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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告白》人物犯罪心理动因探析

2019-05-24王书慧

戏剧之家 2019年12期
关键词:犯罪心理

王书慧

【摘 要】日本电影《告白》是一部采用倒叙手法,在女教师森口悠子的复仇过程中逐渐展现两个未成年少年犯罪前因后果的影片。影片运用了丰富的表现手法,揭示出人物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诱因,充满深刻的启示性。本文运用心理学理论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从外因和内因两个角度对人物的犯罪心理展开分析探讨。

【关键词】犯罪心理;外因分析;内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2-0078-03

《告白》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有关成长中的青少年犯罪的电影,影片以现代校园里中学生们的种种恶习和不良风气为现实模板,对人性的恶与弱点展开了犀利探讨。其影调富有特色,阴鸷而冷酷,奠定了整部影片悲剧性的色彩。尽管导演在形式上采用了诗意化的表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犯罪题材的恐怖特质,使影片带有抒情和唯美的意味,但丝毫没有降低影片极富震撼力的沉重内涵。本片以一名初中女教师在班上告白全体学生自己的小女儿被班中的两名学生合谋杀害的事实并宣布自己的复仇计划展开叙事,复仇的部分采用正叙的方式铺陈,其中以倒叙的形式穿插两名学生先前的犯罪经过,采用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逐渐还原了事实真相。此外影片中也设计通过不同人物的告白来徐徐展现一幅完整的与谋杀案相关联的所有人物的内心画卷。

影片独特的结构让剧情充满悬念,使得观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愿错过任何细节。《告白》是一部让人心碎的电影,其批判和反思的力度之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启示,是一面反映生活本身的镜子,直指人性最深处的脆弱与伤痛。就好像影片中的那句台词:“‘啪嚓一声,是重要的东西消失的声音。”徒留下惊愕、恐惧和痛心给观众。只是消失的恐怕不仅仅是对于影片中人物来说的至爱亲人,还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最为珍贵的“爱与善意”。本文意图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对影片中两位青少年的犯罪心理展开分析,剖析造成人物伤痛的原因,探究影片中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根源所在,并为避免悲剧再度重演提供一些借鉴。

一、犯罪心理外因分析

(一)失败的母亲——残缺的自私之爱。“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是“爱”与“美”的代名词,然而只要是母亲就一定称职吗?影片中母亲的戏份并不多,但显然本片对两位犯罪少年的母亲给予了极大力度的批判,显现了母亲角色的失当,以及家庭教育的失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我母亲是前途无量的电机学者,他和最糟糕的凡人结婚,生下了我这个孩子。我母亲为了当好妈妈,牺牲了学者的灿烂未来。但是她不久就后悔了……”这是渡边俢哉的告白,他的母亲自视甚高,她不安于家庭生活的现状而心有不甘,她打骂孩子来发泄情绪,神经质地反复无常,毫不顾及孩子的感受,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强迫孩子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景并冠上一切都是为孩子前途考虑的美名,以此来掩盖实则自私的本心,让孩子误以为她很重视自己,因此对她既依恋又同情。

然而这位把自己在孩子面前展现得如此伟大的母亲,口口声声说着很爱孩子的母亲,却为了追求自己更好的生活丝毫不顾及孩子的感受,占有着孩子对她的依恋之爱,头也不回一走了之,让孩子来为她所谓的之前不够完美的人生选择买单。一旦离开原来的家庭后就不再关心,以带有谎言性和误导性的爱给孩子留下了母亲“很爱他”的错觉。“你身上留着妈妈的血,你继承了妈妈的才能。”她利用孩子对她的同情心和依恋感,让孩子相信她还爱着他,她塑造了一个优秀的自己的幻象来让孩子迷恋与崇拜,导致孩子产生了过分粘滞于她的热烈情感。她没有给予俢哉成长中需要的关爱,没有尽到母亲应尽的责任,却利用“母爱”欺骗着孩子的纯真心灵,自私地掠夺了孩子的感情,设下了母爱的骗局。她的所作所为是导致日后渡边俢哉心态扭曲与失常的重大原因,直到最后俢哉仍坚定地相信母亲是最完美的,是爱自己的,使他在爱的错觉中不能对自己犯下的罪恶有所反省和认识。这位母亲可以说是俢哉情感缺失、心态失常的始作俑者。

