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林冠

采访吴镇宇的时间很晚。被不同记者轮番轰炸了八九个小时，他的疲惫感如同香港大街上越下越急的豪雨，瓢泼得避无可避。

饶是如此，他依旧愿意强撑着破漏的雨伞，还往你头上遮挡一二。

他一如地搞笑，笑里藏了一种毫不圆滑的世故。他也一如地认真，真中收了一份绝无应付的诚恳。他的豪情有一丝悲凉，他的清醒又有一种傲骨。

他真挚到毫无遮拦，让人心生一种夹带崇敬的保护欲，想要在早已衰朽的江湖上，为他肝胆一回。

他说，“不要计那么多成就”。他又说，“我们可以自制一些很开心的人生”。他在签名旁画了两个包子，资深粉的印证，每个包子都笑得灿烂。

“人家没黑你，你首先自黑。”

吴镇宇在《转型团伙》里演一个明星，过气也就算了，角色还非要叫吴镇宇。“自嘲嘛。人家没黑你，你首先自黑。”

自黑起来的吴镇宇，是不留余地的。

他评论自己的喜剧天赋，不过是“比没天分的有天分一些”。有人说他“有烂片，无烂角”，他就说，“我每部电影都好烂的。”

事实上，单说喜剧表演，从他早期的《卡拉屋企》（1991）、《难兄难弟》（1997）就能让人笑到当下。而从《一个字头的诞生》（1997）、《枪火》（1999）、《无间道2》（2003）一直到《逆流大叔》（2018），好电影他也不知拍了多少。

他的不留余地，其实无意中另辟天地。在自嘲背后，能把人撑起来的，还是演员最基本却也最珍贵的修为。“其实拍电影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但不管烂

不烂，自己都要享受、尊重表演”。

他举了个例子，要像《梅兰芳》（2008）里的十三燕（王学圻饰）那样，上了台，哪怕一个观众都没有，也要尽力唱得技惊四座。

这次陪他一同站在台上的，还有儿子费曼。

换作其他人，兴许这噱头要被拿来粉饰，再大做文章。毕竟这几年里，费曼只在吴镇宇主演的《脱皮爸爸》（2016）里露过面，而在当年热度很高的《爸爸去哪儿》第二季（2014）里，他们也是热度很高的一对。

结果一问2016年拍摄的《转型团伙》是不是趁热打铁，吴镇宇先笑一轮，“那时候啊？本来也没有什么热了”。

不是“要拍一部他（费曼）喜欢的电影”，是要拍“观众喜欢的电影”。管你会否幻想这是父亲送给儿子的一份礼物。

要问哪场对手戏让他享受或感动，吴镇宇会说，“没有哦”，因为“剧情需要多于我们的生活写照”，费曼同样是被要求做回电影里的角色。管你是否把戏中的假父子幻想成戏外的真父子。

终归不是所谓的“专业童星”，吴镇宇直说费曼不具备那种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的技能，而这个新手以为电影如同综艺，以为摄影机会追着他跑，以为任何表情都能让别人开心，玩性上身，“就让他更不适应这个电影拍摄方法”。

能这样说的，除了吴镇宇也没几个了。其实童星在他看来，拍电影就是工作，也只能是工作，未必留得下多少美好回忆。再说，他也很清楚在片场上，童星会被如何对待。

吴镇宇太懂父爱的斤两与用度了。对费曼的爱与保护，从来不是把他小心翼翼地搁置在童话的堡垒里，彻底屏蔽现实的芒刺。

当年录制《爸爸去哪儿》，费曼很不熟练地穿鞋子，他就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看，不着急帮忙，也不觉得有必要帮忙。有人说费曼跟旁人互动不多，他也只是淡然指出不是“不会和人沟通”，只是“不愿和人沟通”。

“因为我也是这样，所以我理解”。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吴镇宇的嬉皮笑脸实在是种很风霜的豁达。吃过的亏与苦，藏在细细的纹路里，平静时不大明显，但一笑，就咧成了表情的景深。

拍电影有些桥段无法通过，有些补拍无法实现，词不达意也好，孤掌难鸣也罢，总信奉求人不如求己的吴镇宇把遗憾看得云淡风轻。很多话，当真不用说得太明白。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倪永孝这句经典台词，吴镇宇嘴角带笑地念了两遍。

但凡能有多点主动权的，就亲力亲为，比如《京城81号》（2014）、《逆流大叔》和《转型团伙》。至于其他电影，吴镇宇笑说，“难道有人找你拍片，你不拍吗？”

当年拍戏，警匪片连着拍了几部，反派连着演了几回。即便在同一个类型中反复出演，他也无所谓。

但妙就妙在，再重复的角色，每次演都有微妙的差异，再烂的剧本，也都有高光的飚戏时刻。

非要说不想拍的电影，只能是“不给钱的电影”，所以被问到拍电影什么时候感觉最幸福，他的答案是“收钱的时候”，被问到希望观众从哪个角色开始认识吴镇宇，他就会讲，“没关系的，买票就好”。

