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楚

周恩来曾经说过，统战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廣交朋友。“朋友遍天下，知音满国中”正是周恩来一生广交朋友的真实写照。李先念说：“善于团结人是周恩来的突出长处。他确实能够做到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他的这个特点。在党内早被承认，在党外更为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管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知音、党外人士的挚友，还是人民心中的贴心人，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始终以人民为友，在与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等的交往中，始终奉行一个“诚”字，以诚待人，用真心实意去感召人、影响人。这些朋友跟他也是无话不说，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周恩来一生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并坚持一条原则：“对党外人士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

黄炎培（1878—1965）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组建新政府时，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应当请黄炎培“出山”。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来到黄炎培的寓所，恳请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立志“不为仕，不做官”，曾先后几次拒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委以的高官，因此对于新政府的邀请，他开始有些犹豫，说：“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听了他的话，周恩来笑着说：“黄任公不老。”

周恩来又细心地解释：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出来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较为完整地体现在里面了，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违背“为人民”的宗旨……

周恩来与黄炎培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拜访。精诚所至，黄炎培欣然同意出任新政府职务。

黄炎培的四子黄大能曾经不解地问父亲：“怎么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正色回答：“我以往坚决拒绝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啊！”

1950年，荣毅仁（1911—2005）和其他首次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特邀人士一起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寓所吃饭，正好坐在第二桌——周恩来那一桌。周恩来见到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噢，少壮派！”

“文革”十年浩劫，被视为“老牌资产阶级”的荣毅仁自然逃不脱厄运。那时荣毅仁既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又是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1966年夏，社会上的红卫兵先后来到荣家“造反”。他们在荣家安营扎寨，又批又斗。在紧要关头，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指示纺织工业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荣氏夫妇。纺织工业部马上研究对策，由当时的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连夜派出部里的红卫兵赶至荣家，他们对外来的红卫兵说：“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你们不要管了，都退出荣家，由我们来处理。”就这样，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巧妙地把荣氏夫妇保护了起来。

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说：“纺织工业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荣毅仁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裕如，功勋卓著。他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周恩来与古耕虞的深情厚谊更是奏响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统战之歌。

出生于重庆山货业世家的古耕虞（1905—2000，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1岁即继承父业经营“古青记”山货字号，当上了少掌柜，仅两年时间就“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8年便垄断了四川猪鬃（是中国传统的出口物资，出口量占世界第一位）出口业。抗战期间，其猪鬃出口量曾高达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被誉为“猪鬃大王”。

古耕虞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工商业家聚会、商谈。此时的古耕虞是猪鬃出口商，又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在《新华日报》编辑许涤新的引荐下，古耕虞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这一面让古耕虞对周恩来有了特别的认识。此后，两人又有多次交往。

1949年10月4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家中接见了古耕虞。

一番叙旧之后，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

周恩来接着诚恳地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的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让古耕虞深切地感受到周恩来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心里一阵热潮涌动，当即表示，决不辜负总理的信任，接受这个任务。同时表示要把自己一手创办的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

周恩来听了，缓缓地说：“这件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分，吃过晚饭，周恩来请乔冠华通知古耕虞留下，还要同他谈话。等到别的客人全都离开，已经是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恩来又一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

古耕虞内心有些顾虑，一个资本家怎么能领导同业的共产党人？就算自己可以做主，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长会议才能定下来。

他诚恳地向周恩来表示：“我是愿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我经营的不仅是猪鬃，还有土畜产，品种多、销路广，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来。”

周恩来点点头：“好的，总之，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

古耕虞当即回答：“我一定努力办好：但请总理答应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你汇报后再定。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总理先转告叶季壮部长。”当古耕虞向总理告辞时，已是第二天清晨4点了。在周恩来反复劝说和真诚感召下，古耕虞接受了新政府委之的使命。

古耕虞事后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死之前不完成任务，怎么对得起总理”

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一生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知人善任，广交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又肝胆相照的知识分子朋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着手组建政务院。他与毛泽东等人商议后，很快将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齐，可是地质部部长一职却暂时空缺。周恩来在等待一个合适人选从海外归来。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971，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長、学部委员，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协主席）。

