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史略探

2019-05-15潘信林刘德中凌佳亨

西部学刊 2019年3期

潘信林刘德中凌佳亨

摘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繁荣，并不仅仅在于外来先进思想的传入与指导，其自身文化系统孕育的朴素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正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内因。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史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深入研究：一是儒墨兼济，这是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二是王莽改制，这是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第一次在国家维度上的探索；三是道家兴盛，这是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从上层理论走向民间的社会化传播；四是佛学传入，这是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外来文化的成功实践；五是农民起义，这是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屡败屡战的阶级运动。这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关键形式。

关键词：中国朴素社会主义；内因；儒墨兼济；王莽改制；农民起义；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6-0025-08

近代中国缘何在众多道路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①？历史学家钱穆曾言：“思想必有渊源，无渊源无生命之思想，乃等同小儿学语。”[1]12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是接续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结果。

梳理自先秦以来的中华文明史我们发现，在浩如烟海的思想宝库中有一条熠熠生辉的思想脉流，这就是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中国视域下，中国民众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语境，由于生存处境、利益等因素，以及在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不断反思和总结社会变革的经验，并在实际活动中进行应用，从而产生、发展、演化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观点及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朴素”，我们认为有两个意义规范。一是在理论性质上，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但还未形成自觉的完整的理论形态，所以是朴素的，而不是成体系的。二是在时间轴上，我们把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界定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之所以没有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因为目前很多学者在使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都是特指新中国成立后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以为了避免混淆，使用“朴素社会主义”以与“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分。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朴素观点，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渊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极为鲜明的民族传统特色、超强的历史延续性，它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土壤。

一、儒墨兼济：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

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彼时正逢百家争鸣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其中又以儒墨两家为甚，时称“儒墨显学”。先秦时期的儒墨两大思想流派在其各自的思想体系中，均表达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与向往，并因此建构起了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强调仁礼治国，要求统治者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不过度剥削、压迫人民，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孔子还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点，意图使各阶层人民各司其职，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与我党提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相近。[2]

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剩余价值的存在必然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从而无偿占有部分劳动的行为的结果。从剩余价值属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对立所导致的阶级对立必然会在循环往复的劳动剥削中产生，最终形成阶级割裂、对立乃至社会架构的破碎。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存在形式是全社会共有，即所谓“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这恰又与儒家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荀子对于为君之道的表述类似。《荀子·君道》中有言：“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千民。”荀子在此抨击了君王对于百姓多取少给的掠夺行为。此外，在国家治理路径上，孔子提倡“为政以德”，认为以礼教和道德共同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在法治规范还较为缺乏的先秦时期，礼教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对于人的行为规范是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也即类似现代法律在规范个体行为、划定社会底线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礼治亦可称为软法之治。“礼所规定，多为积极的。法所规定，多为消极的。”[3]414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需要划定底线的严苛法律，更需要对于公民塑造更有意义、更重要的“礼”。“法”只能做到全社会不至于跌落道德的“深渊”，而“礼”却是让整个社会更接近“天堂”的有益途径，礼法共治方能走向“大同”。两千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同样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西汉大儒戴圣在《礼记·礼运篇》中给出了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貨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与此同时，汉代儒学思想家对于劳保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也进行了探索。《汉书》有言：“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古代男子六十岁、女子五十岁且没有儿女的这些人，由国家来给他们提供衣食供养。汉代儒学家们对于社会保障的思考，也为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型起到了助推作用。

