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隽

2019年5月，崔愷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采访被敲门声打断。

崔愷（音同恺）和《环球人物》记者说了声抱歉，起身短暂离开。半掩着的门外，他和同事用稍快的语速见缝插针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建筑设计的专业词汇密集地飘进来。这是崔愷惯常的工作状态和节奏，在旁人看来，有一种切换自如的专注和投入。

自从4月30日北京世园会（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世园会）开园后，整个“五一”假期，世园会中国馆都在刷屏。这座场馆就是崔愷带领团队完成的。崔愷也很关心中国馆的反响，他的手机里总会收到来自现场的各种反馈，同事还专门截取了网友留言发到群里。“五一”期间，世园会共接待了超过30万人次的游客，中国馆是最受欢迎的，排队队伍总是最长。

人们因为世园会中国馆才知道建筑师崔愷，然而在同行眼里，崔愷早已是建筑界的标杆性人物。丰泽园饭店、外研社办公楼、殷墟博物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拉萨火车站……30多年里，崔愷几乎每个10年都拿出了有分量的作品。

大张的图纸横铺在办公桌上，记者眼前是那些或笔直或弯曲的繁杂线条。真正进入建筑的世界很不容易，但接近它也许并不难——如果这位建筑师今天正巧愿意聊一聊他和建筑的这些事。

4月30日，世园会开园，崔愷设计的中国馆成为最受欢迎的场馆。上图为中国馆航拍图（李季 / 摄），中下图为中国馆内景（张广源 / 摄）。

“像飞鸟一样飘逸”

进入世园会园区，游客可以从四面八方看到中国馆的身影。一眼望去，中国馆的轮廓有些像紫禁城的宫殿，但仔细一看却是起伏的屋脊，如同一座环山抱水的大地棚架。崔愷形容中国馆的特点是“圆润而富有感染力”“像飞鸟一样飘逸”。

从1999年昆明世园会开始，20年里中国举办了多届不同级别的世园会。崔愷观察过以往世园会的场馆，发现有些建筑太过执着于人工添加，“一上来就是座大房子，然后干脆做成一朵花，这种建筑其实很奇怪”。

“一些国家礼仪建筑，堆积了斗拱、月亮门、红柱子这些符号，像客人来了，我就扎一个彩虹门欢迎，这不是建筑活动。”崔愷理解这其中的需求，但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从国家礼仪建筑到普通生活建筑，我们的理念可不可以形成一种引导，从而走通一条路？”

2015年，崔愷着手中国馆的设计。最初他和团队抛出了多种路径，在很多方案中徘徊打转，但都不是最优解。后来他们终于拿出了一个“一锤定音”的设计方案，汇报时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认可。“在那之后我们的工作就是每个月不断完善细节，但总体的雏形一直没变。”

这个方案的灵感来自于农耕文化中的最初建筑——茅棚。崔愷从古老的人类搭建活动中找到了质朴的美学，以农民“盖窝棚”的手法，在馆顶采用最简单的人字支撑，这是人类在建造庇护所时最早出现的一种形态。

设计过程中，崔愷也在寻找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建筑的平衡点，“中国人喜欢圆满，我们就将中国馆设计为半月形，中间还设计了一口井作为水院，四水归堂，这也是农耕文化典型的代表。我们还选择了故宫琉璃瓦的颜色作为人字形钢结构的裝饰面，呈现出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效果，希望能代表中国特殊的文化气质”。

除了建筑形态和田园风光，屋顶1024块光伏玻璃、降低空调能耗的地道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雨水收集装置也吸引了人们的视线。绿色建筑是崔愷近两年关注的课题，这次中国馆的设计也是一次相关实践。

“以前绿色建筑研究都是工程师做，我们研究绿色建筑是想通过设计，从应对气候环境的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创造新的现代化建筑。比如西北的窑洞和南方的土楼，不同形式背后是不同气候和文化。一个是生态语境，一个是文化语境，我们想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中国馆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崔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如今，崔愷的目光已转向新图纸，他马上要奔赴下个现场，中国馆只是他执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段落。因此我们的采访由世园会而起，又一路顺延而下，回到他刚入行时、回到世纪之交的建筑界、回到他过去的作品里。

