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珍珍，郭彦彦

摘 要：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也要顺应时代背景，在发展中探寻新路径，处理好权、利之间的关系，用新的认识、新的眼光、迎接新的时代。

关键词：国企改革;新时代;政治要求

改革是前进的发动机，是发展的推进器。改革就是顺应时代、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展望未来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国企改革也同步进行了三次大的革新。深改背景下的国企改革也要紧跟时代脉搏，推陈出新

国企改革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新背景、新方向和新路径。国企改革新的方向就是从管资产→管资本，完成“国有企业”到“国资企业”的概念转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求发展，而国企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国企改革的新路径就是要“政、经”协同，从根本上处理好权、利之间的关系。

一、国企改革是新时代背景下的革新

改革开放40年风雨兼程，能有今天的成就，从根本上来说是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十九大以来，我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发展要求更加多元，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的国企改革应该完全融入到大的时代背景之中，同时又被赋予新的要求。

紧扣时代要求，首先要深刻地理解新时代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重要的论断标志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后，德国《明镜》周刊以汉语拼音“醒来”为封面标题，称“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已越过‘超级大国的门槛”。这一标题初看确实振奋人心，但我们仍要冷静对待。我们离“超级大国”还有一定距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转化，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仍没有变。冷静之下，我国近十年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又的确让国人欢欣鼓舞，并让世界看在眼里。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在这一历史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走过的路是艰难但正确的，那未来将去向何方？是畏首畏尾地亦步亦趋还是大刀阔斧地勇敢尝试？相信历史已经给未来做出了选择。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打仗不仅要顺势而为，更要造势而上。造势而上就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要求。新时代的国企改革要想向纵深发展，用利刃，下深刀，就是要“勇敢、科学”。“勇敢”就是要敢作为、有担当。一切以发展为中心，要敢于去创，去试。在制度机制上也培育一片容错环境，给勇敢者阳光和土壤。新时代的国企干部已经不是旧黄历里的稳坐钓鱼台了，不去作为，不担当，就要下台，就要被时代所淘汰。“科学”就是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顺应时代、实事求是、面向未来。勇敢的心也需要智慧的大脑。科学社会主义方法论就是最好的法宝。新时代下要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大环境，将小利放到大利中去思考，合理准确地把握住每次机遇，每次变革，站在时代的大格局下去思考身边的国企改革。

二、国企改革的新方向是从管资产到管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步骤：“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国家出资企业”，正是对国企称谓的变化，逐步勾勒出了国企改革的路线图。深改背景下，国企改革又向纵深迈进一步，即从管资产到管资本，完成国有企业到国资企业的概念转型。

管资产到管资本，变的是从资产到资本，不变的是依然“管”字当头。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这句话很好的诠释了“管资产到管资本”这一字之差的含义。完善的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而不是“国有资产体制”，多了“管理”二字，意味着国家针对国企将不再直接插手到企业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中。各行各业的企业，不同行业有自己的行业和市场规律。国有企业也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顺应市场规律，根据发展需求和自身特点形成自身的动态体制和运营机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推动”两个字是新加的，这句话的时代意义也正体现在“推动”两个字上。推动的主体是国家，推动的接收方就是国企。这就将国企的产权和经营剥离开来。国家虽然是国企的实际主体，但国有企业的企业本质属性又跟国家的政治属性形成冲突。经过了几十年的不断改革，现在是时候彻底理清自己在国有企业中的身份，打好抽身而不脱管的攻坚战。

管企业→管资产较好理解，就是经营和监管的分离，本质上也是政經分离。管资产到管资本不好理解，但确是深化的内涵所在。管资本是管资产向纵深进入，并且通过金融和互联网手段进行新时代的管理。管字当头，无论是管什么，国家对国有企业或者说国有资产的管控是不能撒手的。

管资产→管资本，这是十九大以来的新提法，一字之差，内涵又发生了变化。管资本首先是国企改革“管企业→管资产”这一思路的延伸，核心思想还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控的手不要伸的太长，依然是把握关键要素，把企业的经营交给市场。这次变化的不是客体，实质上不是被管对象的变化，不是简单理解的只管钱不管物、人;而是管理主体的变化。管理主体由单一的主管部门，变成统筹管控。国家层面也减轻压力，只要关注国有资产不流失即可。这一方向的变化也体现在了管理主体责任的变化上。国企的主管政府部门不需要再殚精竭虑地为企业把控生产，企业的生产、销售、产品流通等环节自然有相关监管部门负责监管。而国企主体的责任则要加大，不仅要生产经营的好，还要进行自我管理，更要求发展，在资本市场上试水，求胜。国有企业恢复企业属性，立足产业，创新投资，进行资本运营，最终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国企的优越性和价值。

三、国企改革本质上是处理好“权、利”关系

改革的目的是求发展，改革的实质是对发展中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国企有其身份的双重性，因此经济领域的国企改革不能脱离政治要求。国企改革的本质便是处理好“权、利”关系。

行政体制改革一直受到关注，并且不断在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其实国企改革是和行政体制改革同步的，只是国企与普通民众还有些距离，因此收到的关注较少，这也造成了国企改革的力度和进程滞后，与社会脱节，缺少主观能动性等。政府改革一直在提“放、管、服”，落脚点是在服务上，而国企虽然是企业主体，但也有政治层级（主要体现在国企的主要领导身份上）。国企有层级后易与地方政府产生利益的博弈。国企信息不透明，收到的政府监管因政府的逐渐放权而减弱，此消彼长，国企难免都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有的国企成了领导晋升的上马石，有的国企成了圈养闲人的鱼池，有的国企成了自己行业的国王（例如中国烟草。中国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都是一套班子挂两个牌子）。这些因此都从主观上削弱了国企寻求改革的意愿。

国企改革的内因驱动不够，只能依靠外因倒逼。社会主义在利益分配上不依靠税收，而是依托国有企业的经营，免除一切可能的苛捐杂税和费用，提供一切免费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的盈利，准确讲应该是国有企业带来的税收。有些国企为国家贡献的不是税收，他们要担负基础建设的任务，大部分营收都再次投入社会的建设中去。从国家层面看，不一定要求国企都是纯盈利状态。国有企业还有一项基本任务就是保障广大国企职工、工人的劳动权利，并不断给员工增加福利待遇。从这三个政治使命和国家利益角度看，国有企业也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变革，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才能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愿景。

国企改革还受到地区环境的影响。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是首都的门户和咽喉。天津的很多国企政治使命强，相对于创新更看中的是保稳定。而在改革的最前沿深圳，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深圳也有国企，但是你又感受不到国企。深圳是发展当头，国企也是企业，不发展就会被淘汰。深圳的出租车实现了全电动化，这就为充电桩的部署带来了挑战。部署充电桩的国企南方电网，必须要积极地进行基础建设和加大投资，来适应城市出租车高峰充电的需求，从而保证整个城市的基本运转。南北方两个很有代表性的城市，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改革发展中对“权、利”的不同态度。

国企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重要一环。新时代下的国企改革依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使命，为满足时代要求和人民需求去探索新的方向。作为市场的独立企业主体，国企更要要从资源型向新智能型，从传统行业向新兴金融行业加速转型，逐步破除人海战术，让数据、信息、知识等成为新的重要生产要素。通过改革让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并且處理好“权、利”关系，分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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