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武　刘虔

摘要 在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非农收入不断增长，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涉农收入也不断增长。研究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减贫及其减贫性质、效应大小，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完善教育人力资本扶贫意义重大。根据人力资本作用异质性特征，文章研究了人力资本作用农村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下的异质性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若没有农村人力资本参与，农村各年的贫困发生率至少会上升1到3个百分点。②分时段的贫困动态变化分解显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村贫困下降的贡献达到15%到23%。③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显著和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减贫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实现，而通过涉农收入一定程度上是阻碍贫困率下降。④人力资本减贫这一贡献主要源于农村个体人力资本变动通过非农收入下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且分配效应逐渐大于增长效应，说明就增加非农收入实现减贫而言，农村人力资本个体分布结构朝合理化方向发展。⑤人力资本变动通过涉农收入减贫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均是阻碍贫困率下降，说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关系、促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人力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涉农收入增长的重要性。

关键词 人力资本;贫困;非农收入;涉農收入;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3-0137-11DOI：10.12062/cpre.20181006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世界数据来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参考国际扶贫标准，中国从1978到2010年的30多年间，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从中国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贫困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1978年的绝对贫困标准来看，贫困发生率从改革元年的30.7%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10%左右，在2007年贫困发生率仅为1.6%;如果以2010年的现行贫困标准（不变价每人每年2 300元）来看，贫困发生率从改革元年的97.5%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70%左右，再到90年代的60%左右，进入新世纪后下降到10%左右，经过近几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实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2017年的3.1%。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地域复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行贫困标准下2017年底农村仍然有3 046万建档立卡精准扶贫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农村实行了持续和卓有成效的扶贫开发战略。其中，加大对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的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村人口人力资本积累，成为农村反贫困的重要抓手，如我国在农村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希望工程”“雨露计划”，推行高校西部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大学生西部计划，等等。可以说农村以教育投入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在推动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收入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对这一作用机制却不甚清楚，特别是在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非农收入不断增长，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涉农收入也不断增长，而人力资本是通过何种收入途径实现减贫的，其减贫效应大小怎样，这些问题悬而未决。但这是一个在新时代我们继续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扶贫必须要厘清的重要问题，它对于新形势下推行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本文试图进行这方面研究。

1 相关文献综述

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和农村减贫，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大多数学者认可。阿玛蒂亚·森[1]认为，贫穷者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其人力资本不足，即教育和健康水平低下导致创造收入的能力或机会被剥夺。Schultz[2]认为不发达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资资本的缺乏，而在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匮乏和长期以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忽视。Lucass[3]、Romer[4]等人的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理论增长模型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人力资本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减贫效应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也得到了经验研究的证实：如Krueger、Lindahl[5]实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而人力资本在农村的显著减贫效应也得到了广泛证实，如Kurosaki、Khan[6]基于对巴基斯坦1999—2000年农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Lopez 、Valdes[7]对拉美农村的实证检验，以及众多对中国教育投资与贫困关系的实证研究[8-11]。

随着研究深入和细化，人力资本效应异质性特征受到了学者重视。许多研究者发现教育投资收益与个人所处的就业环境及所承担的工作任务有较大关联[12-13]，不同劳动力群体可能也会具有不同的教育投资收益，如果将劳动力群体视作同一整体，可能会忽略不同群体的个体特征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特征差异带来的对人力资本效应的影响。于是，很多学者开始研究人力资本效应的异质性，总结这类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种。

一是人力资本效应的主体异质性，即人力资本在不同人（群体）身上的效应差异。如Warunsiri、McNown[14]对泰国的研究发现，城市工人教育回报高于农民工;Hawley[15]对泰国研究发现男性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女性;Kimmel[16]对美国研究发现种族差异明显，在农场中美国白人教育回报显著高于土著居民和黑人女性;Janvry、Sadoulet[17]对墨西哥农村的数据研究表明，在非农就业中，即使相同教育水平下，土著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显著低于非土著居民;张车伟[18]发现在不同收入群体中，高收入者的教育回报明显大于低收入者;Duraisamy[19]基于印度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年龄群组，不同性别之间教育的回报有明显差别。

