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琦先生于2016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作为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王琦艺术研究正有待展开。尽管王琦生前在作品、理论及文献方面已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资料，但仍有一些较少或不为人知的领地有待填补、发掘。日前，笔者特就王琦研究中几个较少为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如王琦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其版画教学、木刻的独特创作方式及其晚年生活等，采访了王琦先生长子王炜。

郝斌：据了解，王琦先生的父亲就持有先进的文化教育理念，为王琦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引导，甚至对王琦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王琦成为一位父亲，辛苦养育了六个孩子，也培养出了像您和王仲这样在艺术创作、理论上做出一定成绩的优秀子女。那么，王琦在家庭教育方面是否有一套独到的方法？在哪些方面对您构成了影响？

王炜：我的爷爷王心安（字纶言、丝如）是有文化的开明实业家，曾做过宜昌川江轮运公司的经理、重庆江北县盐务局局长，还是上海《良友》画报、重庆几个学校的股东、校董。他是陶行知的崇拜者，好读诗词、古文，有旧文学的根底，工书法，喜弹古弦琴，在家兴办私塾，家里古今中外各种书籍堆积如山。在这样一个书香家庭中，五个子女只有我的四姑妈王石媒和我的父亲王琦传承了这个家庭的文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父亲从小酷爱阅读，对书籍爱之如命，从小把书架排得整整齐齐。他有包书皮的习惯，最近我整理他的图书时发现有些老版本的书籍还用牛皮纸包了书皮。他在家办私塾读书的时候，从国文老师陈小寅和英文老师喻麟祥那里知道了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李大钊的名字，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这些思想对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

父亲养育了六个孩子，包括我、仲弟（王仲）、僑弟、倬弟、俪妹、倩妹。父亲对子女话不多，更很少训话。他的影响来自身教，他通过自己刻苦学习、创作、工作，来影响子女。他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浓厚的艺术氛围，我依稀记得他那时经常一边抱着我，一边还揣摩木刻画稿；他十分喜欢音乐，能够完整弹奏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这支钢琴曲。1952年，我十岁，我们在北京安家，住在中央美术学院教职工宿舍——五老胡同16号院。这个院还住着李桦、陈晓南、冯法祀、艾中信这些老师，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素描训练班就开在李桦家里，我也跟着画。我14岁曾创作了一张套色木刻《踢足球》，就是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的。但直到19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我才真正开始接受父亲正规的教学指导。

郝斌：包括您对版画的兴趣，及后来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决定，是否有父亲的干预？

王炜：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志趣从不干预，我对于版画的兴趣以及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在这方面，父亲可以说非常开明，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和职业。他六个子女中，最后只有我和仲弟、侨弟选择了画画儿作为职业，别的弟弟妹妹进入了其他行业（倬弟和大妹学了钢琴，小妹学了工艺设计），但我们都明显受到家庭艺术的熏陶和影响。我的女儿王萌也受爷爷影响，从小喜欢刻木刻。她刚刚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进修班结业，并在版画系举办了个展，也走上了版画创作的道路。

郝斌：您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后，开始正式接受王琦的课堂教学。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开展教学改革，实行画室制，其中就成立了王琦画室。您当时正在就读的版画系情况是怎样的？您选择进入了哪一个画室？能否谈一下王琦版画教学的特色？

王炜：我1961年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在学校父亲王琦是我的老师。1963年以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先后成立了四个画室，其中第四画室主任教师是王琦（他当时还在美术史系兼任教学工作）。另外的三个画室：第一画室主任教师是古元，专业是木刻；第二画室主任教师是黄永玉，专业是木刻（包括木版水印）；第三画室主任教师是李桦，专业是木刻、插图。这四个画室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同学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画室。我当时就选择进入了王琦画室（第四画室）。因为第四画室是一个多版种的画室，专业除了木刻，还有石版、铜版。

