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兵兴，战火不断，内忧外患的清王朝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兵火过后，人口锐减，社会凋敝，文化教育事业一片颓然，社会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国初期，地方社会的发展处境并未发生显著改变，秩序重构成为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一大主题。在安徽石埭，以恢复宗族秩序、兴办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文教、构建精神图腾为中心的一系列恢复措施如火如荼展开，推动了变革时代中的家国重构。

关键词：近代；石埭；社会变革；秩序重构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6-0053-03

当前，学术界关于咸同以来安徽地区社会变革与秩序重建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研究主要聚焦在三大区域，即皖北，学术界目前关于皖北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宗族、匪患以及自然灾害与环境变迁方面；皖中地区，以庐州为代表，潇潇在《淮系士绅与晚清庐州社会秩序重建》中，论述了淮军士绅集团在庐州基层社会保障、教化乡里、儒学传承等方面的功效；而皖南地区，徽州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孙唤在《咸同兵燹后（1864—1911）徽州重建研究——以徽州地方文献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从社会、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详细分析阐述了晚清徽州重建的背景、内容、特点。但是，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一是就地域而言，无论是皖北地区，还是庐州、徽州，它们都是安徽省内特点较为明显的地方，那么，在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并不突出的地方，情况又如何呢？二是就时间而言，过往的区域变革与重建研究多以晚清为时限，事实上，政治史的断裂出现在宏观叙事领域，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更应该看到的则是延续，从晚清到民国，这是一个时间上的整体。本文选取安徽石埭地区为例，时间从晚清跨越至民国，从长时段中考察石埭地区在近代变革下的社会重构，寻找“失语”的声音。

一、变革中的断裂：清代以降的石埭社会

清末兵兴，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开始与石埭清军作战，次年太平军攻进石埭县城。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二年（1863），石埭战事不断，太平军与清军在石埭展开拉锯战。连年征战，石埭人口锐减，至同治三年，“各户人口，仅存十之一二”[1]大事记稿·三十一，宗祠、房屋大量被焚，文物书籍损毁严重，文教颓然。兵火既熄，如何重建当时的社会秩序，稳定统治、发展生产、恢复文教，成为摆在晚清政府和各级官员面前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江南的世家大族需要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重构中的延续：以恢复社会秩序为中心

面对道咸以来长期的社会失序，整个社会处在非常态之中，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天灾不断、战火频发、社会秩序失控的多重打击之下，石埭地方社会秩序处在崩溃边缘。自晚清以降，石埭官员、士绅乃至普通群众都在为恢复传统的社会秩序、追求地方的繁荣发展而不断努力。

（一）家国同构视域下的宗族建设

在我国传统社会，宗族可被视为基层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它往往以血缘为纽带，同时以一定的空间作为生活场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宗族成为国家的细胞，对于社会精英们来说，稳定宗族秩序是巩固统治基础的重要策略。咸同兵燹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都造成巨大破坏，民间社会的宗族秩序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族众或散或亡，祠堂被毁，家族文献散轶。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广大的江南地区掀起了一股重建宗族秩序的高潮，续编族谱成为重要手段。

受传统“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及“三世不修谱，即为不孝”观念影响，族谱纂修被视为宗族中的重大仪式性活动。同时，修谱动员也是维系族众、增强凝聚力的过程，或可谓“族之大事，在祀在谱”。族谱是关系宗族血缘关系纯洁与否的关键所在，更是族众日常生活中家庭伦理关系得以维持的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在宗族社会里，族谱是一个宗族日常生活的精神寄托，亦是族众宗族意识的重要源泉[2]。以石埭桂氏为例，光绪二十一年（1895），桂滋华在桂正华等族众的帮助之下，完成了桂氏宗谱的重修工作。晚清著名史志学家陈作霖在其序言中写道：

“咸丰中，迭遭兵燹，连村带郭，十室九焚。昔之聚族而居者仅有遗孑，宗祠荆棘，谱牒荡然。后生小子数典而忘祖，五服之亲觌面若不相识，甚至争田讼宅，变为仇雠。时则有游食客民睥睨其隙，怙权散利，煽诱乡愚，结会联盟，所在多有舍其弟而谓他人弟。舍其昆而谓他人昆，灭绝伦常……欲散乌合之党，先联骨肉之恩，然则敬宗收族，其关系于世道非轻，而在皖南为尤急，此石埭桂氏所以有重修支谱之举也。”[3]第一卷·陈作霖序

在序言中，陈作霖对此番修谱的动机作了清晰表述：兵燹之后，社会凋敝，宗族之中亲疏不辨，力图通过重修宗谱，为桂氏族人追寻宗族记忆提供重要的依据，进而规范原本混乱的世系；教化族人，进一步恢复宗族秩序，达到在无序社会里创造有序家族空间的目的。