墨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派别。墨家核心思想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有相似之处，墨家的义利观即“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体现了以社会为本位的利益观念。《墨子·兼爱》中有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之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患。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社会全体共建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将利他与利己结合，将为彼与为己结合，这一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的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等级差别划分方式，与我国目前所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平等，个人层面的诚信、友善等均存在共通之处。[4]此外，墨家思想还强调“不可害人坑人，应当助人爱人”的正义原则；主张“强不欺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普遍平等观念，提倡“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民主尚贤意识。[5]正如早年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②，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诚信欺诈、贫富悬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和不良社会风气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回溯先秦时期墨家的兼爱互助、节葬节用、以劳致富等思想，对于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墨家思想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遇问题的解决亦有价值。现阶段，“四风”问题的治理是我国各级党政机关作风建设领域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它涉及党政机关内部的有序高效运作、政府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执政党“执政为民”宗旨的实现程度等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也一直高度重视“四风”治理问题。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重要批示中更是明确指出：“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它们彰显了中央对于“四风”问题的态度和治理问题的决心。在过去几年间，中央对于“四风”问题的整治已取得重大的进展，学术界对于“四风”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对策也已进行了大量探讨。但相对而言，学术界目前对于“四风”治理的讨论还主要集中在组织、制度、技术等层面，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探讨的情况仍不多见。重观墨子思想，挖掘墨家“兼爱互助、节用尚贤”等优秀思想，解决“四风”等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从墨家先哲的智慧中去汲取和谐社会建设有益的养分，这是牢固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一步。

二、王莽改制：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第一次在国家维度上的探索

汉代完成了儒学思想自上而下的社会化，汉武帝遵循大儒董仲舒的提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使儒学思想在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进行传播。自此儒家思想不再局限于在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流传，而是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浸润到汉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融入普通百姓的思想观念之中，并进而转化为人们行动的判别标尺。儒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使儒学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完成了社会化过程。[6]在这样集中一统的思想背景下，汉朝历代统治者为了国统合法性延续性的需要，同样也必须将儒学理念作为选官用人的评价准则，作为社会上升通道的唯一口径。汉代采用以察举制为主要形式的选官制度，在社会普遍信奉儒学思想的大背景下，在统治者的政治延续需要下，能够得到举荐资格入朝为官的人才必然是饱读儒家经典、满腹儒学文化之人，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便是两汉之际的新朝皇帝王莽。王莽正是在这样的选官用人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君王，其遵循儒家体系下对于人的要求勤俭节约、修身好学、孝顺父母，并最终成为一名众望所归的有德之人[7]，进而出山辅政，最终成功攫取了西汉的朝政大权。自此，王莽开始依儒家礼仪规范进行改制，其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从官制、田制、币制、奴隶制度、贷款制度、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着手，将中国朴素社会主义的思想推入实践领域，并在国家制度层面进行了第一次实践，以实现儒生天下大同的远大理想。

“托古改制”和“朴素社会主义思想”是王莽改制的两大特点。综观王莽执政时期对儒学理想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实践，其改制的实质，就是以儒学的政治理想来解决秦汉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以此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8]

在政治层面，王莽打出复西周之古的旗号，多次更改官吏名称，不厌其烦地变更行政区划，力图制造出浓浓的周代盛世再现的气氛。其根据儒家经典中的表述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的名称进行更换。此外，王莽还根据儒学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充分体现了其改革的“托古改制”“憧憬周制”特点。王莽在全国冻结奴隶制度，对现有奴隶进行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使其自然消灭，此改革措施是我国早期人人平等价值理念的普及尝试。

在经济层面，王莽首次实行国家所有的王田制。据古书记载，王莽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道诏令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制，自此私人不得买卖土地，土地统一由国家分配。“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交予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的小农阶级按上述制度受田。王田制是王莽在田制方面的制度创新，是针对西汉以来最突出的土地问题而提出来的解决办法。王莽看到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迫使无数农民失去土地，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买卖的市场自由性。因此，推行土地国有，禁止私人对土地进行市场交易，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被迫与土地的分离，此措施充分展现了汉代儒生“以民为本”思想的发微。此外，王田制亦体现了儒家均平的社会大同理想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独有的责任担当意识，对于无田之人进行分田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纵向来看，王田制在田制发展意义上对后世均田制的创设具有积极影响。[9]同样，王莽对于土地国有制度的尝试也使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层面得以落地，是一次能够深入影响底层社会的尝试。