今天回顾起来，第四画室的教学可以用“兼容并蓄”四个字来概括，教学理念比较开放、自由。当时，第四画室的版画专业历史和技术知识讲座最吸引人，讲座的内容从版画的黑白、刀法讲起，到西方诸流派的艺术。第四画室的创作教学注重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成果，强调艺术创作的“个性”“激情”“想象”等因素。王琦在教学上很开放、很自由，又非常严谨、严格，但严而不“死”。当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同学们在版画创作上版之前的画稿必须要经过王琦的过目、指导，他满意了，才能上版开始刻制。同学当时对此曾有质疑，包括我自己。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从小就受到这种严格的“规定”，直到从版画系毕业到部队工作后，才开始完全自主地开展创作，摆脱了他的“约束”。现在想来，王琦这种严谨的教学方法还是正确的。他告诫我们在动刀之前应该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不能仓促动刀。因为对于木刻创作而言，一旦动刀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种严谨的教学特点，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于创作的严肃态度以及对艺术质量的高度重视。我也一直谨记他的教诲：“临版如临阵，持刀如持枪。”这使我终身受益。我认为作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家，既要释放自己，又要约束自己，只有当你掌握了基本功、打下了扎实基础之后，你才真正自由了。此外，1962年，我也听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上的“艺术形式的探索”的大课，他对于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思考同样给予我很深的印象和影响。

当时第四画室的设置，不分高低年级，共有十位同学，其中有九位本科生和一位进修生，我是班长，大家一起上课。主任教师是王琦（主教木刻），石版教师是李宏仁，铜版教师是顾同奋和伍必端。后来，我在父亲遗留的资料中还有幸发现了他对第四画室每位同学的评语。对于进修生师松龄，他的评语是：“未学过绘画，自学，有创作能力，对古典版画有一定理解，所作木刻微似中国画，制作态度认真、严肃，爱钻研，虚心学习，能接受意见。今后当加强绘画基础练习，多吸收现代版画流派的长处和特点，更熟悉和掌握版画艺术表现方法和语言，避免复制现象。在长期素描作业基础上辅以课外速写练习，画面注重的简练代替烦冗的描写，要求以更概括的方法描写对象。注重画面的集中统一感、虚实感、强弱感，空白地位的安排、构图的紧凑、结构的完整，描写对象更注意大体，勿拘泥细节。继承徽派木刻传统，要学习它的精神，勿复制勿硬搬，要善于消化传统融合新机。”

父亲对我的评语是：“急于求成，在创作上有些草率从事，不够认真严格。画稿阶段修改程度不够。速写较前有进步，比较简练，对形的掌握较有办法，懂得构图的重要性。工作尚起劲，但对待事情当不够细致，较粗率，当缺乏耐心，应主动多帮助别人，对自己要求也应严格。木刻技法阶段由于其较有刻作经验，进行比较顺利，成绩也较显著，其中有一幅人头像，由于作得较为草率，刻成后较为减色，其他几张作业均刻出了一定水平。”

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开始了，画室制首先受到批判，随即被取消。当时，四个画室都受到了批判，把主任教师说成是“向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夺权的罪魁祸首”，对第二、第四画室批判尤其严重。究其原因，就是这两个画室所秉持的一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态度。如第四画室的同学李泉淼、王大豪等当时就持有很现代的艺术观念，他们的作品有很强的形式意味，也使得第四画室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

郝斌：对于王琦版画，我们一般认为具有严谨、细致的特点。他自己也曾說：“由于多年来我在木板面前视力高度集中，竟使我的左眼视网膜脱落……剥夺了我继续挥刀的权力。”他的这种严谨细致可见一斑，而这也引起了我们对于王琦木刻创作方式的兴趣。您也是一位木刻家，能否根据您的了解，介绍一下王琦木刻创作的独特方式、习惯？另外，也曾听您谈起王琦木刻作品在印制方面具有很高的难度，也请您再作介绍。