很少演员能“市井”得如此诚挚与可爱。但笑话表层下的清透与踏实，熟悉他的人，都能轻易解读。

以前他拍戏，《9413》（1998）的垃圾工厂、《自从他来了》（2000）的教育体制等等，都是反思的基点。《转型团伙》里，电影行业长年累月的轻浮、势利、不公，资本与创作之间的对峙和妥协，全都能找到注脚。

在喜剧里放入现实的佐料，吴镇宇形容电影这“炒杂锦”才能有中心思想，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讲故事的动力。不过，以前说得太直接，方法错了。“电影应该是娱乐了观众，让他自己回去想。”

又或者，就纯粹是让大家放松一下，“你没理由让观众那么辛苦地去理解你要做什么，又不是写影评”。但能不经意地，恰巧在心中点着一些火花，那也很好。

泡在娱乐圈这么些年来，有些故事，也就不只是故事。

投资方觉得电影市场萎缩了，有些好剧本被搁置，资金被撤走，某些电影的生存空间被挤占，又或者，因为发行公司不发行，有些电影基本上没有面世的机会。他很痛心，可也没有足够扭转局面的话语权与财力。

只好笑一句，“可能要等吴镇宇再红一些才行”。

“创新才是最好玩的一件事。”

《转型团伙》主角的“过气”，往大的说，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往小的说，则是一个电影片种式微了。吴镇宇笑说，“我怎么还拍得了‘古惑仔’呢？”

把忠肝义胆印到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古惑仔》系列早就结束了。可一听吴镇宇家珍般地数球场、麻将馆与桑拿浴室，数爆樽、晒马与旺角枪战，恍惚间，消失的光阴就重新在风里聚拢，耳边满是嚷嚷的人声，以及刀棍划过栏杆的轰鸣。

《黄金兄弟》（2018）是郑伊健、陈小春们对那段岁月的集中怀恋。而他在更早的时间节点上，拖回任达华，让《转型团伙》里的吴镇宇，再演了一回《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那个飞扬跋扈的靓坤。

就当是一个珍而重之的道别，向时代，向片种，也向那些纹身一样常相随的角色。对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来说，哪怕没有亲身参与种种电影事件，但见证过那样的光景，也都是梦中人了。他们想让演员重现如今只能在电脑上看到的风华，有些凭栏不放手的意思，可千帆已过，自己也忽地看山不是山了。

可不想醒，也要有醒的一天。

很多人还没开始认识港片，就已经要去“缅怀”，崭新的电影国度里又找不到想要的北。问吴镇宇，他很朗然地笑几声，“不怀念，有什么好怀念呢？这个好像不是我的性格”。

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投资者觉得世道不济的那些年，吴镇宇会看到许多新的表达方式、电影种类惊喜出现。

《无间道》（2002）被誉为救市之作，大获成功，才有了塑造出倪永孝这一经典形象的《无间道2》。又比如《旺角揸 Fit人》（1996）、《枪火》、《爆裂刑警》（1999）、《朱丽叶与梁山伯》（2000），哪一部不叫人耳目一新？

只不过，“都是‘俱往矣’，还是要再生产一些东西出来才行”，吴镇宇强调，“创新才是最好玩的一件事。”

最近《卡拉屋企》被翻出来重播，吴镇宇回忆起这部充满狂欢精神的TVB长剧。一会儿回到《水浒传》，一会儿又会面对镜头说话，“我想这些在当时都挺有趣的”。

再后来，他跟黄子华、张达明大玩栋笃笑（源自西方，类似相声的表演形式），推出了《须根Show》（1998）和《须根ShowⅡ》（2000）。在光鲜被置顶的都市，以拉渣胡子大行反思与揶揄之能事，这也是他心心念念的一个创新。

2019年是他眼里“转型的一年”，“最好玩的一年”。要拍到没人看才停的孙悟空不是谁都有机会去演，但更不是谁都要演，每部电影的票房都是猜不到的，传奇在随时随地创造。这真是个让人振奋、愉悦的电影时代。

前段时间他想拍一部励志的运动电影，正巧碰上有了剧本却还没找到主演的香港新导演陈咏燊，坐下来聊对了嘴，不计片酬地加盟了纯港片《逆流大叔》，是给自己一些新碰撞与新活力，也是给接力的电影人铺路。

《转型团伙》也是他创新的方向，在这部电影里，吴镇宇尝试跟乔杉、文松、衣云鹤合作，“展开一些不一样的友谊”。

他们都是看港产片长大的，表演上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刻意融合。电影也不是所谓的合拍片，有语言上的分别，却没有笑点上的差异。吴镇宇形容，就抖包袱来逗乐。

谈到故事的走向，他眼里都是光。“就是想表达得很有吴镇宇性格，疯癫到观众不会在意你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武器……哈哈，我就是想要这样，从头癫到尾。”

不知道这样的小格局电影，能否成为观众对口的良药，但至少，被工作体制牵引的演员，从中找到了主动的兴味。

以前他有过一个公交车的譬喻。很多人有私家车，有更快的交通工具，但你没有人脉，就只能等候公交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入站，不知道是否风雨交加，更不知道能否挤上去，但有机会上车了，就能驶向终点站。

这么多年了，吴镇宇依然等候抵达目的地。到时就可以证明，“一路以来吴镇宇说话和做人的态度都这么不妥协，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