下村直树的母亲很爱孩子,在生活上她显得精致而有条理,把孩子照顾得井井有条,相对而言这个家庭物质条件是很不错的。然而她的爱也令人哑然。在她眼中,直树是一个完美的好孩子,即使犯了错误也是别人导致的,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她只顾着自己的孩子,他人的生与死、对与错、是与非都漠不关心、毫不在意,儼然是一个失去了正确道德价值观的人,是一个只知道包庇着自己孩子的自私冷漠的人。她毫无原则地肯定自己孩子的一切,没有对其进行正确的指引和教导,导致孩子无法从她这里获得对于自身正确的认知。当直树遇到心理危机时,由于他无法从母亲这里得到任何指引和帮助,他是无力的、迷茫的、无助的,尽管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但是他也知道母亲依然不会否定他,告诉他“你错了”,因此他憎恨母亲,选择回避与母亲的任何接触。他苦于无处排解,在内心的极度恐惧和丧失了是非判断的迷茫中把自己折磨得疯疯癫癫。

影片最后,两个少年随着事件的推进都误杀了自己的母亲,这一安排似乎也隐喻着两位母亲才是一切罪恶的真正根源。她们在孩子的内心种下了阴影和缺失,恶念的种子在原本纯洁的心灵土壤内生根发芽,随后被毫不负责地抛向了社会,埋下了一切悲剧的祸根。影片对两位母亲的结局安排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警示力,值得人们深切反思和体悟。

(二)推波助澜的群体——恶意的巨网。如果说森口老师复仇的目标能很明确地锁定住个别的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那么面对整个群体性的为恶,即使冷静理性如森口也显得颇为无力。是的,直树和俢哉是杀害女孩的直接凶手,但是他们所生存的整个社会群体没少为其犯罪推波助澜,这些间接的凶手们在潜移默化中加剧了两人心理上的恶变,可以说罪犯所在的班级成为了这次恶举的得力“帮凶”。

荣格在他的原型说中提到人格中存在从众求同的心理原型,即“人格面具”,指一个人外在性格或外在态度是个体在环境影响下与人交往时所带的面具、扮演的角色,可以与真正人格不一致,它让人克己相容,与社会或他人协调好关系,使群体能够存在下去,它的存在虽必不可少,但也可以使人个性泯灭,盲目顺从或盲目自信。[1]49影片中学生群体的从众心理有很明显的表现:通过积分比赛的游戏形式霸凌同学,不参加的人就要接受群体的惩罚;每个人都积极地为送给直树的“鼓励贺卡”贡献自己的力量。从众心理更加剧了对于善和良知的麻木,学生们在漠视与嬉戏的态度中享受着群体的归属感。无知、虚伪和冷酷使他们通过践踏他人的尊严与生命来证明自身的存在感,在恶趣味中寻找欺凌的快感。有趣的是,当俢哉割破手指用带着病毒的血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惊恐地尖叫逃跑,一反平时戏谑的常态。可见在对待他人生命和自己生命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暴露出学生群体无比自私的人性。

此外,从整个社会大环境来看,媒体对露娜希事件过分渲染和关注,而对天才少年发明的冷落也对俢哉价值观由善转向恶起到了负面的作用。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华生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正常行为还是病态的行为,都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更改、增加或消除。[1]39媒体这种抑善扬恶的行为无疑是在向年幼的俢哉宣布社会群体所青睐的价值观,扼杀了孩子渴望走正道去获得成功的思想。这种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迷失比个人犯罪更为可怕,仿佛是一张无形的恶的巨网笼罩在人们生存的上空,所有的人都被笼罩在恶意的迷雾中,残存的良知也被扼杀干净。这种病态的环境刺激了少年对于整个群体的仇恨,其实在这场事件中的两名罪犯学生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正是这个病态的社会群体成为犯罪的隐形推手,推波助澜地加剧了悲剧的发生。

二、犯罪心理内因分析

(一)需求的缺失——无比脆弱的强大。从人物自身的角度来看也大有原因可寻。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者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其中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所独有的高级需要,可产生成长性动机,为人类所特有,是一种超越了生存满足之后,发自内心的渴求发展和实现自身潜能的需要。[1]61从两名青少年犯罪者来看,俢哉聪明有天分,但缺乏母爱和家庭的关爱,当通过发明创造来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破灭时,他在爱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上得不到满足,导致心理失衡,因此想通过杀人获得关注,实现自己对于爱和被认可的愿望,填补内在需求。俢哉在误导性和欺骗性的母爱之下严重缺乏安全感,显得外强中干,外表越是自负与狂妄,内在越是敏感与脆弱,这些都是因为缺乏正当的关爱和指引。