二是人力资本效应的时空异质性，即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段上的效应差异。Winters[20]等对15个跨国数据研究表明，教育对农民收入的边际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提高;刘中文、李录堂[21]采用浙江省调研数据也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水平和农民收入关联性也越强，说明了人力资本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存在异质性;Duraisamy[19]基于印度的数据研究表明，教育回报在城乡之间差异明显;邢春冰等[22]对我国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农民工的教育回报明显高于西部地区;Li、Zhang[23]对我国生产队时期（1977）和改革开放时期教育与收入关系研究发现，由于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前后差异，教育在生产队时期收入回报几乎没有，而在改革开放10余年后，家庭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家庭的最高教育水平或平均教育水平;Zhang[24]等对于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农村教育与收入关系研究发现，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相对于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教育对收入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强。

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对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关系已经有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Mankiw[25]、蔡昉[26]、王美艳[27]认为城乡及城市劳动力市场内部二元结构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进程，制约了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周云波等[28]、駱永明和樊丽明[29]采用多种不同的空间权重，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农村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增收存在明显空间特征;姚先国等[30]、王海港等[31]、张银等[32]、章元等[33]认为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培训）是影响农户贫困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Laszlo[34]、Parman[35]发现教育能够使农户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缩短获取就业机会的时间，从而又反过来促进农业方面的收入;谭崇台[36]认为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在工业部门的工资性收入;任国强[37]实证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越高越能促进非农就业和增加非农收入;黄斌[38]利用浙江、安徽、山西三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纯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却能给混合就业和纯非农就业劳动力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

就上述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研究来看，仍有很多拓展空间，如沿着人力资本效应异质性思路，对人力资本效应的收入异质性，即人力资本对不同来源收入增长效应的差异性研究，进而研究人力资本不同收入的减贫效应，就是很有价值的边际拓展领域。它能清晰呈现人力资本通过不同收入实现减贫的路径轨迹。事实上，在目前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存在三类劳动力：非农就业劳动力，同时从事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混合就业劳动力，以及全依赖农业的纯农业就业劳动力，而这三类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根据与农业的关系又可分为涉农收入和非农收入两类。因此，探究农村人力资本在这两种收入上面的增长和减贫效应异质性，从而揭示农村人力资本减贫效应的内在机理，对于当前我国农村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 人力资本两种类型的减贫效应理论分析

由于教育形成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且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扶贫主要形式之一也是教育扶贫，因此本文所指人力资本都是指教育人力资本。从农民收入来源构成来看，农村人力资本减贫效应是通过对农民的涉农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实现的，因此分析人力资本减贫机制，基础是分析人力资本对涉农收入和非农收入作用性质及大小。

2.1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涉农收入具有二元作用

农村人力资本对涉农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业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水平的提高[39]，其中要素投入增加主要是以土地，劳动力，以及提高农业产量所需的设备、化肥、农药、良种等要素的投入增加，在我国农业资源十分有限条件下，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主要依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影响农业生产率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40]。人力资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首先可以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应实现[41-42]。这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农业生产者会有意识地按照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劳动力分工水平进行分工劳动，会自觉按照市场化需求进行农业专业化生产，会按照更低成本要素组合要求在农业要素市场进行农业要素交换和配置，从而促进整个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二是在整个社会科技进步环境下，农业技术会自动不断进步、农用设备会自动不断更新，使得农业生产本身要求农业劳动者的素质要不断提高，造成农业生产设备客观上要求匹配技能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才能满足新的技术条件下的高效率生产，而农村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具有内生满足这条件的可能。三是我国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形态，在此经济结构下，农业部门存在“零值”剩余劳动力[43]，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在农业生产中具有人力资本相对优势的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市部门转移，从而改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生产中人地比例关系，缓解或消除农业中隐性失业，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积累至少可以从上述三种途径来提高农业配置效应，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其次，人力资本还可通过“溢出效应”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是指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正外部性，组织和个人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使其他组织和个人获得好的影响。在农业生产中主要表现为由人力资本积累而形成的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等，会由于模仿或竞争等缘由得到传播;由于相互学习，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会对他周围的人产生更多有利影响。