铁皮屋里的方案组

2016年，曾获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骤然辞世，年仅66岁，震动全球建筑界。扎哈以超现实主义风格而闻名，广州大剧院、北京银河SOHO建筑群、正在修建的北京大兴机场都出自她手。而崔愷第一次知道扎哈·哈迪德是在1984年举行的香港顶峰俱乐部竞赛中，当时他完全看不懂她的方案，“天上地下都是分开的，一堆碎片，却是第一名。”

那年崔愷刚刚从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进入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工作，第一个作品是西安的阿房宫酒店。作为新入行的建筑师，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新旧交替、中西碰撞。国内建筑创作活动刚刚恢复，大家对建筑文化、民族形式、现代化等话题争论不休。“这和上世纪60年代很像，好像是以前的话没吵完。”崔愷说。

不过，讨论很快就转化为行动，不同价值取向的作品开始出现。“当时我们做设计，都先去广东看白云宾馆、白天鹅宾馆、矿泉别墅。那会儿深圳既是中国的窗口，也是设计院的窗口，我们院最好的建筑师差不多都在深圳华森设计院。”1985年，崔愷也被派去华森设计院工作，日后回忆起来，在那里的4年让他开拓了视野。

从1991年开始，崔愷花了4年主持北京丰泽园饭店的设计。“当时单霁翔是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觉得我们的方案有意思。我们用了红墙，借鉴贝聿铭先生香山饭店花窗的手法，用了后现代符号语言。”

恰逢北京掀起“夺回古都风貌”运动，所有新建筑都要有民族形式。“比如中国式大屋顶和琉璃瓦，再不济也得加些琉璃砖贴出来的小檐口。建筑师被捆上了手脚，所以出现了一批纠结的建筑。”在当时的环境下，崔愷颇有勇气，丰泽园饭店最终没有增加中国式大屋顶。

在丰泽园项目进行的几年中，设计的大环境正在改变。崔愷的前辈和同事一拨下海了，一拨出国了，国有设计院在市场浪潮中遭遇危机。“那时候在办公室里觉得落寞，人心浮动，很多人觉得设计院办不下去了。”

设计院开始尝试改变，决定设立方案组。已经是院副总设计师的崔愷被大家寄予厚望，成为方案组的负责人。方案组，顾名思义是做方案的小组。大家聚在一起，负责搞创作、做方案、创品牌。年轻人做两年方案后就去事务所，确保方案组每年都进新人，每年都出老手。

从1997年开始，在建设部大杂院的铁皮房子里，一批年轻人兴奋地聚在一起，昼夜熬战，画出一张张图纸，做出一个个模型。5年后，这些方案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有人短暂停留，有人一直驻守。方案组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从这个小团队走出去的许多人如今成了建筑设计的骨干。

方案组在1999年迎来了自己的里程碑，当时他们参加国家大剧院的竞赛，最终在40多个方案的竞争中进入了前5名，是当时唯一闯入五强的中国团队。“回想起来，那真是我特别快乐的一段时间。”崔愷说，“那时候我们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做，非常忙碌又非常快乐。加完班，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久了大家就产生了一种亲情。”

这段不知疲倦的岁月一直清晰地留在崔愷的记忆中。多年后，他写道：“对我们自己来讲，方案组如果说有意义的话，它不应该仅仅是哥几个的一段往事，还带有某种其他的价值，可以为我们的同行展现出中国建筑发展中的一个小片段。”

“在中间”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著名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在会上提出了《北京宪章》。直到今天，崔愷仍忘不了《北京宪章》带给自己的触动。在那之后，崔愷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围绕建筑与自然、建筑与人、保留地方特色等问题进行思考。

2003年冬天，崔愷第一次来到敦煌，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选址。“壁画上那些天国般的宫殿，那些故事、那些生活，十分震撼。更大的震撼是，在莫高窟对面的沙坡上有一些墓地，这是敦煌历代守护者和研究者安息的地方。他们把自己埋在这儿，从生到死守望这份世界文化遗产。那一刻我想，我做这件事，一定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敦煌。”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选址非常慎重，前后用了好几年，最终崔愷和团队选择了离莫高窟15公里远的一处沙漠边缘。设计时，崔愷放弃跟敦煌现有建筑学习的套路，选择向自然学习。他花很长时间观察沙山，发现在风的吹拂下，大地像一片艺术品，是永恒的，也是变化的。“我们想用建筑语言塑造沙丘形态，形体要流畅、凝重还要轻巧，我们做了无数次橡皮泥模型才找到方法。”