直树能力不强因而自卑胆怯,对他而言,母亲的溺爱与无原则的肯定同在学校遭受冷落和处处不如意的现实形成反差。他一方面渴望在校园环境中获得大家的尊重与认可;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正确的指引来提升能力。然而在这样冷酷虚伪的校园环境里,他是不可能得到尊重与肯定的,母亲被自私的爱所蒙蔽的双眼也看不到他的需求。在这种严重的失衡之下,俢哉又以恶言灭掉了他仅存的对于尊重的需求,这无疑点燃了他的犯罪恶念,直树只能通过杀害比他更弱的弱者——老师的小女儿来确立自身的强大,其实正是借此来发泄内心无比的自卑与仇恨的恶意。

(二)自我调节的失败——困于自我中心的狭隘格局。“内心软弱者会欺负更弱的人,受害者只能选择受忍耐或寻死吗?不,你们的世界并非如此狭隘,与其在这里受苦不如去别处避难吧。”这是森口悠子在告白时所念的一段话。诚然,导致两个孩子犯罪行为的外在因素有很多,但是犯罪主体方面的原因仍然是最具有决定性的,这就涉及到该如何面对“被伤害”这一课题。

善良的人们尽己所能不去伤害他人,但很难防止不被他人所伤害,如何面对并克服所受到的外界伤害,学会调整自身的心态也是一个人成长和成熟的标志。直树和俢哉,既是犯罪者也是受害者,然而他们过分放大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執著于此并将其完全归咎于外部的罪恶,给予自己堕落和走向邪恶的理由,由此也可看出他们在自我内心净化和心态调节上的失败。正如荣格认为人格中具有“阴影”的部分,这是较黑暗的自我,处于人格的最里层。它具有许多不道德的、易于动情的、令人生厌的欲望活动,接近于动物性的本能,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这是善与恶、创造与破坏性的源泉。又如认知心理学派认为,人在认知上拥有既定的“图式”,如果“图式”过于强大就具有顽固性和封闭性,倾向于“同化”而很难去“顺应”。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就会表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和倾向,对外界可能产生错误的认知并会做出歪曲的反应。

直树和俢哉对外界的人情世故已形成了自身的看法,他们拥有很深的既定图式,由于受到伤害,放大了内心的阴影部分,在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格局中看不到除自身痛苦之外的一切。森口悠子深谙两个学生心理上的弱点,因而“森口的复仇旨在摧毁少年们引以为傲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让他们看到自身的缺陷并由此被毁灭,将他们视为最珍贵的东西摧毁掉。”[2]无论是宣称加入艾滋病毒到牛奶中,还是让他们去亲手杀害至亲的人,都是拿捏住了他们人性的弱点,更是为了要让他们感受到切身的恐惧、痛楚和羞辱,让他们到良知和灵魂的最深处去反省自身的罪恶。这也是森口老师一定要坚持复仇到底的理由,因为没有切身的痛他们永远也无法真正反省自身的无知冷血、狂妄自大,以及随意践踏和漠视他人生命的恶毒。他们可以在杀害了一条无辜的生命之后仍能够若无其事并毫无罪恶感地活着,甚至还要继续作恶。他们根本无法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以及对他人生命应当怀有的敬畏与尊重。这也使得这场复仇具有了教育的价值与意义,虽然残酷,但罪恶受到了严厉惩罚,正如森口老师抓起崩溃的俢哉的头发时坚定地说:“今天开始是你重生的第一步。”这未尝不是一种新生。

三、结语

“爱”的缺失可以说是本片留给观众最深的体会,社会、学校、家庭对青少年的犯罪都有着难以推诿的责任。老师与学生互不信任、同学之间互不友爱、父母与孩子关系不和谐,最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在为改善这种情况而努力,直到悲剧发生了才想到用更极端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提前觉察问题及时制止,进行正确的引导,将罪恶扼杀在萌芽状态。

“马斯洛说:‘一个善良、真诚、美好的人比其他人更能体会存在于外界中的真、善、美。同样,如果我们自己具有统一和谐的心理状态,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觉察到世界的统一性。反过来,‘世界愈谐和、美好、公正,它也越能使人变得如此;当我们在外界发现了最高价值时,我们就可能同时在自己的心中产生或加强这些价值。”[1]64

爱是照进人生命的阳光,爱的能量也一定是流动的、相互的,也许一个人生存的环境中缺乏爱意,但永远都不要放弃去搜寻爱和保留自身去爱人的能力。艺术的目的也正是如此,教人们看到人自身的不足与局限,提醒着人们对善与光明不懈地追求和向往,敬畏生命并始终保持内在人格的健康、和谐与完整,这也是电影《告白》所带来的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秦俊香.影视创作心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2]高凡丁.疯狂,压抑与毁灭——解析电影《告白》中的人物形象[J].电影评介,2016,(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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