在我国特殊的城乡环境下，人力资本对涉农收入增长还有负向阻碍作用。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表现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乡两部门之间人口流动限制的松动，为了获得相对较高收入，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人口的流动呈现出单向特征，从两个方面影响着涉农收入。一是在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条件下，农村劳动力持续不断流向城市部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农村“空巢”现象明显，使得农村有效劳动力流失并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出现人力资本数量不足，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二是在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中，以较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最为容易，而流出去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城乡固有的工资差异，又难以返回农村[44]，使得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下降，同样会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城乡之间这种特征的人口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45]，在城市部门收入不断上涨情况下，从实际购买力角度会使农业实际收入降低。

由上分析，知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涉农收入增长具有正反两面性的影响，最终结果怎样取决于二者作用大小。

2.2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促进非农收入增长

我国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源城市部门和乡镇企业的务工收入，但这部分收入与农户家庭其它收入连为一体，是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来源。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放宽，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村就业政策由承认流动、接受流动到鼓励流动，2000年之后，国家逐步实现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46]。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不断完善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市场越来越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农民的劳动力素质高低越来越影响到农民工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工资性收入）。

首先，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非农就业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农村减贫起的重要作用已经被国内外学者论证[47-48]。一方面，教育使得农民获得知识、相关专业技术和技能，提高了由农村走向城市求职的能力，增强了对新的工作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农民受教育和培训后，观念得到不断更新，视野会不断开阔，在工作中“干中学”的能力会不断增强，随着经验积累，在工作中会进一步提高其创新思维和增强对工作的熟练程度，提升工作后期的勞动生产率。由此，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提高农民到工业部门的工作机会，同时也显著提高农民在工业部门计件工资[36]。显然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比较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和较高的非农收入。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增收。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农民自身创业提高非农收入。一是对于缺乏创业资金的农民，可以先凭借人力资本优势外出务工获得收入，随着收入增加和在外知识的学习，有一定积累后开始通过个体经营或合伙办厂等创业行动，提高创业成功可能性而大幅度提高收入，同时还有可能带动同乡人员加入，实现共同致富，这在中国农村比较常见。二是对于本身有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户，经过教育培训，获得某些专业技术和知识，从而打开思路，开始创业，提高创业成功的几率，获得创业的收入。

再次，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人力资本越积累，表现为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精通某一技能，越倾向非农就业，也越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且转移的目的区域越灵活，选择的余地越大[37]。并且，劳动力的流动本身也是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路径之一，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所以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会促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以“累积循环”形式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其它有利因素，促进其在非农领域长期而稳定就业和获得稳定非农收入。因此，农村人力资本越积累，越能促进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从而越能实现非农就业和获得非农收入[49]。

3 实证分析

3.1 人力资本减贫效应的分解方法

3.1.1 反事实函数静态分解

根据农村家庭收入的性质和本文研究需要，将家庭收入分为涉农收入和非农收入两种，分别记为y、yr、yc，对应的收入分别记为Y、Yr、Yc，则在贫困线z给定条件下，贫困水平可以表示为P=P（Y，z）=P（Yr，Yc，z）=P（Yr，Yc）。设个人收入函数为yit=f（hcapitalit，Xit），hcapital为人力资本，X为其它影响个人收入的变量，则贫困P也可表示为hcapital、X的函数p（hcapitalit，Xit），按照反事实分解思想，当人力资本变量由hcapital=0时，表示不存在人力资本影响下的社会贫困状态为p（0，Xit），当hcapital=hcapitalit时，表示个体i在t时期受到人力资本影响情况下社会贫困状态为p（hcapitalit，Xit），则在时期t人力资本hcapital对贫困的贡献则可分解为：p（hcapitalit，Xit）-p（0，Xit），这种分解的前提是正确估计出收入函数。

