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华

[摘 要] 改革开放以后，解除了传统体制束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幅度的流动，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民工潮”。城乡人口流动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中的热门话题并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的基础上建模对城乡人口流动现象的起因、发展和趋势进行简单分析，探求其客观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 城乡人口；俱乐部理论；个人利益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9. 07. 072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9）07- 0174- 03

0 前 言

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改革赋予了农民新的择业自由，逐步解除了传统体制对农村劳动力的种种束缚，使得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成为可能。于是，积蓄已久的农村就业压力猛然释放出来，大规模的劳动力涌向了东南沿海，涌入了城市，形成了各种新闻媒体长篇累牍进行评论和报道的“民工潮”。一时间，城乡人口流动成了城里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也成了决策部门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

城乡人口流动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发展所有问题中最朴素而又最难解决的一道难题。因此，认识和把握这场农村劳动力大流动的起因﹑现状和趋势，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俱乐部”模型

1.1 理论基础

1965年，詹姆斯·布坎南为了解释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提出了俱乐部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如果把社区比作俱乐部，则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应界定在由于新的俱乐部成员的加入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拥挤成本）等于由于新成员分担成本所带来的边际节约这个均衡点上。

1.2 模型建立

不妨假设二元结构的社会中仅存在两个“俱乐部”，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并且涉及三个决策主体，城市人（Townman），农村人（Countryman）以及政府决策部门（Government）。并且假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有的决策主体都是理性的，即各决策主体是帕累托所定义的那种有动机、有能力寻求自身最大利益的抽象的“经济人”，亦即T和C都会追求自身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G则要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换言之，C从农村到城市的俱乐部之间的流动要求C在城市所得到净收益应大于或远远大于在农村的净收益；T则要求C在俱乐部之间流动的前后至少不会有损自己的利益，而G则要求在流动的前后能够达到整个俱乐部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善等。只有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C才能实现自由顺利地从农村俱乐部向城市俱乐部的流动，否则C在俱乐部之间的流动会遭到T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或者受到G的强制政策管制。

1.3 模型分析

1.3.1 农村人口C外出打工决策

根据建立的模型条件知，农村人口C外出打工实现农村到城市的俱乐部流动要求C在城市所得到净收益应大于或远远大于其在农村的净收益，亦即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而所谓的预期城乡收入，应是外出预期收入与就业概率的函数；而在农村的净收益，作为C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的一部分，应是在家的实际收入，所以出外打工的净收益可以用函数表示为：

n=f（ω，π）-f（μ，v）

函数是各参数的增函数。其中，ω是外出的预期收入；π是就业概率；μ是在家的实际收入，即外出的机会成本；v是与外出有关的直接费用支出，即直接成本，如车费、寻找工作过程中的生活费用、介绍费用、办理各种证件如暂住证等的花費。

因此，若n>0，则C将会外出，反之，C则不会外出。

1.3.2 城市人口T的反应决策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T，必然要求C在俱乐部之间流动的前后至少不会有损自己的利益。在大量的农村人口C进入城市“俱乐部”后，必然会改变城市人口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进而必然会给城市的日常生活和管理带来一些麻烦和不便，比如交通的拥挤，水电使用的紧张，治安管理的复杂等。以警察保护为例，由于城市俱乐部的人员增加，要求政府派出更多的警察，才能保持原来的警察服务水平，这意味着城市人口T需要增加支出以应对农村人口C大批涌进城市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同时，由于受身份的限制和体制内外及社区性、功能性劳动力市场分割性的存在，C在城市的就业方向基本上被限制在称之为“体制外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内，而无权参与公平的工作岗位竞争，所以大多集中在城市传统部门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部门，从事3D（Dangerous，Dirty，Difficult）工作，弥补了城市服务业务的不足。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城市俱乐部的服务业务，提高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给城市人口T带来了许多的便利。

根据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T会要求C进入城市以后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如交通拥挤等要小于其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如更多方便的服务等，则T必然要求C进入城市俱乐部的规模不能大于N*（即边际拥挤成本与边际服务便利的均衡等值点）。

1.3.3 政府部门G的管理决策

要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G，必然要求整个社会—城市和农村两个俱乐部之间实现帕累托最优，即尽力使得农村和城市两个俱乐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实现最适度配置，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准则。其中所经历的“帕雷托改善”过程，要求在资源配置的改变前后，必须使得所在经济环境里至少有一个人处境变好，而同时没有一个人处境变坏。必须指出的是，只有当一种资源配置的现状不可能进行帕雷托改善时，才是一种帕雷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同时，实现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还需考虑其另一准则—公平准则。公平准则不仅强调就业等机会的公平，而且更强调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按照这一准则，G必然要求整个社会环境里洛伦兹曲线尽量靠近对角线，即使得基尼系数尽量小。

所以，G对农村俱乐部的人口C进入城市俱乐部T的俱乐部流动政策管制与否，关键取决于此人力资源的流动是否为整个社会—城市和农村两个俱乐部—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改善，同时也要考虑此举是否有助于公平准则的满足。