王莽执政新朝时期，因常年战争动乱、商人剥削经济运作等原因，彼时“常安”物价飞涨，为此王莽进行了市场管理、物价制度改革。史料记载：公元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在“常安”及全国其余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常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司市，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并履行管理市场物价的职责，各地的五均官在每季度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为“市平”。当物价高于“市平”时，政府就将其所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抑制物价；反之，市场价格若低于“市平”，则听由百姓自由交易。在实行五均的同时，王莽亦设六筦之令。“筦”通“管”，是指由政府管理六种经济事业：酒、盐、铁、铸钱、山泽税、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王莽当政后，为削弱汉朝旧时贵族势力以及对百姓的掠夺，他还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开古代计划经济之先河。

审视王莽改制之于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实践价值，国家制度层面的实践为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于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对于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层面的贡献，王莽第一次在国家维度上进行了实验尝试。其政治层面的改革显示出“托古改制”的特点，渴望恢复周制，从这点来看王莽亦无法脱离儒家“尚古”的特点，集先进性与落后性合于一身；经济层面上的改革开计划经济之先河，为维持物价稳定和百姓安稳生活进行了政府控制物价的尝试；在田制、奴隶制度方面亦是基于早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出于民生考量，为抑制西汉时期严重的土地兼并推行“王田制”将土地统一收归国有并冻结奴隶制度。

王莽改制可以说是在朴素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家维度上的一次改革运动。尽管王莽进行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我们不能否认其对于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大意义。正如西方社会主义实践者罗伯特·欧文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所做的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一般，汉代王莽改制亦可称作在我国本土进行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维度朴素社会主义试验。

三、道家兴盛：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从上层理论走向民间的社会化传播

道教起源于老庄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及古代社会的巫祝之风，承袭了殷周对天神、地祇、人鬼的崇拜。区别于社会其他宗教的特点，道教信奉战国以后的神仙之说，相信仙真、仙境的存在，相信普通人能够通过学道积道而成为长生的仙人。对神、仙、鬼的信仰构成早期道教在教理教义方面的核心。早期道教信仰神、仙、鬼，相信天应天威与心神合一，相信承负与报应，追求道术。[10]

（一）汉代频繁的自然灾害及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助推了道教思想的传播

道教在汉代的兴起归根结底是彼时社会内部结构运动的产物。秦汉交替之际，社会思想与社会政治变化不相适应，全社会陷入伦理思想的危机之中，这为道教的产生以及随后的兴起奠定了最根本的社会基础。且汉代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学思想，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尝试，以儒学天人感应思想论证帝王执政的合理性，由此天人合一以及灾异论的哲学思想遂占据汉代社会思想界的主流[11]，在这一背景下道教应运而生。

不同于儒学的统治阶层主导、自上而下的思想社会化方式，道教思想的社会化是从底层人民开始的。早期道教信奉神、仙、鬼的存在，奉行尊天道的神秘主义，这恰与汉代社会儒学天人合一思想相呼应。一方面，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掌握话语权的统治阶层依照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灾异论的哲学理论解释其产生原因，从而直接增强了民众对于神、仙、鬼的信奉程度，助推了道教在底层民众群体中的传播。另一方面，两汉时期黄老道教经典著作《太平经》主张“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的思想，并以“太平世道”为目标。“致太平”的理想社会唤起了民众对于社会生活的憧憬，而现实生活的自然灾害与动荡不安的社会又与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此时恰逢出现了大量的道教组织，长期起伏式的传教活动使道教思想在全社会得到广泛传播。汉代以宗教为组织形式的规模最大的民间起义运动——黄巾起义，便是依靠了道教在底层百姓中的良好形象。