3.1.2 贫困变化的动态分解

从理论上讲，任意贫困的变化都是影响收入的各个变量分布发生了变化导致的，而一种变量的分布由它的均值μ和决定其离中趋势的洛伦兹曲线L决定。当人力资本在各个体之间分配状况（L）不变，数量变化，表现为μ的变化，引起的贫困变动称为人力资本增长效应;当人力资本数量（μ）不变，分配状况变化，表现为L变化，引起的贫困变动称为人力资本分配效应。由此，贫困水平可以表示为某一变量的数量水平（μ）和分配状况（L）的函数P（μ;L），假定存在时期0和时期T两个时期，在时期0的贫困水平为P（μ0，L0），时期T的贫困水平为P（μt，Lt），0到T期的贫困水平变化为：

ΔP=P（μt;Lt）-P（μ0;L0）（1）

按照参照点的不同，其中ΔP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可表示为两种。

（1）如果以0时期为参照点，构造一个均值为μt，洛伦兹曲线为L0的要素分布Y（μt，L0），则要素对贫困的贡献：

增长效应=P（μt;L0）-P（μ0;L0）                               （2）

分配效应=P（μ0;Lt）-P（μ0;L0）                               （3）

（2）如果以T时期为参照点，构造一个均值为μ0，洛伦兹曲线为Lt的收入分布Y（μ0，Lt），则要素对贫困的贡献：

增长效应=P（μt;Lt）-P（μ0;Lt）                                  （2a）

分配效应=P（μt;Lt）-P（μt;L0）                                  （3a）

这里要介绍如何构建一个假想的收入分布Y（μt，L0）和Y（μ0，Lt），即要保持一个变量的洛伦兹曲线不变，同时又要改变其均值，可以将变量进行乘数变换而得到：

Y（μt，L0）=Y0μt/μ0，Y（μ0;Lt）=Ytμ0/μt。

要将ΔP分解成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上述四个公式有4种组合，如果以0时期为参照点分解，应为公式（2）和公式（3）之和;如果以T时期为参照点，应为公式（2a）和公式（3a）之和，但可以发现两种组合都不等于ΔP，即不等于P（μt;Lt）-P（μ0;L0），因此不能完全分解ΔP，而且这两种分解的结果也不一定相同。只有将公式（2）和公式（3a）进行组合，或公式（2a）和公式（3）进行组合，结果才能等于ΔP，即有：

然而公式（4）和公式（5）两种分解结果也不一定相同，同时公式中度量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的参照点也不同，到底用公式（4）还是公式（5）面临抉择困难，选择任何一种都具有随意性。

Shorrocks[50]使用Shapley分解法，有效地弥补了上述方法中分解不完全和选择随意性的缺陷，其推导的理论基础是合作博弈理论，推导出的结果在数学形式上等于公式（4）和公式（5）的算术平均：

同时，从某一变量的数量水平（μ）和分配状况（L）到贫困P的过程，仍然是以中间的收入函数作为纽带连接的。

3.2 收入函数估计

3.2.1 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部分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库，该数据横跨1989—2015年，是以家庭个体为调查对象的大型微观数据库，其中农村样本比例占67.7%，调查涉及收入、工作、教育、医疗、卫生等大量个人信息，是一个研究农村居民收入及贫困变动很好的数据库。按照研究需要对数据处理合并，得到10个不同年份共33 469个样本个体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并且对于收入数据，按照物价指数调整为2015年不变价格下的数据。对于本文需要的数据变量及说明如下。

（1）涉農收入（rurincome）。本文涉农收入包括家庭菜园和果园收入、集体和家庭涉农收入、家畜和家禽养殖收入、集体和家庭渔业收入4部分组成。

（2）非农收入（unrurincome）。个人收入中除涉农收入以外的所有收入，主要有外出务工、经商、投资等收入。

（3）人力资本（hcapital）。由于本文研究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人力资本，以个人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时间来衡量。