（二）兴办社会公共事业：永济桥的修建

近代以来，基础设施的修建对于改善石埭人民生活、发展经济至关重要。石埭永济桥的修建酝酿已久。据载，“永济桥位于石埭县广阳镇，跨舒溪河，它是当时省府安庆连接徽州休宁、歙县、黟县、婺源、太平，宣州泾县等地出入的唯一通道”[4]163。此前，舒溪河两岸交通仅靠两座木桥维持，每逢汛期，山洪暴发，木桥被毁，此时交通依靠木渡船，经常发生意外。据《石埭备志汇编》记载：“宣统三年（1911）五月十九日，县南门外舒溪河渡船覆溺，死五十余人，于是有建永济桥之议”[1]大事记稿·三十五。1920年夏，石埭庙会期间，时值梅雨时节，河水陡涨，木桥坍塌。赶庙会的群众涌上渡船，催促船工冒险开船，最终渡船不幸翻沉，溺死20余人。1920年，石埭士绅陈惟彦、陈惟壬兄弟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发起募捐倡议，次年于上海成立建桥董事会。1923年秋，在经历一番挫折和风雨之后，永济桥破土动工，于1925年春竣工。这条全长185米、11孔、宽二车道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規模较大、工艺先进、可通行汽车的大桥。《清史稿》记载：“于县境修巨桥跨舒溪，亘六十余丈，便行旅”。[5]卷四百五十·列传二百三十八·陈黉举传，12563

（三）文教事业的发展：重建文庙、黉宫

文庙是我国传统社会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也是传统社会里进行各类文化、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它肩负着国家传播文化知识、教育民众的重要任务。黉宫，即学宫，科举时代，黉宫既是师尊孔子，也是各府、州、县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是重要的道德教化和开展学术活动的地方。文庙与黉宫一同肩负着“上而匡王定国，下而化民成俗”的任务，文庙与黉宫的修建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咸同兵燹以后，文庙、黉宫的重建自然被纳入社会恢复体系当中。在文庙被毁以后，“岁时祭祀，朔望瞻礼，假城南祝圣寺行事，官师生徒过而伤之”，[6]石埭县重建文庙碑记文庙重建已是迫在眉睫。据《石埭备志汇编》记载：“光绪十七年，邑人陈艾捐银一千两，倡议重修文庙，陈文?督其事，七月初一日开工……光绪二十三年，文庙竣工，凡历七年，费本洋二万八百余元”。[1]大事记稿·三十三文庙重建以后，其后又进行了修理，“中华民国十一年，陈惟彦、惟庚、惟壬、桂殿华等捐募二千余元修理文庙，孙履亨董其事”。[1]大事记稿·三十七学宫的重建也在这一时期进行，到了民国十一年，历经近三十年风雨的学宫进行了一次重修。此时的学宫因为“军旅过境，毁门为薪……蹂躏不堪入目……或柱梁朽腐，或椽瓦零落”。[1]艺文志下·二十四·石埭县重修学宫记这时由陈惟彦、惟庚、桂殿华、苏致厚等人在民国八年牵头倡捐，以孙履亨总理其事，于民国十一年完工，用款二千六百余元。

在《石埭县重建文庙黉宫录》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捐资情况，捐资人遍布各都各甲，有着极强的社会参与度，数额虽多寡不均，但其反映了石埭各阶层民众对于重建工作的巨大支持。通过文庙、黉宫的修建，再一次将地方士绅与普通民众调动起来，投身到社会重建中来；重大社会工程的建设，进一步团结了石埭人民；文庙与黉宫功能的发挥，成为近代石埭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与精神内核。

（四）精神图腾的塑造：陈虎臣形象的建构

乡土神的塑造，在很多地方都有先例，如“福建人奉林默娘为天后圣母，山西人奉关羽为关圣大帝，江南人祀准提，浙江人奉伍员、钱镠为列圣，云贵人奉南霁云为黑神，广东人奉慧能为华南六祖”，[7]410等等。乡土神的设置为旅外邑人树立了集体象征，它是同乡人共同的乡土记忆。对于乡土神的祭祀，既是民间社会的教化方式，也是凝聚力量的有效途径。