（二）汉代宗教形式的民众起义最终完成了道教思想的社会化

思想的影响力在于传播力，任何社会变革必定配备有特定的变革思想，思想完成社会化的途径多种多样。儒家通过统治阶级强大的推力，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思想社会化过程；佛学思想通过以外来传入为主的外部性因素逐渐影响中国本土民众，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而道家思想社会化的途径有别于儒家自上而下的社会传导方式及佛学自外而内的传导过程，唐以前道家思想的传播过程源于长期的自下而上的民间传教活动，无论是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前通过太平道传播的神学思想[12]，还是三国时期张鲁所建立的五斗米教，均反映出道教思想经由连续的自下而上的民间传教活动逐渐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中国早期的农民起义运动为追求合法性便已采用了神秘主义的合法化起义方式。秦末，陈胜、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前，用朱砂在白布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并塞入别人捕来的鱼肚子里。当戍卒买鱼回来准备烹煮时，便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对此事奇怪不已。此外，陈胜还暗地里指派吴广到附近的庙宇中，在夜里点燃火焰，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喊：“大楚兴，陈胜王。”这一史实说明了神秘主义的起义实践早在秦朝就已存在。到了东汉末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黄巾起义。在发动黄巾起义之前，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局已然不稳。张角趁此社会动荡混乱之际，以自身的医术基础并结合道教经典《太平要术》救助民众，又大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思想，并由此得到很多下层民众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张角创立太平道，以宗教的方式笼络人心，在贫苦农民中树立了威望，信众多达数十万，由此发动规模浩大的起义运动，影响齐鲁乃至中原地区，在全社会掀起了巨大的风暴，并由此最终完成了道教思想社会化的进程。

（三）汉代道教经典中的描述勾勒了道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图景

东汉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于吉所著《太平道》，一直是东汉至唐前期道教的主要经典，而此书从三个方面为道家社会主义曾存在于汉代提供了主要例证。其一，《太平经》以道家独特的五行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勾勒出了一个人人向往、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图景，并进而提出了 “无为而无不为”的帝王统治术。其二，《太平经》对人们提出了百姓自食其力、社会财产共有的善恶因果报应观。其三，《太平经》全书多处反映了古代平均主义和平等理想的朴素民本思想。除《太平经》一书外，在汉以后的道教经典《抱朴子》《无能子》等书中亦有此类思想体现。在实践层面上，以汉代“道家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所进行的政教合一的群众性运动，也为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型作出了贡献。东汉末年，沛国丰县人张鲁改革由其祖父张道陵所创立的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同时在汉中附近各地设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让流民无偿地“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而张鲁其人以及五斗米道也影响了毛泽东，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1958年8月3日，毛泽东同九个省委书记在郑州谈话时说：“三国时张鲁的社会主义……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1958年12月，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张鲁传》。为帮助与会同志阅读，他还在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12月7日的批语中说：“这里（指《张鲁传》）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13]143在10日的批语中说：“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西、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13]148

在唐代以后，道教发展迈入了兴盛时期，唐朝历代皇帝无不尊崇道教，信奉炼丹修仙，统治者的积极扶持和竭力推崇直接促成了道教的兴盛。某一特定思想完成社会化后，其必然会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道家自此完成了将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埋在广大群众内心之中的使命。自此，中国朴素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经由时间的沉淀而不断发展，以至在佛学传入我国的时候起到了重大影响。

四、佛学传入：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外来文化的成功实践

中国古代思想虽以儒学为主流，但道、佛两家思想亦影响重大、深远。先秦以来，我国思想上便是儒、道对抗，直到宋代以后思想界主流成为儒、佛对抗。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之后，经过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到宋代开始达到鼎盛。[1]168因此可以说，儒、道、佛三大思想流派共同构建起了中国传统思想界的主要意识形态。在前文中已论述了早期儒、道、墨思想体系中具有的或多或少的朴素社会主义思想，诚然，除儒道墨以外，我国本土的佛教思想中，也天然具有接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分。佛学是外来思想，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为古老的，它产生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印度。西汉末年，它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

（一）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佛学传入后的本土适应化问题

中国文化自古便是极具包容性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一般模式是“选择—实践—改造—创新”，一般态度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14]，自汉始传入的佛学思想亦是如此。文化的跨环境移植需要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变形，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融合过程。我国古代自先秦以来便存在的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佛学传入后的本土化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随后对佛学进行了选择性吸纳及改造，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佛学思想体系。