1948年，李四光作为中国地质学会代表，应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之后，他就旅居国外。

1949年4月初，周恩来让赴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给李四光写一封信，请李四光尽可能早日回国。其实，周恩来与李四光并不陌生，他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相识。李四光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因此，李四光接到这封信后，便着手回国的准备。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周恩来提名李四光为政法办委员，并提名李四光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0月，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共和国的召唤，使李四光回国的心情更加迫切。

1950年6月，李四光和夫人历尽艰辛终于回来了，他们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前往看望。他握着李四光的手连声说：“李老，欢迎，欢迎啊！祖国需要你。”李四光也很激动，他仔细端详着周恩来说：“总理，你好啊。看来你精神很好，比在重庆时也胖了。”

这次见面，周恩来谈得最多的是共和国当前的迫切需要。他希望李四光在科学院协助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并征询了李四光关于如何组织地质工作机构的意见。他们的谈话进行了近3个小时。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给予李四光巨大的力量，他决心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科学加倍地努力。

1952年，李四光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他先后主持组建了地质力学研究室、地质力学研究所，为开展地质力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他曾兴奋地说：“我已不再是单干户了，我的伙伴逐渐增加了。”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终于发展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然石油资源探明的储量远远落后于工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为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征询他对石油资源的看法。李四光指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是很丰富的。后来，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相继发现，证实了李四光的科学论断。

1965年2月，李四光在北京医院体检时，发现左下腹有一搏动性肿块，确定为左髂骨总动脉瘤。周恩来得悉后，立即指示要减少李四光的工作、会议和外事活动，还特意请邓颖超几次去看望他，劝其安心治病。李四光把周恩来的关心视为党的关心。他对人说：“党这样关心我，只要我活着，有一口气，就要把一切献给党。”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天周恩来召开紧急救灾会议，李四光也参加了。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及其他单位汇报时，周恩来几次问及地震预报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国际上还没有解决。李四光则认为，国际上没有解决，不一定我们就不能解决。

1969年，渤海地震后，成立了中央地震领导小组，周恩来亲自委派李四光任组长。但此时李四光的病情加重了。病危期间他流着眼泪对夫人说：“地震预报研究工作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死之前完不成这个任务，怎么对得起总理啊！我真想多活几年。”

就是在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对守候在床边的女儿说：“我已经82岁，死也不算早，就是有件事放心不下，这就是周总理交给我的地震预报工作还没有过关。”

1971年4月29日，由于动脉瘤破裂，李四光休克。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医务人员实施最后的抢救，但终未奏效。

5月2日，周恩来冒着霏霏细雨，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李四光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得知没有为李四光准备悼词时，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站在麦克风前，对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早上我收到李四光女儿的一封信，刚才和一些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就用这封信作为悼词。他从口袋里拿出信，十分沉痛地念了起来。这封信记述了李四光逝世前一天的遗言，记述了近几年他经常思考的地震预报、地热利用以及海洋地质等方面的问题。

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来到李四光家表示慰问，并再次转达了周恩来一定要把李四光遗著整理出来的意见。后来，李四光的遗著《地质力学概论》等被陆续整理出版。

周恩来对华罗庚的爱护和重用同样如此。

“文革”期间，周恩来一句“像华罗庚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保护”，不仅保证了华罗庚的安全，而且为他提供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让他避免了去“五七”干校或迁居外地，而是继续留在北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周恩来的关怀和精心安排，像一股暖流，温润了华罗庚的心，让华罗庚铭记了一辈子。

正是由于周恩来尊重、理解、支持知识分子的意见和事业，全心全力地珍惜爱护知识分子创造的成果，从而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欢迎和爱戴，知识分子也把他看成是恩人、知己、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批知识分子排除各种阻力，留在了大陆，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新中国的建设竭诚效力。

“不能为这件小事而使于先生心中不安”

周恩来善于“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还表现在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交往上。