王炜：从我个人的感受及对他的了解，严谨的治学作风、严谨的创作态度和严谨的创作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这反映了王琦一生坚守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在木刻创作方面，他对木刻画稿非常重视，总是先起好稿，接着用复写纸拓在板子上，再在板子上用毛笔勾勒完善。在刻制过程中，他经常一边刻制一边揣摩，有时候还会将板子放下一段时间，待思考成熟后，再继续刻。他的木刻作品以黑白见长，也有一部分套色木刻。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主要是以黑白木刻为主。在其黑白木刻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灰调子的处理。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部分小品画以及工业题材版画，都是从黑、白、灰三个层面上下功夫，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王琦版画艺术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宁静致远”，有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感，而这些都是用他精妙的刀法表现出来的。在拓印方面，他的作品拓印难度很大。晚年，我曾经帮他拓印了很多作品，深有体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轻重，用力须恰到好处，滚油墨也要十分小心，油墨要薄，才能够把他作品中的灰调子拓印出来。因此，印制他的木刻所用时间比较长，不能一挥而就。

郝斌：从王琦1945年的木刻作品《村景》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他著名的“大树”系列木刻，以至在他晚年的水墨画作品中，对大树题材的重视和独特形象的塑造可谓贯穿了他的一生。王琦为何对大树题材如此衷情，他自己对此有何解释？他是否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进入园林、感悟树木的习惯爱好？

王炜：的确，无论在他的版画还是水墨画创作中，在题材选择方面，他偏爱刻画大树。从20世纪50年代的《晚归》《树里人家》到80年代的《古墙老藤》《古榕道上》等作品，他的大树已经成为版画中的经典。实际上，他刻刀下的大树，正是他本人“峻峭挺拔”“风骨人格”的形象展现。尚辉曾经评价王琦画笔下的大树是他自己的“精神肖像”。他自己也曾说，他刻刀下的大树形态有老当益壮的寓意。他艺术作品中的大树形象，是他的独创。他每次外出时，对各地的树木特别关注，并在随身速写本上记录下来。他在速写中已对现实中的树木作了概括、提炼，进行了创造。我发现他的速写每一张都十分完整，似乎已经是一幅完整的版画作品了。

郝斌：1999年，王琦从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从此才彻底退休，进入了晚年生活阶段。但他仍以很大精力创作了大量水墨画、书法作品，并凭借其极强的记忆力撰写了大量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在这段时光里，您时常陪伴在老人左右，能否介绍一下王琦晚年的生活与创作？

王炜：父亲晚年用二十余年的时间进行了水墨画的实践。但他从不承认自己的水墨画是中国画。他是以版画家的身份从事水墨画创作，作品具有版画的力度和版画的视觉构成。我发现，王琦画水墨画总是要打草稿，他对每一幅水墨画都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也反映了他一生在艺术创作方面的严谨态度。在96岁以后，因为年事已高，他基本停止了画水墨画，转而倾心于书法创作。

父亲一生严谨，他的晚年生活同样如此，仍对生活一丝不苟。他的书籍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他的资料则整理得一清二楚。每当我回家看望他，临走时他总要交给我用大信封装好的报纸，其中很多是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剪报，他仍保持着对剪报的兴趣。他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一般七点钟起床，吃过早饭后还要睡一会儿回笼觉，以保持一天的精力。起床后，继续看报，他通常看《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美术》等。他的睡眠很好，从不失眠。在父亲的晚年，我们儿女实际上并不常去打扰二老，也是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父亲的晚年生活并不寂寞，除了偶尔以中国版协主席、中国美协顾问身份应约参加一些重要社会活动外，他很少出门。家里每天都会有新老朋友来访，他都热情接待，侃侃而谈。每逢佳节、父母生日，都是家庭聚会的日子，他的晚年生活很幸福，也很充实。

（郝斌/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王炜/重庆王琦美术博物馆名誉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