当人们和建筑产生了互动，建筑才真正属于那里，拉萨火车站便是如此。2004年，崔愷团队承担了拉萨火车站的设计任务。他们不仅要面对特殊的高原气候，更要面对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当时有位老领导严肃地对我说：‘你在西藏搞建筑创作，要对历史负责！”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上图）和拉萨火车站。（张广源 / 摄）

拉萨平均海拔近3700米，含氧量低，气候干燥，日照强烈。崔愷要考虑许多问题，细致到为了减少旅客在高原上步行的距离，要把车道引至入口门廊下。藏族建筑尤其擅长利用地势，使建筑与大地景观融为一体。“我们也在向西藏建筑学习，让建筑尽量水平伸展，利用竖条窗和墙板，形成前后错动、高低起伏的形状，如同从大地中涌动生长出来一样。”崔愷说。

最终，拉萨火车站用了1年半时间建成。2006年7月1日，崔愷乘坐青1号列车从格尔木向拉萨进发。第二天早上，崔愷站在站前广场上，看着游客们聚在一起合影，一群藏族同胞围在车站窗前，好奇地向里张望，“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个建筑可以说属于这片土地了”。

2007年，50岁的崔愷获得了梁思成建筑奖，这是国家颁发给杰出建筑师的终身成就奖，首届获奖者是吴良镛。获奖那一年，崔愷写了篇文章，用“在中间”描述自己所处的状态和角色：在两代建筑人的中间，在城市中间，在乡村中间，在大众需求与个人体验中间。

老师彭一刚早年曾建议崔愷整理作品集，但那会儿崔愷觉得自己经验和阅历还远远不足。直到进入知天命之年，他顺着一路走来的脉络，意识到他想做的建筑应该“生长”于本土。在探索建筑设计的道路上，他跨越了一条界河，此后，风景渐渐辽阔起来。

北京城里也有乡愁

每次坐飞机，崔愷喜欢选靠窗的位子，想从空中俯瞰大地。无论是绿野、森林还是山岭、戈壁，大地的雄浑内力总是让他震撼。但是崔愷不爱看城市，那些高高低低的建筑，像方格网一样排列着，单调乏味。这种俯瞰同时又会让他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乡愁哪里去了？

小时候，崔愷生活在京师大学堂的大院里，每天上学“出门就看到景山，一转头就是故宫”。他对北京城的观察是从爬景山开始的，一眼望去故宫、北海、鼓楼尽收眼底。现在做设计，有时脑海里会突然闪回一两个画面：在四合院和胡同里玩耍，晚上昏黄的路灯亮了，城市像戏剧的布景，忽明忽暗……这些就是他的乡愁。

“是的，城市也有乡愁。”崔愷觉得，代表北京传统市井文化的天桥如今就失去了灵魂，“小时候去天桥，全是街头艺人，有相声有杂耍，热闹极了。现在你去看天桥，都在做大建筑，没有和传统文化很好融合。”

崔愷的团队此前承接了天桥文化传承中心的项目，在小街区里设计了一组胡同。今后去看戏的人可以先走胡同，胡同里有茶馆和饭馆，看完戏出来还能在胡同里逛一逛。“我们拿着这个小项目跟美国教授交流，人家说北京能做这种设计，真好。这实际上有点像镶牙，要把一口老牙修补起来，新老无缝衔接。”

这些年，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纠结”都逃不过建筑师的眼睛。崔愷不能忍受的是北京的栏杆。“从北京西站出来，环形道旁全是栏杆，绕了半天走几百米才有出口。”能不能用绿化和场地高差去建立边界，从而代替栏杆？崔愷和学生们正在琢磨这个思路。

20年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崔愷的渴望是，城市里能不能多种点树？屋顶上、墙上能不能爬點绿？家家户户能不能在窗前摆盆鲜花？“我期待的是，尽管不是所有建筑都好看，但我们的心态很阳光，大家不是坐在这里抱怨这个城市，而是更积极地参与到这个城市建设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