于右任（1879—1964），字伯循，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在国民党内是一位爱国的富有正义感的老人。1949年，他被胁迫去了台湾。于右任和周恩来早有交往。周恩来曾评价他说：“于右任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对于这样一位国民党内的中派人物，周恩来时时加以关怀和团结，这从他为于右任夫人祝寿一事上就充分体现出来。

于右任虽然去了台湾，但其情深爱笃的夫人高仲琳却没有一同前去，而是住在西安。于右任经常通过香港的朋友吴季玉与夫人传递音讯。于右任在台湾，一直很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曾写了很多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抒怀诗，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望故乡》：“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1年是于老夫人80寿辰。但大陆阳台湾长期隔绝，于右任是不可能回大陆的，他对香港的吴季玉表露了自己的心声：“今年是我老伴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这件事很快被周恩来得悉。周恩来迅即找到于右任的女婿屈武（1898—1992，曾任第六届民革中央主席），让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80大寿。屈武向周恩来反映，以实际日期计算，于老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按陕西的风俗是可以补寿的。

周恩来当即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于夫人补寿。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而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他还要求屈武把儿子、儿媳以及于右任在上海的外甥一道带去西安。

祝寿活动是由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屈武补办的。周恩来事先对祝寿活动还作了具体的指示。宴会办得轻松欢快。参加宴会者除了屈武及其家人外，于右任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他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韩望尘等20余人都参加了。于老夫人非常高兴，并再三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感谢。

事后，屈武决定写信把这件事转告于右任。但当时海峡两岸情势紧张，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实行所谓“戡乱救国”，对通共者“严惩不贷”。所以很犯难的就是，既要让于右任知道周恩来对于老夫人高仲琳的关怀，又不能明码写上周恩来，以免让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给于右任带来麻烦。想来想去，还是于右任在大陆的老朋友邵力子（1882—1967）帮助出了个主意。邵力子建议在信中把周恩来改称“濂溪先生”。

“濂溪先生”是北宋理学名儒周敦颐的别号。邵力子当年在重庆和于右任谈到周恩来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所以邵力子认为，只要说是“濂溪先生”，于右任就会明白指的是周恩来，而别人是不会明白的。一个巧妙的借指解决了大难题。

当信和祝寿照片辗转交给于右任的时候，于右任高兴至极，真可谓喜出望外，周恩来给予的关怀使他感动。在给屈武的回信中，他对总理的称呼也用的是“濂溪先生”。他要求向周恩来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意。周恩来听完以后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1961年，正是中国经济三年困难的最后一年，周恩来工作之忙，可想而知。但他在百忙之中，还关注为于老夫人祝寿，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像于右任那样热爱祖国的人的态度，也是周恩来本人博大胸怀的自然流露，是细致入微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型范例。“为了能听懂周总理的话，我要好好学习汉语”

邓颖超曾对藏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说：“总理时常提起你们这些人，他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

“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是周恩来的遗愿。没有能够去西藏看一看，是周恩来生前的一件憾事。

1975年9月，西藏人民迎来了藏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喜庆日子，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拉萨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夕，团长华国锋来到医院看望周恩来。

那天，已经是晚上12点钟了。身体虚弱的周恩来还没有休息。他在病榻上对西藏工作作了最后一次指示，表达了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他请代表团的同志们把电影《海霞》《养蜂促农》带去给西藏的同志看，并嘱咐不要说是他送的。他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西藏在这个问题上是注意了的，也是有成绩的，但不能满足。接着，他指出：“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

周恩来虽然没有去西藏看一看，但是，他对西藏的关怀却深深印在藏族同胞的心中。对十世班禅的关怀与爱护，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对西藏的深情。

1951年4月27日，13岁的十世班禅率领其属下的办事机构堪布会议厅的40余名僧俗官员到达北京，和中央政府共商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