2 城乡人口流动理论分析

在此，根据上述俱乐部模型的基本逻辑，可以对城乡人口流动的起因、发展和趋势等问题进行一下粗略的分析。当然，它们原非成熟的定论。

2.1 “城乡人口流动”的起因

在农村改革的初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基本上对农业产出不做贡献，则可以认为其在农村俱乐部的实际收入μ近似为零。而且此时进入城市俱乐部并不需要交纳名目繁多的证件费用，而且有着相当高的就业概率。所以，面对城市中相对农村来说高额的预期收入，这部分的劳动力完全有理由做出进入城市俱乐部的决策；同时，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管理等成本会增加的情况下，由于更愿意享受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服务业务，并且在理论上也可以接纳规模不大于N*的农村人口，所以城市人口T也不会做出抵制的决策；就政府而言，在一定规模的农村俱乐部人口C进入城市俱乐部后，C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随之上升，有利于农村俱乐部的经济发展，而城市人口T所得服务上升，处境也有一定改善，城市俱乐部的经济发展也是显然的，所以政府G可以认定整个社会环境下的劳动力的配置是帕雷托改善的，同时，农村人口C收入的提高，也有利于基尼系数的下降，进一步满足公平准则，则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在农村俱乐部人口C进城后是提高的，故此时政府至少不会推行政策管制两个俱乐部之间人口的流动。

根据上述俱乐部模型，此时农村俱乐部中会有大规模劳动力C涌进城市俱乐部，形成“民工潮”。

2.2 “城乡人口流动”的发展

“城乡人口流动”现象形成一段时期后，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俱乐部劳动力都已经走进城市俱乐部，此时，他们已经在城市中找到一席立足之地，并且很多可能已经是工头等小组织者。而另一部分的农村俱乐部成员C由于自身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小于不变工资制度，属于隐蔽的失业劳动力，他们在看到进入城市俱乐部的C在城市中所得到的巨额收入后，对城市的预期收入更高，而且此时的进城打工已经开始由当地的一些团体组织，或者经由亲朋好友来介绍一同打工，所以此时的打工已不再是“盲流”，而是就业概率极高的有组织的进城。所以，这部分农村俱乐部成员会毅然做出投入“民工潮”的决策。

城市人口T在一段时期后，深深体会到管理大量民工的艰巨性及其成本之巨大，而此时进城的C的数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T的心理可承受规模N*，所以他们感到恐慌和不安。各种愤怒的呼声和禁止民工进城的声音随之而来，但是此时的G已经认识到民工进城对社会整体福利改善的重要作用和巨大意义，为了对T的呼声有所回应，G决定对进城的C征收一定“体制费用”，具体有暂住费、城乡增容费、治安费、卫生费等。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由于C的入城给T所增加的拥挤成本，同时政府G也因此增加了一定的资金收入，可用于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力度，以应对由于C的大量入城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消费的紧张和拥挤。而C的入城收益虽为之有所降低，但在总体上的净收益相对在农村劳动而言还是相当大的。大量的农村俱乐部劳动力C的入城，也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为城市俱乐部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对T而言无疑是有利的。凡此种种，使得T所面对的边际拥挤成本曲线和边际服务收益曲线发生变动，得到更大的可承受均衡劳动力规模，如图1所示。

根据以上分析，“城乡人口流动” 在继续，且农村俱乐部劳动力C涌进城市俱乐部的规模有增无减。

2.3 “城乡人口流动”的趋势

必须承认，城市的容量是有限的，它的总体吸收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我国农村的劳动力规模是巨大的，而且每年还在递增之中。显然的，N1的规模是远小于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和隐蔽失业劳动力数量之和的，何况这个总和每年都在递增。所以可以肯定地讲，“民工潮”的规模不会长久地增长下去。

在足够长的一段时期后，农村俱乐部劳动力C的流动量已经达到了城市俱乐部的吸收能力上限，此时的3D等行业也已经为C所充斥，处于饱和状态的C已经供大于求。新增的C若想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必须经历教育和培训，缴纳一笔数量可观的费用，且要在完备的劳动力市场里同城市俱乐部成员T共同競争。而在农村，长时间的由“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这些低生产率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已经不能满足此时农业高技术高生产率水平的需要。并且国家G也在不断提高农产品地价格，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机会成本，无形中给农村俱乐部劳动力C在农村发展提供了激励。许多在城市发了财的C发现了农村的巨大市场和高额利润，会大量“回流”—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资金，掌握的技术和学到的管理方法，通过市场渠道回乡创办经济实体，推广实用新型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法。农民工的大量“回流”（有人称之为“返潮”）会在农村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渠道，为更多农村俱乐部成员C在农村发展提供了条件，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城市俱乐部里，T已经面临着C的就业竞争，在生活和工作中处处可以感觉到C所带来的压力。而在农村，传统农业正在逐步向市场农业、效益农业迈进，由于全球性资源短缺，作为资源型产品的农产品及其关联产品日趋紧俏；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改善，农产品需求的多样化和高档化，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备受宠爱，农产品市场前景诱人而且农产品市场的投资相对于工业投资来说风险小，收益也相当稳定。面对农村俱乐部里的广阔市场和无限商机，T在尽力呼吁严禁C涌进城市的同时，不管忍不忍心离开现代化的城市俱乐部，也都会有将资金或技术投资农村市场的考虑，从而在农村俱乐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G面对在农村城市两个俱乐部成员C和T共同努力下使城市实现现代化的现实，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建立有序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扩大对农村俱乐部的投资等，来尽力管制城市吸收能力以外的C的入城，并且鼓励城市俱乐部成员T进入农村去投资，以期尽快实现农村俱乐部的现代化。

因此，城乡人口流动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增长的势头将趋于缓和，增长速度将呈逐渐降低的基本趋势，而规模将趋于稳定。民工的流动将由无序到有序，由汹涌地“潮”向合理地“流”的方向发展。

3 结 语

“城乡人口流动”是理性农民自发流动和转移的结果，它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应该正确地看待城乡人口流动，正确地对待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从根本上深刻认识城乡人口流动的起因、发展和趋势，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制，并进一步制定公平合理的相关法规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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