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术史我们常常感到，有些创作缺乏殿堂气质，能准确契合时代精神的作品少之又少。尽管在这40年间有数不清的美术作品被创作出来，但作品在与历史对话时往往分量不够或处于失效状态。原因主要还是艺术家们有时陷入追求自我小趣味的困境中，创作缺乏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和历史意识，作品没有宏大的精神气象。

长时间里我们都在反对宏大叙事，很多批评文章认为宏大叙事是虚假和无意义的，尤其是反映政治主题的创作，多遭受同时代艺术家的鄙夷。反而是一种戏谑和嘲讽，才能显现出艺术家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者的品质。再者就是对艺术市场的追逐，使得很多艺术家的创作表现出内在思想的匮乏，他们的艺术中没有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情感，只会不停地重复自己，迷失了自我。因此我们会看到有些艺术家多年来在语言和观念上没有任何变化，因为他们忙于应酬而从来没有给自己思考艺术的时间——他们已经失去了纯真之心。可以说，这些艺术家既没有回应时代、回应历史的意识，也不理解所谓自我意识的旨归，最终使自己的创作陷入矫揉造作。

我想，要创作出有殿堂气息的艺术，必须要有开放、包容的历史观。而要有历史观，首先要有历史意识和宏观的历史视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从政治生活向经济生活转向，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填补了历史主义被解构后的空缺，有些藝术家在创作中失去了历史责任感。这时候的艺术语言完全成为个性的表达，流于肤浅、小气和庸俗，而这正是因缺乏历史意识而导致的思考能力的缺乏，这样的艺术家不可能更深刻地感知自我生命的价值。

所以，艺术家需要在个人表达和历史叙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罗中立1980年创作的《父亲》、吴冠中1983年创作的《春雪》、詹建俊1984年创作的《潮》、田金铎1985年创作的《走向世界》等，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契合时代主题的名作，都是极富殿堂气质的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动，聆听到历史的回音。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在关注自我感受的同时也呈现出对中国历史和思想语境的表达，这正是人民需要的艺术。今天我们总是谈艺术要向人民汇报，要关注人民，表现人民的形象，用艺术的美化育人民。但是，有几位艺术家真正做到了呢？有些艺术家接受政治任务去写生，根本不知道所画人物的生活是怎样的，只是画了一幅很表面的形象回来，根据这样的形象去创作，肯定是很概念的，既没有感情也没有生活。还有很多艺术家经济优渥，没有时间和老百姓接触，也不会下车去跟老百姓聊天，他们哪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民的生活？他们拥有的生活经验太可怜了，创作中怎能不充满庸俗的趣味？这是由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本身决定的。艺术是不会说谎的，我们看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就知道他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是怎样的。所以，没有生活的艺术家是可怜的，离开了生养的土地、离开了对于现实中人的关注，艺术只能陷入形式主义的枷锁之中。

还有很多人奢谈传统，尤其是中国画领域的创作者，他们口口声声讲传统，而那些千篇一律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画，放在美术馆的展览空间中就看出腐朽气。他们把传统已经理解为一种形式，理解为死的东西，所以画来画去都没有精神气。这些艺术家把自己框定在一个笼子里不出来，更不去理会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的思想，所以很难有人画得很好，作品既没有学术也没有思想价值。如前文所说，这些艺术家也是陷入自己的小趣味之中难以自拔，创作怎能登上美术馆的殿堂？要谈传统，首先必须是一位有思想的人，他所理解的传统绝对不可能是固化的图式，传统一定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但凡是左一句传统重要右一句传统可贵的人，大多是粗劣的模仿者，否则他的语言一定是有内容的。

今天，当我们回顾往昔，每一位艺术家都要思考自己的哪一件作品能够放入到这样一个历史框架之中。很多艺术家会发现自己多年创作，居然没有一件是可以拿出手的代表作，这当然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不要沉溺于自我的小趣味，而应该有一种宏大的历史意识，去思考全人类的精神和思想困境，要以开阔的视野去看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的创作，去重新理解人的生命价值，才可能有新的、有价值的创造，才可能被展示在美术馆的殿堂中而不露怯。人民的艺术家绝不会只站在所谓中国画的范畴内思考中国画的问题，更不会只站在花鸟画发展的角度思考花鸟画的问题，而肯定是站在人民的基点上思考全人类的问题。

（魏祥奇/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