当晚，周恩来设宴为小班禅接风洗尘。

身着橘黄色绸缎藏袍的小“活佛”一脸聪慧与灵秀，在共和国总理的面前，他显得有些拘谨。周恩来给予了他最高的礼遇。十世班禅十分感动，向周恩来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表达内心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十世班禅坐在周恩来身边，逐渐消除了紧张的情绪，他们开始亲切地交谈。周恩来仔细询问了西藏的情况、内部的团结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还代表党中央表示了对十世班禅的热情欢迎，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

会谈结束后，大家起身步入宴会厅。在入口处，周恩来停步，右手微微弯曲，同时伸出左手，示意请十世班禅先行。十世班禅见状，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周恩来先走。在相互谦让的情况下，周恩来改变了主意，他挽起十世班禅的右臂并肩走进大厅。席间，总理不断地给十世班禅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上，十世班禅很少说话，他不时转动着那双聪慧的大眼，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周恩来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和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都给少年班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对别人说：为了能直接听懂周总理的讲话，我要好好学习汉语。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十世班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1年3月，周恩來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城与傣族、布依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共度傣族新年——泼水节。泼水节期间，周恩来曾三次穿起傣族服装与群众一起欢度节日。望着傣家装束的人民总理，各族群众热泪盈眶，连呼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好。泼水时，周恩来到达景洪街头。开始群众都用柏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礼节性地洒在总理身上。当周恩来看见有些群众用大盆泼水时，也拿起一个大盆泼起来，各族群众一下消除了拘束，纷纷用大盆向自己的总理泼来。

依照傣族习俗，泼水节时，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示彼此越亲近、越尊重。警卫人员要用伞给周恩来遮挡，周恩来让他把伞收起来，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他对当地干部说：“傣族群众的每滴水都是热乎乎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许多人回忆起这一天都激动万分：“周总理泼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们身上，甜在我们心里！”

穿一身民族服装，跳一段民族舞蹈，泼出一盆盆象征友谊的清水，映出一张张笑脸，这些热烈感人的画面，一下子拉近了周恩来同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距离，这种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他在信中写些恭维的话。我就不见了”

周恩来是人民的总理，他务实的统战作风还体现在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做人民的贴心人，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且不喜欢以“总理”身份受到特殊对待。

一次，在全国政协礼堂的电梯前，一群人在等电梯。电梯门开了，最前面的一个人刚把前脚迈进去，就听见电梯的服务员轻轻地说：“您稍微等一会儿，总理来了。”回头一看，周恩来正从几步之外走来。这人立即把脚抽回来。周恩来走到电梯门口，问电梯服务员：“为什么让别人退出来？”退出来的那个人赶紧为服务员开脱：“她没说，是我看见您来了，想请您先上。”周恩来说：“不可能，人的眼睛不可能长在脑后嘛，怎么能看到背后？”他又转向服务员说：“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当总理，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能让别人为我让路？”周恩来身后的邓颖超上前轻声说：“你们知道吗？他的大名叫周恩来，小名才叫总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在于，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不能让他走到哪里就叫哪里的老百姓让开！”鉴于此，周恩来不愿坐电梯了，准备爬楼梯。最后还是大家提出了一项“折衷”的建议，大家一起乘坐，周恩来这才同意了。

1974年5月，美籍华人黄春谷夫妇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那时周恩来还有个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

当时周恩来病情很重。5月6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来访，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访，5月17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来访，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工作人员认为病中的周恩来不会见黄春谷夫妇。可是，出人意料，周恩来告诉罗青长，20日晚上7时在北京饭店宴请黄春谷夫妇。并让罗青长、熊向晖参加。20日晚上6时40分，周恩来到了北京饭店。他对罗青长、熊向晖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中叫我‘总理，写些恭维的话，我就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周恩来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样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这次会见中，周恩来从黄春谷手中接过了57年前的5张照片。那是南开学校学生演的《一元钱》《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的5张剧照。周恩来从这些剧照中看到了自己17岁时扮演女主角的形象，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赵丹同志，你怎么能和总理抬杠子呢？”

周恩来的统战艺术还体现在与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上，他十分尊重艺术家，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时期更是如此，被称为文艺界人士的知心人。