西汉时期的中国虽已具有在当时世界来说相当发达的经济文化，但自先秦时期以来的传统儒墨道哲学思想抵制了宗教的发展。从本土思想发展史来看，我国古代并没有出现过像佛教这样组织、教义都十分完整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时提出的许多宗教观念、宗教理论、宗教行为，对于彼时的中土而言都是新鲜的。但即使如此，中国也没有对佛教全盘吸收，而是选择性地接受了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教义旨在运载无穷众生从生死轮回的此岸抵达涅槃解脱的彼岸，不坚持原有教义，只求自我超脱。大乘佛教佛经主要侧重于佛身常在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其思想体系中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观点与中国传统的“人人皆可成尧舜”暗合[14]；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思想，关于入世舍身、普渡众生的主张，也更适合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更加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家国担当的情怀，墨家坚信“兼相爱、交相利”的和谐、利他的义利观，早期道教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而最终“致太平”的无为至有为思想，儒道墨三大流派在各自的体系中均体现出与大乘佛教相类似的思想主张，例如大乘经典主张的“不离烦恼而得涅槃”的习性。因此大乘佛教传入后，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并逐渐演变为中国佛学的主流。

（二）佛学传入后儒道佛开始交相辉映，展现了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活力

两汉之际，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性格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土最终选择性吸纳了大乘佛教，并自此成为我国佛学思想的主流派别。包容性的中国文化能够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相互吸收相互交融，无论是儒道、儒墨、道墨[15][16]，亦或是儒佛、道佛都是最好的例证。

佛教与道教的交融始于它传入中国之时。朱熹曾说：“佛教学说虽‘层见叠出、宏远微妙，然推其所自，实本《老子》高虚玄妙之旨。”[17]1206此外，佛学不但在传入中土前期受到老庄学说的影响，佛教中国化后产生的禅宗亦受老庄哲学影响较深。无论是“无情有性”的思想与庄子“物我齐一”思想的高度契合，还是“万类之中，个个是佛”与庄子的“道无处不在”，佛道思想的会通都体现得尤为明显。至于唐朝，肃、代、德三代之佛教密宗更是将许多道教特有的东西搬入佛学体系，例如手印、咒语、修炼成仙之道等，思想主流上亦有“即身成佛”与“即身成仙”的高度相似。[18]88

有别于佛教入中土以来对于道教思想的吸收态度，由于儒学思想长期处于主流思想地位，因此，当佛教传入时，多选择迎合吸收儒学思想进而转化为国人较容易接受的体系，当汉传佛教活跃于中国本土之际，彼时上层社会的儒学思想与底层民众的道教思想交相辉映，而儒学强调积极入世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汉黄老道教的经典著作《太平经》又着重宣扬了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等思想，以“太平世道”的积极入世态度为目标。此时期儒道思想中的精髓恰與大乘佛教中“利他、利众生、渡人”的核心观点相接续，也即不难解释先人为何选择了大乘佛学而非小乘。这就形成中国自汉传佛教以来便以大乘佛教为主流的格局，而大乘佛教中强调的众生平等、慈航普度、自觉觉他、度化众生等核心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特征中的消除两极分化追求平等恰相呼应，与儒、道两大思想派别共同为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型提供了思想支撑，并在文化层面上再一次展现了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的强大活力。

五、农民起义：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屡败屡战的阶级运动

自秦以来，历史的诸多时期不乏文人对于“乌托邦式”社会的想象和论述。如西汉陆贾在《新语》中提出的“至德”社会；东汉道家著作《太平经》中谈及的“万年太平”的理想社会；东晋陶渊明对于桃花源中理想社会的想象：“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隋唐时期佛家怀海的《敕修百丈清规》中提及的“百丈清规”；五代谭峭《化书》中的“大和社会”、王禹偁《录海人书》对海人国的构想；北宋儒学家张载提出的“井田设计”与“民胞物与”、南宋康与之《昨梦录》中所指的“西京隐乡”；明清亦有黄宗羲、唐甄等人所提出的对社会蓝图的构想。[19]286尽管中国历代均有不少思想家对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提出了构想，但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对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更大贡献在于其实践价值，此时期的中国在王朝循环往复的更迭周期中所发生的数以百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运动，作为内生力量推动了朴素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一）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反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寻求阶级解放，实现阶级平等

