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振华 张盼盼

《老王》是苏教版必修三第三单元“底层的光芒”中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作者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从散文解读的角度来说，本文应该突出作者的写作情感意图，而不是突出来自底层的老王身上的光芒。这应是编者无意犯的错误，导致不少老师在教学本文时只注重解读老王的人物形象特点。实际上，如果解读者能关注文本语言使用者所隐藏的意图、社会背景、心理状态、言语行为和情感交流等的语用体验，就能避免这种误读，进而实现对文本最本原的解读。

诗人郑敏说：“每个汉字都像一张充满了感情向人们诉说着生活的脸。”这提醒我们，文本细读应该关注文本语言的具体运用，关注语言的生活体验问题。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也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来自它所代表的对象事物，而是来自这个词语与别的词语的差别，正是这种词语的差别才赋予对象事物以特殊意义。“因此从语言运用层面挖掘文本的深层意蕴，就要挖掘关于词语、句子的呈现方式所附生出来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由词典来界定而是由文本内上下文构成的特定语境和文本外的没被选中而有资格被选中的词语来界定的。”[1]在文本细读过程中，关注字、词、句、篇等之间的前后意义关联及所营造的语境给我们的认知和思想情感带来的语言体验，是文本解读之利刃。

一、相遇俱是“沦落人”

文化大革命年代无产阶级是专政阶级，但老王作为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一员并没有被纳入无产阶级集体的怀抱，而是“单干户”。老王为什么成为“单干户”呢？这既因为他自身“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人老了，没用了”，还因为无产阶级内部之间并没有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的集体温暖感。否则，老王怎能因为“脑袋慢”“人老了”就被动地成为“单干户”呢。在阶级中无人过问，老王在家庭生活上亦如此。虽“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这样以来，“单干户”的老王为了谋生，只能靠拉车生意生活。生意如何呢？杨绛这样写道：“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老王的生意自然清淡，生活自然艰难。杨绛把如此描述孤单无依，生活无靠的老王之困境，应意在指出老王在文革中也属于被遗弃、被漠视的一员，无人过问，无人关心，正是个“不幸者”。

然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杨绛在文革中是个幸运者吗？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描述自己在文革中不堪回首的遭遇，读来令人心惊胆寒。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可以对他们训话，发号使令，禁止他们吃肉、吃鱼、吃鸡蛋、喝牛奶等，只准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一个“极左大娘”命令杨绛们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鞭打谁;一个用杨柳枝鞭打杨绛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给杨绛剃去半边头发成了“阴阳头”;杨绛夫妇被打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戴高帽，挂木板，挨批斗，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被发配扫厕所，无产阶级群众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她。杨绛在《老王》中也隐约地写到了此番遭遇：“‘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绛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丈夫的一条腿走不得路的原因，却用“不知怎么的”来遮蔽，可以看出杨绛在“不知怎么的”几个字里含有着对“文革”批判之意。

老王和杨绛两个“不幸者”的相遇并不是機缘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时刻规定性。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写道，有次凭月票坐公交车被售票员认出来，售票员对她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公交车售票员居然不让杨绛坐公交车，害得她全靠两腿走了一年的路。同时，“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可以看出，蹬三轮的其他无产阶级者常欺负杨绛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杨绛自然不敢坐他们的三轮车，才选择坐最老实的老王的三轮车。由此来说，“不幸”使本不可能存在联系的二人居然走到一块，相互帮扶，情如朋友。“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写出杨绛和老王之间的轻松自然，不必互相保持着戒备之心，不必考虑阶级地位的不同。这自然值得杨绛多年后回忆、怀念老王这个人。

与高级知识分子杨绛朋友似的交往，应该说让老王体验到了自己人格的尊重和心理上的温暖。所以，老王给杨绛送的冰比前一任的大一倍，且价格相同，还车费减半，抱上三楼，放入冰箱;老王用心送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去医院看病，不要钱;老王在临终前送鸡蛋和香油给杨绛。当然，杨绛一家也常常照顾老王的生意，女儿钱瑗送鱼肝油给老王治眼疾，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他人应有的尊重和关爱。老王是孤独的，杨绛是孤傲的;二人虽同是不幸人，但又同是善良人。不幸是社会造成的不幸，善良却是二人本性的善良。不幸让二人必然相遇，善良让二人坦然相待，相互帮助，没有阶级敌人的冷漠。如果在文本解读中只关注老王的不幸，而忽视杨绛的不幸，无疑在解读此文语用体验方向上发生了偏差，必然导致解读本文时忽略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情感内涵。

二、相离皆因“阶级异”

毛泽东曾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无不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这就是说老王和杨绛在身份和阶级层面上的不同，注定了他们在情感上不可能产生家人般的亲近。杨绛虽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但仍有“生活费若干元”，可以说是个“有产者”，而老王则是个孤单的彻底的无产者。杨绛沦为无产阶级执政的对象，从被革命的阶级角度来看，她自然对自己的言行非常谨慎，怕被人找到把柄，遭人羞辱。有次，杨绛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问老王那里是不是他的家，老王只说“住那儿多年了”。老王的这种答非所问，虽然语用关联断了，但语用体验却十分强烈，写出老王不把所住的地方当成家，表达出他对家的渴望和生活的凄凉。最关键的是，杨绛对老王的答非所问并没有追问，不仅表明杨绛有着怕管他人闲事的心理，还表明杨绛对老王现状的清楚理解——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不幸者的悲凉。有读者认为，杨绛夫妇散步就能经过老王的住处，说明两家相距不远，但杨绛居然不清楚老王住在哪儿，对老王实在是冷漠，一点也不关心他的生活情况。这种指责无疑是强杨绛所难。