1962年，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个撑着油纸雨伞的人敲响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家门。盖叫天应声开门，一看是周恩来，急忙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周恩来手中的雨伞，说：“总理啊！您冒雨前来看我，这可担当不起啊！哪朝哪代，有宰相登门拜访一个玩把式的？”周恩来把手一摇，笑着说：“唉！哪个朝代人民不爱‘国宝呢？今天晚上你还要为外宾演出哩！”盖叫天说：“我正忙着练功准备！”周恩来说：“你呀，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呵！”周恩来与盖叫天亲切地攀谈了一个多小时。晚上，周恩来陪同外宾观看了盖叫天的演出之后，又一次到后台看望他。盖叫天正光着脊梁，赤裸着上身在洗脸卸装。旁人要招呼盖叫天，周恩来一面摇手阻止，一面拉过凳子坐下，面带微笑地看着他卸装。盖叫天正对着镜子埋头揩擦油彩，抬头猛见镜中映出周恩来的笑容，回转身来，又惊又喜地说：“啊，总理，您是宰相，要在过去，我这样赤身裸体，就会犯大不敬之罪的啊！”周恩来脱下身上的夹大衣披在盖叫天身上说：“那是过去呵，今天，你是‘国宝，我是人民的服务员啊！”

周恩来不但在政治上关心、工作上鼓励艺术家，在生活上更是体贴爱护艺术家。

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曾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文艺界人士开会。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西花厅院子里海棠争艳，满院飘香，与会人员一边赏花一边信步来到西花厅的会客厅。周恩来等与会人员到齐了，放下手中工作，走出办公室与大家打招呼。他那睿智的目光一下落在老舍身上：“老舍先生，现在都什么季节了，你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老舍一见来参加会议的人都已换上了春装，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总理，我那老北京的四合院至今还是方砖地，因此室内湿气很大，我又喜欢夜间写作，长期受湿寒影响，腰部已经出了点毛病，我穿羊皮筒子是为了护腰。”总理一听没再说什么就开会了。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给北京市委打电话，要求他们派人到老舍家去看一看，给他的卧室和书房铺上木地板，让他有一个舒适的写作环境。北京市的同志很快给西花厅回了电话：老舍的家是旧式的老北京房子，如果挖开室内地面铺地板，对房屋安全有一定影响，除非给他另调房子。周恩来知道后又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请他们派专业人员到老舍家，希望能找出一个既不影响房屋安全又能解决屋内湿气问题的办法。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两名专业人士来到老舍家。经与老舍商量，采取了不挖地面，就在方砖上面铺一层厚厚的木板的办法.可以挡住地下的湿气上升，从而改善了老舍的写作环境。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在艺术上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文艺战线上的每一个人，这让文艺界人士都很感动。

20世纪50年代，文学工作者高缨写了一本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后来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还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文艺创作大讨论。周恩來也抽空看了小说和电影。

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邀约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到颐和园游园。周恩来边走边说：“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虽然好看，但没有小说好……”“我不同意。”周恩来的话还没说完，赵丹就抢过话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一点也不生气，接着说：“小说在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方面比电影深刻得多。”赵丹当即反驳说：“电影充分展示出了优点，多角度的表现超过了小说。”

就这样，一边是一国总理，一边是知名演员，两人就这样杠上了。其他在场的人一听，马上批评赵丹说：“赵丹同志，你怎么能和总理抬杠子呢？”赵丹也自觉过分了，连忙对周恩来说：“总理，你给我一张免斗牌吧，我只是一名演员，别的我不懂。”周恩来连忙说：“不要紧。《达吉和她的父亲》到底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我周恩来只是一家之言，你赵丹也是一家之言，将来总会有人评判的。”

孟子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著名女作家冰心曾经说过：“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出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一位一心为国、公而无私的务实的统战专家，不仅在国际关系、国家大事等宏观上讲求统战艺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而且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等微观上也从不忽略统战意识和策略，心怀万民，大爱无疆。他虽然日理万机，但平易近人，尊重他人，乐于助人，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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