自秦朝始，无论是大泽乡起义的陈胜吴广，秦末农民战争中著名的项羽刘邦，两汉的绿林、黄巾农民起义，还是隋唐的窦建德、黄巢、王仙芝，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末朱元璋、陈友谅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白莲教等等，纵观两千余年，农民战争不绝如缕。据相关统计资料，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发生的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且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农民起义，有四百余次。

中国古代阶级暴动的原因在于生存问题、阶级矛盾，矛盾的关键在于官僚阶级、地主阶级、小农阶级三大核心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农民革命运动是三大阶级异化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在中國古代农战史问题的研究上，近年来学界研究此领域的几位知名学者，大都将土地问题、赋役问题作为研究农民战争专题问题的两大基本线索，且至今业已取得不少成果。④因此，若要深入探析农民起义运动与中国本土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除了以阶级关系作为切入点外，也还须从土地和赋税两大视角着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经济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支撑，而封建王朝的生产方式立足于社会简单再生产。社会简单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在于大量小农的存在，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同时又必须束缚在土地上，以充分实现农民生产者与土地生产资料的稳定结合，这是封建社会简单再生产规律的必然要求。[20]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结构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封闭性特点造成了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属性，其所赖以生产的基础是大量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结合，当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发生转移时，原本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力便会成为封建统治下社会的最大不安定因素，从此处着眼，农民战争便是不安定因素的总和于某一不定时间点爆发的结果。

从对历朝历代税率的分析来看，总体呈现减税趋势。虽然古代王朝多进行所谓的“并税制改革”，在短期内降低了农民承担的赋税压力，但在长期的历史更迭中却必然会陷入“黄宗羲定律”⑥的困境。[21]这也是古代农民战争总体呈现范围更广泛、参与人数更多、对社会的影响更大的演变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至于清末作为农战史上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空前的巨大社会影响、广泛的涉及范围、众多的参与人数。太平天国运动是古代农民战争史上的一座高峰，并进行了与之前农民革命相比较更加“彻底”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早期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二）消灭剥削压迫、提倡平等均平一直是我国古代农民起义呼吁的主线

无论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所高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于阶级不平等的反抗、冲击；还是唐末王仙芝起义时高呼的“平均”口号，对动员农民群起而反抗唐朝末年黑暗统治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和积极意义；又或是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所用极富平均主义思想的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南宋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的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并行的观点“等贵贱，均贫富”；封建末期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的“一律平均。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 等，均体现出农业领域的平均主义思想。尽管古代不同时期的农民运动对于消灭阶级压迫、提倡平等均平思想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封建时代前期秦朝农民起义侧重反对人身奴役，争取生存权利的追求，中期唐宋时期对于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平等的追求，封建后期元明对于土地、人权的侧重[22]，但平等均平思想却在封建时期任何阶段都一以贯之。

我国自古以来便不乏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美好构想。但构想终归存在于思想层面，无法直接落地于现实社会，古代农民起义运动的另一重大意义就在于建构大同美好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的通道。

早年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萌芽于太平天国运动之中[23][24]。我们却不这样认为。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将古代农民战争所高喊的平等均平思想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尤其在于农业领域更是有着强烈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太平天国的施政大纲《天朝田亩制度》之中。而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对人人均等的社会理想蓝图进行了实践尝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想与实际的会通。《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及的“万出同耕，百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的食物均等、衣物均等、财产均等，这无不体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激进思想。在土地划分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全国田地分成九等，并按照人口的多寡进行分配，提出“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的土地划分方法。古代农民革命的目的无非在于争取生存权利、表达利益诉求并进而实现利益诉求，而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旧式农民战争的缩影，正反映了古代农民运动对于利益渴求的实践探索，并促进了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等美好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结合。