实际上，杨绛的不少做法都令人难解而又在情理之中，只有从文本语用体验上来分析才能读出文字后面的含意。老王死前送鸡蛋和香油给杨绛，表达出对杨绛一家的关怀和慰问，但杨绛的做法却是：“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杨绛为什么“害怕得糊涂了”呢？这是值得关注的语用体验。杨绛害怕什么呢？以前，老王也曾送冰到她家，甚至还把冰放进冰柜里，杨绛为什么不害怕呢？难道是因为老王那“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的样子让杨绛害怕吗？如果是这样，杨绛就不会见到老王“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时，吃惊地问：“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杨绛并不害怕老王病重的样子，那她究竟害怕什么呢？我们不妨探究一下杨绛描述老王用的词语“直”，来分析此词的语用体验。“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杨绛对老王观察细致入微，通过几个“直”字写出老王病入膏肓，死相已显。所以，不怕老王病重的杨绛则害怕老王会死在自己家里，才下意识地没有像往常那样请他到屋里坐坐！在文革年代，杨绛深知其中利害：一个无产阶级者死在一个资本主义权威家中，会给这个资本主义权威家庭带来致命的灾难，而百口莫辩。杨绛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用“直”这个词来描写老王，并不是为了描写的准确、生动、形象，这只是表象，因为描写的本质是“选择”。选择“直”字来描述老王，表现作者内心对老王病重至死的感觉，“直”字的话语形式和意义无疑与读者体验出的认知保持着一致性：老王是一个将亡之人。

阶级相异还表现在二人称呼上的不同。老王始终用第二人称“你”来称呼杨绛，流露出对杨绛的亲切感;而杨绛却一直用第三你称的“他”或“老王”来指谓老王，无不透露出杨绛与老王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实际上是杨绛内心深处隐藏的一种阶级戒备，是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人们固有的心理特质，是杨绛和老王都无法跨越过去的。杨绛清楚这一点，所以面对老王的关爱，她始终表现出冷静、理智，让老王始终对她感觉到望之则亲，即之则冷。

三、相念实是“愧怍”起

“艺术存在的目的，在于恢复对生活的感受;它的存在，在于使人感知事物，在于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在于让人感知这些事物而不在于让人知道这些事物。”[2]

文革结束多年后，杨绛为何单选老王这个底层小人物，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回忆他呢？有人说，这是多年后杨绛良心发现对不起老王才进行的忏悔。这种说法有矮人看戏之嫌。王开东曾说：“愧怍感的诞生绝非仅仅是亏欠感的重复，因为亏欠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应该越来越淡才对，不可能越来越深。经历了时光的淘洗、世相研磨之后的愧怍感，一定具有更深的内涵。”[3]这“内涵”是什么呢，值得我们借助文本语用体验功能来进行探究。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這段话在语用体验上充满着错综复杂的逻辑矛盾。首先，“我想他是知道的”，写出杨绛对老王理解自己“领受他的谢意”的自信。老王送鸡蛋和香油给杨绛，应该是杨绛向老王表示谢意，作者为什么写老王要向她表示谢意呢？这个矛盾写出杨绛自认为自己对老王是关心照顾的。如果杨绛认为对老王的关心照顾不多，她哪会有“领受他的谢意”的自信。其次，既然杨绛自认为对老王关心照顾有加，老王才在死前提着鸡蛋和香油向她表达谢意，那么杨绛为何又“总觉得心上不安”呢？对于这个矛盾，杨绛给出猜测：“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但接着杨绛都给否定了：“都不是。”那是什么呢？杨绛经过千折百回才给出回答：“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们可以看出，杨绛给出的这些解释话语在语用关联上不是直线关系，而是转折关系，但在话语意义与情感体验上却保持着认知的一致性“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拿钱去侮辱他”是从行为上对“不安”的猜测，而“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则是从心理上对“不安”的解释。这一连串的矛盾表述，写出杨绛欲言又止，欲止又言的复杂心理状态。

有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我们仅把历史当成历史，当成一件与我们今天毫不相干的陈旧故事来看，那么我们今天解读《老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杨绛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曾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说到支撑她熬过“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和痛苦的，是对文化的信仰。她相信“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不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这“人性”就是杨绛晚年认可的“灵性良心”，表现为对文革的反省和对老王这一普通善良人物的“愧怍”。虽然一个历史时期结束了，但此时期产生的文化理念不会随之散尽。如果今天的我们忘却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灰暗，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也永远不可能叙述出一段真正让我们接触到痛感的历史。这就是“杨绛借个人的‘愧怍来传达出对文革社会非人关系的思考，含蓄地道出混乱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灾难，意在提醒后人反思这段历史，警惕这段历史。所以杨绛对老王的愧怍不仅是个人的愧怍，更应是时代社会对老王的愧怍。”[4]

王元华老师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从有深刻思想的语言作品中，通过感受语言来接受思想、陶冶情操。”[5]这告诉我们进行文本解读时应抓住语言的语用体验这个利刃，披文以入理入情，沿波讨源，感悟作者所创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情感和创作意图，唯此方真正踏上文本解读的捷径，还文本真实的风貌。

参考文献：

[1]郭金庭.文学的奥妙在于“怎样表现”——以《祝福》为例谈文学作品的形式意蕴[J].中学语文教学.北京.2015.8.

[2]N·W·塞维.俄国形式主义.见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P4，李儒敏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3]王开东.老王只是杨绛的隐身衣.中学语文教学[J].北京.2015，8.

[4]柳振华.“愧怍”源于互视关系的不对称.中学语文[J].武汉.2017.5.

[5]王元华.语用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