（4）主要职业（prioccucation1，prioccucation2）。农民主要职业随着时代变化也在变化，可能由务农到务工转换，其变化对收入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问卷调查的13种职业，分成了3类，1类主要以务农为主，2类主要以务工为主，3类主要以管理为主，以第1类为参照组，设定了主要职业的两个虚拟变量：prioccucation1和prioccucation2，当主要职业属于第2类，prioccucation1=1，否则prioccucation1=0;当主要职业属于第3类，prioccucation2=1，否则prioccucation2=0。

（5）工作性质（wkposition）。个人的每一职业性质与收入息息相关。根据问卷调查，将合同工和长期工划分一类，其它临时工、家庭帮工等不稳定的工作职位划分一类，设定虚拟变量，当属于合同工和长期工类的，wkposition=1，否则wkposition=0。

（6）年龄（age，age2）。收入与年龄息息相关，一般随着年龄增长，工作经验会不断积累，收入会增加，但当年龄跨过一定门槛时，会由于身体开始衰老，身体机能下降导致收入开始下滑。因此，设定年龄age和年龄平方age2两个变量。

（7）家庭成员数（hunumber）。个人所处的家庭成员数会对收入产生一定影响，如家庭成员多，可以为找工作带来更多信息，可以在家庭成员的“传帮带”作用下，获得工作所必要的能力;但同时家庭成员越多，可能导致自己过早结束学校教育投入社会，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又会影响自己的收入增加。

（8）婚姻状态（marry）。婚姻状态影响个人工作态度，从而对收入产生影响。设定虚拟变量，如果在婚状态，marry=1，否则marry=0。

（9）医疗保险（medinsure）。医疗保险对于农民极其重要，对防范因病致贫有重大作用。设定虚拟变量，参加了医疗保险的，medinsure=1，否则medinsure=0。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由于本文模型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变量在模型估计中被差分掉而失去作用了，故对这些变量（如地域、性别等）不再进行罗列和说明。

3.2.2 函数估计

设收入函数为：  yit=α+βhcapitalit+∑k1γkXitk+uit（7）

其中，yit是因变量涉农收入和非农收入，hcapital是人力资本变量，Xk表示k个控制变量，u是扰动项，下标i和t分别表示个体和年份。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内生性，根据数据结构特点，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估计结果汇报于表2。在对涉农收入回归中，模型一的关注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显著，模型二和模型三是通过减少控制变量检验模型一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可知模型二和模型三与模型一估计的参数符号相同，显著性和大小无明显变化，可推定模型一估计结果是可靠的。关注变量人力资本（hcapital）参数显著为负数，说明人力资本对涉农收入增长的二元作用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大于阻碍作用，反映出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个人越是积累人力资本，流向城市可能性越高，涉农收入增长可能性就越低，也就是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没有转化到农村中去，人力资本的流出是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其它估计显著的变量参数符号均与理论和现实意义相符。

同理，在对非农收入回归参数估计中，模型五和模型六证实了模型四的回归稳健性。从模型四知，人力资本 （hcapital）参数显著且为正，说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个人非农收入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证实了上文的理论推断。

