基础动摇。三个屯在社会结构的共同特点就是留守人口现象突出，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老弱病残等群体成为村落主体，这一方面使需要壮劳力的传统农业更加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导致传统的社区关系网络濒于解体。比如仫佬族传统的“冬”组织是村落自治和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壮族和瑶族村落也都有相应的乡约、习惯法等社区治理模式，但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出使这些以族群关系纽带为基础的社区自治组织面临“无人可治”、“无村可治”的窘境。

再次，生计转变中存在的“代际选择效应”使这一影响更为深远。三个村落中，愿意通过种养模式在农村创业的群体以四五十歲的中老年人为主。以“80后”、“90后”以及正在成长的“00后”为主的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这三个年龄群构成了村落青壮年的主体，其中少数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或即将完全脱离原生社区，而剩余的年轻人大部分对于务农或村落生活缺乏认同感，一次城市生活的体验就足以让他们立志摆脱农村的束缚，“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座房”的观念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同时，知识教育的不足又使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面临着“融不进，不愿回”的困境。

三、生计转变与乡村治理困境

广西的传统民族村落几乎都有富有地方性和民族特色的村落自治传统，例如瑶族的石牌制、[4]壮族的都老制、[5]仫佬族的“冬”组织等，[6]总体上都属于习惯法的范畴，在传统乡村治理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监督、解纷止争等社会功能。[7]这些自治传统共同的特点是都建立在满足村落生产生活关系整合需求的基础上，传统内生型共同体生计模式也是其重要基础。然而，随着社区生计方式的转变，大多数自治传统日渐衰微，难以再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在三个村落的调查中来看，民族社区自治传统通过传统节日、红白喜事、祭祀活动等村落集体活动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功能已相当弱化。在恭城D屯，根据传统约定的保护山林、水源地等规则村民们都能够很好地遵守，治安不好的时期村民也会自发组织巡逻队护村，屯里一位年长者发起的修族谱倡议也得到了各家的响应，但是对于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带回来的一些恶习，如赌博、打架等，并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约制机制，老人们即使看不惯也不再直接干预。在罗城L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区难题，村民之间因为修房、赌博等原因引发的纠纷、矛盾也时有发生，但即使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们也很少再插手这些事务，尽管他们在传统节日、祭祀祖先等集体活动中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忻城的S屯情况也类似，传统的村落治理机制已微乎其微。

以上村落中表现出的乡村治理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村落的生计转变。首先，生计方式的策略选择本来就是高度理性化的，外生型个体化生计模式的转变促使村民更彻底的游离出村落的束缚，年轻一代本身对村落传统的认同度就偏低，外出务工更加重了他们不愿被约束的自由倾向;其次，个体化外出务工的生计方式使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纽带进一步弱化，传统用于协调农耕生产生活关系的习惯法的治理对象也因此而不断消失，即使从民族文化保存的角度重建乡村治理传统机制，也已缺乏坚实的社会生活基础;再次，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在本地从事种养创业，基本上都是一种个体化的生计策略，少数家庭可能会寻求亲友的帮助，但是社区生计方式上的个体化趋势是难以改变的，这将使村落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趋向松散化，从而成为该村落共同体维持或重建的重要障碍，这也是不利于乡村治理的。

四、结语

生计转变是当前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生活变迁中极为显著的表现之一，同时生计转变也会深刻影响到乡村社区其他领域的发展变迁。本研究通过对瑶族、壮族和仫佬族三个民族村落生计转变的考察发现，尽管三个村落在传统生计资源方面有所不同，但是由内生型共同体生计模式转向外生型个体化生计模式的变迁是共同的，而且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落的社区资本结构，进而造成了村落在乡村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因此，解决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必须要认真考虑生计方式转变的影响，在重构生计模式中实现乡村善治。

【参考文献】

[1] 熊正贤.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演进——基于乌江流域穿青人的视角[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 何仁伟，李光勤，刘邵权等.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1）.

[3] 方静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综述[J].民族论坛，2017（4）.

[4] 袁丽红.瑶族石牌制与农村社区管理[J].广西民族研究，2005（2）.

[5] 陈洁莲.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民主自治特征[J].学术论坛，2009（10）.

[6] 张显伟，张书增.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组织的现代转型及其法治保障——以广西罗城仫佬族“冬”组织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7（5）.

[7] 黄杰.浅析少数民族传统村社组织的社会功能——以广西壮族、瑶族、仫佬族、京族、毛南族为例[J]. 今日中国论坛， 2013（15）.

【作者简介】

盘春琴（1997.4—）女，广西桂林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现任职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5级社会学纪检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社区治理、民族宗教信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