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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与韩孟诗派及元白诗派的关系初探

2019-06-06张玮瑜

青年文学家 2019年14期
关键词:张籍

张玮瑜

摘  要:通过张籍与韩愈、白居易两位中唐不同诗派的代表人物的交往,分析张籍的诗歌流派的归属,谈论张籍在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中起到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张籍;韩孟诗派;元白诗派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01

《旧唐书》评价张籍:“才名如白居易、元微之,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1]张籍与韩、白的交往应答,显示出唐代诗人博大的胸襟与气度,对韩孟、元白中唐两大诗派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促进了唐朝诗坛的繁荣与发展。

一、张籍的诗派归属

关于张籍的诗派归属,历代都有争议。其实,诗人的生活经历是发展的,其诗歌创作的风格与特征也是发展的。张籍《祭退之》自谓“学诗为众体”,诗歌风格兼有韩孟之深炼,又有元白之自然。

张籍先与韩愈结交,又屡得韩愈举荐,两人交往甚深。韩孟诗派的理论基本完备时,元白新乐府运动还在形成阶段,故张籍早期的诗歌风格与韩孟诗派相近。韩愈《咏雪赠张籍》写道:“惟子能谙耳,诸人得语哉。”实已将张籍归为韩孟诗派。而黄庭坚《跋韩退之联句》云:“退之会合联句,孟郊、张籍、张彻与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气相人,杂之成文。”[2]也是把张籍并于韩愈一派。

然而,历代学者仍以张籍归入元白诗派居多。胡震亨《唐音癸签》称张籍“就世俗俚浅事做题目”[3],徐献忠《唐诗品》称其“专事平净,固亦乐天之流也”,既提挈其诗歌内容尚俗求实的表现特征,又从语言平易角度将之明确划归元白诗派范畴之内。钱钟书《谈艺录》谈论张文昌的诗作时,以为“其风格亦与韩殊勿类,集中且共元白唱酬为多。”[4]表明张籍虽出自韩门,但仍应归于元白诗派。

张籍长于乐府,被誉为“乐府正宗”。早期诗歌内容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体现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王建、张籍乐府,何曾一字险怪,而读之入情入理,与汉、魏乐府并传。”[5]将张籍的乐府诗与韩孟“奇险”诗作截然划分。而由于文人讽喻现实常受打压,后期张籍创作的多为闲适诗,体现自娱自乐的个人情趣。

综合张籍的诗歌而言,前期创作的诗歌颇具韩孟诗派的风格,但数量不多;乐府诗关注现实、言语流易,风格近于白居易的讽喻诗,对元白新乐府运动产生重要影响,历代诗评家论唐人乐府,每以“张王元白”并称;后期的闲适诗歌自然简练,别有深度,总的来看张籍一般被归于元白诗派。

二、张籍对韩孟、元白诗派的影响

尽管张籍的诗派归属没有完全定论,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对两大诗派的形成与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先谈张籍对韩孟诗派的影响。韩孟诗派中多为寒士,仕途坎坷,诗歌创作以“奇险”为特征。张籍与韩孟诗派的诗人际遇相似,早期在京时常诗歌唱和,促进了韩孟诗派的发展壮大。同时,由于张籍推崇古淡诗风,语言直白,丰富了韩孟诗派的诗歌特征。

韩张二人在诗论上相互影响。张籍建议韩愈著书以攘佛老,同时批评“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以及喜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6]的不足;又以为“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7]由此可见,张籍认为韩愈文句繁复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同时指出韩愈好胜心强的性格特点。对此,韩愈以为“吾子义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只是戏言,至于“博塞之讥,敢不承教”[8];又自辩“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9]分别对张籍指出的“以文为戏”、“著书明道”、“多辩好胜”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韩愈也给张籍提了不少建议。在《调张籍》一诗中,针对张、白二人尊杜抑李的思想,韩愈开篇即赞“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达對李杜的极高赞誉,结尾处以调侃的语调写“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高扬个体意识,劝勉张籍应有广阔的胸怀和高尚的志趣。

此外,针对元白诗派过分强调“风雅比兴”和浅俗的创作倾向,韩愈提出“以文为诗”;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成”[10],主张不要刻意袭用前人话语,这对张籍以“旧曲新声”与“新题古意”的方式创作乐府讽刺诗也起到积极作用。

再谈谈张籍对元白诗派的影响。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对张籍的古乐府诗予以极高的赞誉。张籍乐府诗提出“相示以义”的创作原则,不赞成“苟相谀悦”[11],诗歌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进行“美刺讽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积极干预政治的诗歌创作风格,与白居易《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求诗歌反映时政民生、指斥时弊是一致的。白居易《张籍可水部员外郎制》:“文教兴则儒行显,王泽流则歌诗作,若上以张教流泽为意,则服儒业诗者宜稍进之。”以诗文兴教化为任,可见张籍乐府诗影响深远。

张籍的乐府诗呈现出平易雅正、崇尚通俗的诗风,如《成都曲》“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中运用口语,通俗自然,却又蕴含深意,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并非随意滥制之作。故后来论者誉张籍诗作“宗汉魏乐府,思难辞易”[12]。在张籍乐府的影响下,元白诗派的新乐府运动“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目的是达到“见之者易谕”[13]。诗歌追求平易通俗,深入市井,教化广泛。

三、结语

张籍诗歌崇尚古道,与韩孟诗派根同;其语言平淡,不尚奇险,又与元白诗派贴近。诗人们在交游唱和中,共同推动中唐诗歌不断发展。

尽管中唐诗坛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因诗风相异而对立,但张籍的诗歌却表现出对两派特色的兼具与创新,在两大诗派中起到良好的桥梁作用,促进了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之间的交流与互补。

注释:

[1](五代)刘昫:《旧唐书·张籍传(列传第一百一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04页。

[2](宋)黄庭坚:《山谷题跋》,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3](明)胡震亨著,周本淳校订:《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版。

[4]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北京二联书店出版2008年版,第224页。

[5](清)李调元著,詹杭伦、沈时蓉校:《雨村诗话校正》,四川:巴蜀书社出版2006年版,第19页。

[6](唐)张籍著,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93—995页。《与韩愈书》:唐文(卷六八四)作《上韩昌黎书》。

[7](唐)张籍著,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04—1005页。《重与韩退之书》:唐文作《上韩昌黎第二书》。

[8](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8页。

[9](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153页。

[10](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页。

[11](唐)张籍著,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93—995页。

[12](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13](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67页。

参考文献:

[1](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陈才智. 元白诗派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 杨武艺. 张籍诗歌的研究[D]. 新疆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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