3.3 人力资本两种收入减贫效应分解

3.3.1 静态分解分析

根据本文公式（6）分解方法，对各年份人力资本的减贫效应贡献，即静态分解结果见表3。表3分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存在，那么这种非事实情况下的贫困率是多少？它与事实情况下的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差就是人力资本的减贫贡献。表3第2列给出了各年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状况，以农村个体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看出，从1989年人均5.21的受教育年龄到2015年人均7.56的受教育年限，20多年时间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年多。第3列给出了在现行贫困标准下样本在各年的贫困发生率，从1989年40%以上下降到了2015年的10%以下，减贫成就是显著的。第4列给出了人力资本的减贫贡献，由符号为负可知，如果没有农村人力资本，则发生的贫困率还会增加，它应该是第3列减去第4列结果的水平，可以看出各年人力资本减贫贡献都在1%以上，且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1989年减贫是1.24%，之后逐年增加，到2000年左右达到3%以上水平，而后开始缓慢下降，2015年为1.6%以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减贫贡献分解到人力资本涉农收入和非农收入两种类型上（第5列和第6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人力资本通过涉农收入不但没有起到减少贫困的作用，反而还增加了贫困发生率，这再次证实了（由前面收入函数估计已知）农村人力资本对于涉农收入作用的二元性结果，在城乡二元结构显著条件下，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没有转移到农业生产领域去，而是以更加快速的方式转移到非农产业上去，造成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失，其最终结果是降低涉农收入进而阻碍农村贫困水平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是错误的，因为它主要是通过作用非农收入实现减贫，从第6列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各年减贫贡献都在2%以上，且减贫力度也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反映出了这样的信息：一是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较好实现个人非农收入的增加，进而带来较大减贫效应;二是我国目前农村个体人力资本通过非农收入的减贫作用已经跨过峰值期，今后發挥人力资本的减贫作用，应该朝着既要保持非农收入途径具有的强劲减贫力度，又要实现通过涉农收入途径达到减贫作用的方向发展，从而保持一定水平的农村

注：本文采用的贫困线为现行贫困标准，参照国家官方做法，以国家公布的在2010年人均纯收入 2 300元标准，按各年物价指数调整，在2015年为人均纯收入2 800元。表中数据前负号“-”，表示贫困率的下降，对应的数据含义表示人力资本对贫困具有减贫效应，绝对值越大，减贫效应越大。

人力资本减贫总效应。

3.3.2 动态分解分析

同时为了呈现出农村贫困变化中有多少是由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变动引起的，按照本文的分解方法分解结果见表4。我们按照大致10年一个时期段，来测定和分解贫困的变化。表4第2列给出了各个时段贫困的变化量;第3列给出了由农村人力资本变动引起的贫困变化量，即人力资本的动态变化减贫效应;第4列从两个层次进一步分解了第3列人力资本的动态变化减贫效应：第一个层次是分解成通过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的两种减贫效应，第二个层次是将第一层次的两种减贫效应分解成人力资本变化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

将各阶段人力资本变动减贫的总效应，以及分解成的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两种减贫效应绘制成曲线如图1。可看出，人力资本变动减贫的总效应与非农收入减贫效应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在时间轴上减贫效应先是变大，在1997—2006年这个阶段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有所下降，通过计算还可知，人力资本变动引起贫困水平下降的幅度占整个贫困水平下降幅度比重在15%到23%之间，足见人力资本通过非农收入对反贫困的重要贡献;但是人力资本变动没有起到通过涉农收入引起贫困降低的作用。静态和动态分解结果都显示人力资本通过非农收入的减贫作用在2000年左右达到峰值，说明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作用在2000年前后最为突出，数据也显示，我国农民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6 000万人迅速增加到21世纪初的1亿人左右，跨省流动幅度达到44%[51]，可以印证这一时期正是由于农村人口的快速转移，使得农民通过进城务工获得较多非农收入，增加了家庭总收入，才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农村贫困率的下降。 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变动通过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实现减贫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情况。由前面分解结果知道人力资本的作用完全是通过非农收入实现的，因此将人力资本非农收入减贫效应分解发现，人力资本的增加和人力资本分配状况变化均有助于非农收入增加和促进贫困降低，变化趋势（见图2）表现为先增加和减少，同时分配效应由之前绝对值低于增长效应绝对值逐渐转变为高于增长效应绝对值，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的分配从减贫角度看渐趋合理，成为促进非农收入增长实现减贫机制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反映了国家加大

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战略正发挥应有作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年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相对于之前农村很多家庭不重视教育、忽略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农村人力资本分布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状况，现在农村人力资本的分布状况大大改善，农村外出劳动力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明显提高且差距缩小，这种结构上的优化带来的非农收入减贫效应已超过人力资本数量增长带来的非农收入减贫效应，国家后期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应对此加以研究。

