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193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求是杂志社编审。曾于1967年1月9日至1968年1月9日担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后被江青诬陷为“坐探”，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七年半，并在湖南西洞庭农场劳改近五年，1979年平反，1980年重回红旗杂志社（1988年改名求是杂志社）工作。

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我正好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有人问我：“后来怎么失宠了？”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被“宠”过。

女演员的一封信

1967年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为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看完的。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這个女演员写信来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可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送去。我是这样写的：“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这人是不是与您有什么关系——当然，这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灭顶之灾由此就降到我头上。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

在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尽管江青严厉地斥责，但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杨银禄又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我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没趣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

从此，汪东兴再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沦为“阶下囚”的日子

1968年1月9日，我沦为“阶下囚”，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时也是1月9日。

在警卫连开始几天，虽被看管，但并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开始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

大概是我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谢富治来了。陈伯达问：“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把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并称“坏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会坐牢，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来找我？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好。这时谢富治对我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只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实交代问题，我连连点头说：“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照他的口授，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XX……”

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我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监狱是残酷的。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能写书；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也能写书，如方志敏就写了《可爱的中国》。而我被关起来，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

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1、2、3、4、5……我后来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也许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这顺口溜我做了很多，我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都编成了顺口溜。

关于《矛盾论》的顺口溜有一万多字，可现在不记得了；关于《实践论》的有两千多字，因为出监狱后追记下来，现在还保存着，如开头几句：“人的思想哪里来？马列主义有言申，不是天公凭空造，亦非脑中自相蕴……”如果当时把这些顺口溜都记录下来，也许还有点意思呢。

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我最渴望的是提审，因为提审可以与人对话。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对我连念了两遍。当时，我特别高兴，也不管到遥远而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因为我终于可以跨出牢笼了。

在农场生活近五年后，我的案子方才被转到中组部，中组部又把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将我调回红旗杂志社。

（责任编辑：北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