面对近代以来社会“礼崩乐坏”的现象，地方士绅在打造地域神灵、凝聚社会向心力方面不懈努力。陳虎臣形象的构建离不开乡人的推动，同时也与其自身功绩密不可分。陈虎臣，名艾，号勿斋，石埭人，道光己酉科选贡，曾出任曾国藩幕僚，后成为李鸿章淮系的文职成员。陈虎臣能够成为本土神灵的自身原因概述起来有三点：一是陈虎臣为至孝之人，据（民国）《安徽通志稿》记载：“母性严，善怒，即有不怡，艾必长跪请杖。宾客在堂，闻母声，辄趋前，屏息坐……（艾）光绪甲午年八十七卒，自其六十五年以前皆不离母侧。”[8]列传稿·五·陈艾传在遵循“百善孝为先”理念的传统社会，陈虎臣这样的孝子，赢得了必要的社会赞许。二是于国有功，不慕名利。在曾国藩围攻天京之时，粮饷匮乏，陈虎臣从李鸿章处携江苏财赋以济曾国藩，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克安庆后，在此设忠义局，以陈虎臣等主任局务，各省忠义局之设由此始，陈虎臣先后辞谢了李鸿章和曾国藩对其江宁府、扬州府、凤池书院的任命。三是陈虎臣始终心系乡里。据宣统《石埭会馆录》记载，陈虎臣的功德可总结为三件，其一是在咸同兵燹以后，他在南京办理忠义局事务的时候，慷慨捐资，致力于石埭会馆重建，并且保全会馆免遭邻人侵占；其二是推动了石埭书院的公款存放于殷实商肆，避免了被地方衙门侵吞的风险；其三是在同治初年，路有饿殍，他多方奔走，取得碎军米，以低价出售给邑人，同乡避乱之人得以存活。[5]文昌楼供祀·陈虎臣先生公启

南京石埭会馆重建后，设有专门用来供奉、祭祀的文昌楼，用来供奉那些将来拟请于乡贤祠之人。据宣统《石埭会馆录》记载：“合邑本拟请祀乡贤祠，以例须三十年后始能邀准，故庚子岁，拟先设神位供祀新会馆文昌楼上，为将来入祀乡贤之先声。适以津沽拳匪之乱，遂不果。今岁会馆首事恭制神牌，择吉十二月初二日供祀。凡我在陵官商绅耆，届各具衣冠，齐集会馆，恭祝以隆报飨”。[5]文昌楼供祀·陈虎臣先生公启对于陈艾这样恩泽乡里之人来说，入选乡贤祠，让人永远供奉与缅怀，便是对其最大的褒扬；同时还说道，陈虎臣入文昌阁、请祀乡贤祠，“非所谓乡先生当殁，而祀于社者欤”，超出了一般乡贤的范畴，故而在本地以外的区域也给予大力宣扬。1919年，“陈艾崇祀乡贤，宣付清史馆立传，九月二十二日，内务部核准入祀，并咨史馆核办”。[1]大事记稿·三十七

至此，陈虎臣凭借着其对乡里的贡献，一步步由地方士绅逐步成为区域内的精神领袖与图腾式的人物。其中个人功绩自不必多说，但乡里邑人在其形象构建过程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陈虎臣成为石埭人推崇膜拜的对象，更是石埭绅民追逐效仿的标杆，陈虎臣形象的构建，在近代国家动乱的时空下，树立了一座明亮的灯塔，指引近代石埭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迈进。精神图腾的塑造，是近代中国社会重构的重要内容。

三、结语

受到太平天国及其后续的一系列动乱的冲击，战争波及的地方社会、特别是广大江南地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认为，咸同兵燹后的社会重建，其成败在于“传统社会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进行整合”，以及地方政府如何重新运用传统方式管理社会，“利用社会力量，特别是利用地方士绅来作为他本人以及他辖下的广大民众的桥梁”。[9]154近代以来，地方社会中以重建宗族、恢复士绅管理，甚至进一步增强士绅对于地方事务的介入程度和扩大士绅们的活动场域，都不足以维系积弊已久的传统社会。因而与时俱进，不断谋求变革，发展新式教育，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基础工程，成为这一时期社会重建中新的内容。

综观近代以来石埭县半个多世纪的重建过程，其举措或传统或现代，都是在面对多重失序局面下的社会应对，在这场挽救地方社会于近代动荡的运动之中，官、绅、民都全力参与其中，共同致力于社会的恢复发展。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各方积极响应，通过对社会秩序的重新构建，力图延续断裂的近代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传统社会蕴含着诸多的矛盾与变动，地方社会的官僚与士绅凭借自身特殊的身份与资源，参与地方事务，然而他们的调适活动，无法改变历史的最终走向。

参考文献：

[1]陈惟壬，倪文硕，苏贻綸等.民国石埭备志汇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康健，郭睿君.晚清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以《申报》为中心[J].安徽史学，2017（4）.

[3]（清）桂滋华.长林河城桂氏宗谱[M].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4]吴熙祥.洋灰世家：陈一甫、陈范有父子求索实业救国之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陈文?.石埭县重建文庙黉宫录[M].光绪二十九年刻本.

[7]王日根.中国会馆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

[8]安徽通志馆.安徽通志稿[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9]（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M].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任小虎，男，安徽肥东人，单位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