将人力资本通过涉农收入的减贫效应分解（见图3）发现，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都对贫困率的降低起着阻碍的作用，同时这两种效应在作用大小上还存在显著差别，表现为增长效应绝对值明显低于分配效应绝对值，增长效应在0～0.1%范围之间呈现微弱的缓慢增长，分配效应在0.2%之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轨迹，这说明农村人力资本的分配状况是造成人力资本不利于涉农收入增长进而阻碍贫困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这与目前农村人力资本的分布，并没有使得真正从事农业、渔业等涉农人员的人力资本得到显著提高有关。相反，从现状看，由于农村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更容易转移流动，农村现有人员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农村真正从事农业等劳动的人员基本上呈现“老龄化”“低学历化”的倾向，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入不增反降，是目前农村人力资本分布造成涉农收入不利于农村减贫的根源。破解这一矛盾，需要回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关系上，从根本上重塑城乡关系、实现人力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专业化水平，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带动农业收入增长。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相关文献梳理基础上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减贫效应做了研究。通过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民两大收入——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作用的理论分析，得出在城乡劳动力流动条件下，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非农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于涉农收入增长具有二元性质作用，对涉农收入的最终作用决定于内部两种作用力量对比结果。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理论分析的结果，也揭示了人力资本对于涉农收入增长最终起负面作用从而不利于农村减贫这一现象。通过对贫困水平的静态和动态分解发现，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参与，农村各年的贫困水平至少会增加1到3个百分点左右;同时，贫困水平在各个时期段的减少，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约做出15%到23%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主要是人力资本变动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带动非农收入增加实现的。进一步分解发现，农村人力资本变动带动非农收入增长中，人力资本的分配效应超过增长效应成为了减贫主要因素，就增加非农收入而言，说明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的分布结构处于不断优化中。而农村人力资本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通过涉农收入都不具有减贫效果，且分配效应的阻碍作用大于增长效应，反映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使得农村农业人力资本水平不增反降的尴尬现实。

这些结论给了我们以下政策启示：①要继续发挥和巩固农村人力资本的非农收入减贫效应，通过不断增强技术技能、提高非农就业竞争力，特别是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鼓励其外出务工获取非农收入实现减贫。②要继续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重视教育扶贫作用，不断增加农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和优化农村人力資本结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的非农收入减贫作用。③要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改变要素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状况，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促进农业生产领域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构建起农村人力资本提高与涉农收入提高的正相关互动关系，促进人力资本通过涉农收入由阻碍农村减贫到促进农村减贫的转变，这是今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思考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2-29.

[2]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5）： 1-17.

[3]LUCAS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1）：3-42.

[4]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NBER working paper， 1990，98：71-102.

[5]KRUEGER  A B， LINDAHL M. Education for growth： why and for whom？[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1， 39（4）：1101-1136.

[6]KUROSAKI T，KHAN H. Human capital and elimination of rural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R]. 2001.

[7]LOAPEZ R， VALDES A. Fighting rural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new evidence of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demographics， and access to land[J].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2000， 49（1）：197-211.

[8]刘修岩，章元，贺小海.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 2007（10）：61-68.

[9]王海港，黄少安，李琴，等.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9）：128-139.

[10]杜凤莲，孙婧芳.贫困影响因素与贫困敏感性的实证分析——基于1991—2009的面板数据[J].经济科学， 2011（3）：57-67.

[11]郭新华，戎天美.我国教育对贫困变动的效应分析：1995—2007[J].统计与决策，2011（1）：112-114.

[12]HUFFMAN W E. Decision mak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4，56 （1）：85-97.

[13]ROSENZWEIG M R. Why are there returns to school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85（2）：153-158.

[14]WARUNSIRI S，MCNOWN R.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Thailand： a pseudo-panel approach[J]. World development，2010，38（11）：1616-1625.

[15]HAWLEY J D. Chang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times of property and crisis：Thailand 1985—1998[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4， 23（3）：273-286.

[16]KIMMEL J. Rural wage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whites， blacks， and American Indians[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997， 16（1）：81-96.

[17]JANVRY A D， SADOULET E. Income strategies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Mexico： the role of off-farm activities[J].World development， 2001，29（3）：467-480.

[18]張车伟.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6（12）：59-70.