结语

最后，我们再次深入探究近代中国缘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或许便会有了些许新答案。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面对着制度、道路的十字路口，已无法再转过身走曾走过的被现实证明了失败的道路，而落后的封建制度又在推动彼时“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被迫向前。前方的资本主义列强阻挡在前，逼迫中华民族不得不尽快做出一项重大的历史抉择。历史为何会前进，社会为何会发展？恩格斯认为，社会的前进归根结底是由历史的合力推动的，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他强调了历史是无数单个人意志合力作用的结果，也保持了对每个人为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尊重。诚然，早年就曾有学者提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存在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因，1974年，英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和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在香港大学演讲时⑦就曾提出：“中国在传统文化中便存在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排斥资本主义的因素。”无论是早期便形成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给民族文化烙上的集体生活与群体主义的习惯，或是从古至今影响中华民族千年的儒道墨佛等思想，又如王莽改制与张鲁五斗米教的尝试，数以百计的大规模古代农民起义运动对社会结构、社会思想、社会文化、社会认同的冲击，都是这一整体因素的一个部分，并能够解释近代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其实无论是帝王将相也好，农民草根也罢，任何时代的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长期左右民族以及国家前进的方向与速率。最终能够决定一个共同体道路走向的，还是民族自主的选择、民族的文化基因乃至民族的整体气运。历史的合力非一人可改变，而在近代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大潮流大合力之中，单单论及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或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未免略显单薄或有脱离群众史观之嫌。其间存在的早在中国传统中便存在了数千年的古代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文化基因，是切切实实存在且不可或缺的。这些深藏于传统文化中的“星火”，遇到近代多因素的点燃，便瞬间燃起了社会主义的“燎原之势”。中国在近现代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这其中，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或隐或现，若隐若现，又无处不在。

注释：

① 对此，已有的解释是近代中国在选择其他道路上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不管是资产阶级改良方案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还远远不够。实际上，上述解释逻辑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隐藏的工具逻辑。别路不通，只有此路通。此种逻辑自然演进为把社会主义视作有力的武器，导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从而悄悄消解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腐蚀着社会主义信仰的价值理性基石。二是隐藏的结果逻辑。尽管我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很多时候又不自觉或者故意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能以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就证明了中國选择社会主义是正确和必然的。因为这样的话，社会主义一旦遭遇挫折或暂时的失败，就会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事实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我们尝试在本文加以阐述。

② 燕山大学刘邦凡教授在《浅谈墨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一文中认为，墨家的“兼爱互助”“交相互利”“以劳致富”观念以及注重科教、推崇“节用”等思想，对加强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培养，树立正确社会本位利益观、正确的科学教育观念等都具有启示作用；中央党校孙波在《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中认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吉林建筑大学宋颖在《人民论坛》撰文《墨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论述了先秦时期墨家思想对于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图书资料室.中国农民起义参考书目（第一编），1980年。

④ 前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田昌五教授早年提出了中国农战阶段划分理论，并主张从土地问题、赋役问题、阶级问题来研究中国农民战争；苏州大学臧知非教授认为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严重才最终导致了古代农民起义运动的产生，而这一切又是由于制度设计的漏洞所导致的；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论及农民负担问题时，对于古代赋税制度有深入考察并总结出并税制改革中的“黄宗羲定律”；南昌大学历史系俞兆鹏教授认为，在古代封建租佃关系下，旧王朝的沉重赋税与残酷徭役剥削是引起农民战争的主要原因。

⑤ 数据来源：蔡昌.中国税史[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⑥ 黄宗羲定律：虽然古代的税费改革多为降税制改革，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实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反而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水平的规律，由明末清初思想界黄宗羲总结得出。

⑦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 Kong），12：1/2（1974）。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2]白奚.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J].哲学动态，2006（5）.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宋颖.墨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J].人民论坛，2014（29）.

[5]刘清平.论墨家兼爱观的正当内涵及其现代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6]邓智旺.从汉代儒学社会化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

[7]孟祥才.“新”王朝的“新政”——漫说王莽改制[J].文史知识，1985（11）.

[8]夏增民.王莽与儒学[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