[19]DURAISAMY P. Changes in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India， 1983–1994： by gender， age-cohort and location[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2，21（6）：609-622.

[20]WINTER P， DAVIS B， COVARRUBIAS K， et al. Assets， activities and rural income generation： evidence from a multicountry analysis[J].  World development， 2009，37（9）：1435-1452.

[21]刘中文，李录堂.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3）：61-64.

[22]邢春冰，贾淑艳，李实.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极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3（11）：114-126.

[23]LI T， ZHANG J. Returns to education under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farming in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56（2）：307-335.

[24]ZHANG L， HUANG J， ROZELLE S. Employment， emerging labor markets，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2-3）：313-328.

[25]MANKIW N G， ROMER D，DAVID N W.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 407- 437.

[26]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

[27]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36-46.

[28]周云波，武鹏，余泳泽.中国区域农村人力资本的估算及其时空特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9）：165-170.

[29]骆永明，樊丽明.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增收效应的空间特征[J].管理世界，2014（9）：58-75.

[30]姚先国，张海峰.教育、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8（5）：47-57.

[31]王海港，黄少安，李琴，等.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9（9）：128-139.

[32]张银，李燕萍.农民人力资本、农民学习及绩效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2）：1-9.

[33]章元，许庆，邬璟璟.一个农业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J].经济研究，2012（12）：76-87.

[34]LASZLO S. Education， labor supply and market development in rural Peru[J].World development，2002，36（11）： 2421-2439.

[35]PARMAN J. Good schools make good neighbors： human capital spillovers in early 20th century agriculture[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12，49（3）：316-334.

[36]谭崇台.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问题的必由之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4（11）：26-30.

[37]任国强.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的考察[J].南开经济研究，2004（3）：3-10.

[38]黄斌.非农就业与人力资本投资[J].中国农村经济，2013（1）：67-86.

[39]KALIRAJA K P， OBWONA M B，ZHAO S. A decomposi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cas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growth before and after reform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6，78（2）： 331-338.

[40]孙一平，周向.异质性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5（4）：108-119.

[41]HUFFMAN W E. Decision mak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4，56 （1）：85-97.

[42]KHALDI N. Education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in US agriculture[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5，57 （4）：650-657.

[43]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22（2）：139-191.

[44]龙翠红，洪银兴.农村人力资本外溢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关系[J].经济经纬，2012（3）：106-110.

[45]蔡武，陈广汉.异质型人力资本溢出、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6）：24-32.

[46]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21-122.

[47]STARK O，BLOOM D E.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75（2）：173 -178.

[48]樊士德，江克忠.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16（5）：26-34，126.

[49]李宪印，陈万明.农户人力资本与非农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5）：94-99.

[50]SHORROCKS A F. Decomposition procedures for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hapley value[J].Journal of economics inequality， 1999，11（1）：99-126.

[51]我國农民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总体趋势：观测“十二五”[J]. 改革，2010（8）：7-31.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farmersoverty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ous income

MA Wen-wu1，2 LIU Qian2

（1.Marxism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which the rural surplus population is rapidly shifting to cities，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f farmers increases， and the agriculture-related income also climbs， resulting from the grow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 in human capital to alleviate poverty by recognizing how human capital works and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nature and effect size.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human capital， the paper studied the heterogeneou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rural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agriculture-related income. The paper found that： ①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human capital， poverty in rural areas would increase by at least 1%～3% each year. ②The decomposition of poverty dynam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also show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poverty reduction reached 15%～3%. ③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hina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the fre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rural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wa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increasing non-agricultural income， rather than agriculture-related income. ④The poverty reduction of rural human capital was caused by the growth effect and distribution effect of rural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changes and the distribution effect was gradually greater than the growth effect; that is to say， the individu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rural human capital was developing in a rational direction by increasing non-agricultural income. ⑤However， growth effect and distribution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change in agriculture-related income were both negativ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 income growth by changing the urban-rural dual relationship，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the fre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human capital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poverty;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griculture-related income; heterogene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