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珑桦

摘 要：《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一部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海外书写，在《生活的艺术》这部作品中，林语堂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反映了林语堂对中国国民性的思想与态度，是现代文学中海外书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国民性

一、引言

林语堂是一生中多次在外旅居，1919年至1923年在国外求学，1936年旅居美国，在美国进行文学创作，在不同的时期因环境的改变，其创作风格也有所变化。在林语堂的自传中，他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两点概括了林语堂一生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在林语堂创作的中晚期，他进行了大量的海外书写，展现出了中国人另一个层面上的国民性特征。

二、国民性概念的界定

在国民性这个问题上，学界一直都未有统一的界定，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在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国民性有不同的阐释。在鲁迅先生笔下，国民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性被理解为民族劣根性，被用来专指“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包括了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效率观念;专制主义压迫下形成的不良作风，如讲亲亲、重亲属关系、家长作风等”，具有否定意义和贬义色彩。但“国民性”一词起初并不专指民族劣根性。梁启超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中提到：“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征而总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现在学界对国民性的定义未能完全统一，但通过对各类研究的归纳总结，最终无一例外地指向 “多数”、“心理”等关键词，并且将“国民性”作为中性词使用，因此对于“国民性”这一概念而言，正面的肯定与劣性的批判，都是包含在对“国民性”的研究中。

三、海外书写作品的选择

海外书写是指作家旅居海外期间从事创作。自晚清时期，中国兴起了出国留学的浪潮，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中国有一部分作家旅居海外，并在海外进行文学创作。

林语堂的写作以《吾国与吾民》为转折点，在这之前，林语堂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处于转型期的《吾国与吾民》反映了林语堂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从激烈的批判否定转向诙谐的调侃，关注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性中正面的部分，书写了其中值得肯定的部分。《吾国与吾民》虽在美国出版，但从作者创作的地理位置上而言，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海外书写。《吾国与吾民》于1934年7月在庐山脱稿，在创作到出版期间，林语堂均在国内。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举家赴美，1937年3月动笔创作《生活的艺术》，同年7月完成。《生活的艺术》对《吾国与吾民》的第九章进行内容细化与扩充，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海外书写。

四、国民性在《生活的艺术》的体现

《生活的艺术》作为对《吾国与吾民》的扩写，其中也大量展现出中国人的国民性，但比起《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中对国民性的书写更加平和。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的自序中写道：“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在这部作品中，林语堂转向了展现中国国民特征中值得肯定的一面，挖掘介绍中国人的共性与特征。

（一）中国人的属性公式

林语堂首先用一个公式对中国人进行概括：“现四 梦一 幽三 敏三 等于中国人”。林语堂用这个公式展现中国人的现实性。他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安于现状，追求结果和利益的最大化，可以摒弃与结果无关的东西。因为这种现实性，中国人没有特定的信仰，全身心投入某个宗教，中国人可以说着“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到寺庙内烧香拜佛。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能让他顺利达成心愿便可成为信仰。

（二）中国人的宴饮哲学

林语堂认为，吃作为中国人的一种學问，被深深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是中国人的一种酒桌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公事和私事都可以在宴席中解决，喜事和哀事总是要设宴招待。同时，酒是中国人宴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国人的饮食信仰。中国人以劝酒为乐，并发明了行酒令等助兴内容，为劝酒增加理由。因为中国人更愿意宴席中商洽问题，以及应接不暇的助兴节目，极大拉长了中国人的宴饮时间，“一个人坐到酒席上去，并不是专为了吃菜饮酒，而也须作乐”。

（三）中国人对悠闲生活的崇尚

中国人对悠闲生活的崇尚与消费是平民化的，“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中国人看透了人性和名利，产生一种高尚自负的心理。中国人对悠闲生活的崇尚经过了大量文学的熏陶，而对悠闲生活的热爱来源于两处：一是天性的喜爱，希望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淡泊人生;二是源于生活压力，在不如意的生活中寻找心理的慰藉，从悠闲的生活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悠闲的生活是东方的一种文明哲学，通过悠闲的生活方式找到人生中的生活美点，用全然悠闲的情绪享受慢下来的生活，用丰富的情感对物质生活进行填补。

（四）中国人的家意识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家庭意识，“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组织于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乃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家庭制度往往凌驾于个人理想之上。中国人的家庭意识中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有“祖先崇拜”和“优视老年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神灵无关，对神灵的崇拜是希望有所回报，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对祖先的崇拜只是中国人对先人的一种缅怀与尊敬，尤其在人生大事上，中国人更愿意到先祖牌前诉说询问。这样的祖先崇拜要求中国人“百善孝为先”，孝顺是中国人及其重视的一种品质，重视、优待老年人，对五十岁之后的周年寿辰大作寿宴。另外，中国人的生活在方方面面被家庭影响，对于中国人而言，人首先是家庭中的一部分，然后才是独立的人，中国人不光为自己而活，更重要的是为家庭而活，“家庭意识或家庭荣誉的感觉，或许就是中国人生中唯一的团体精神或团体意识”。

（五）中国人的近情思想

林语堂认为，“近情精神实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近情包含的是一种人性化的思想，要求中国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中国人往往在陈列了客观事实后加上一句情理上的常识，将情理之外的事情称之为“不近人情”，即使这件事在公理上无可争议，仍会因缺乏人情而被讨论。而这种近情，被林语堂解释为“在互相冲突的冲动、感觉和欲望的永远变迁的海洋中企图保持一种合于理智的平衡”，在情感与公理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平衡情理之间的选择，不负公理，不负人情。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共同思想，要求自己是个近情的人，也要求社会是一个近情的社会。

五、总结

林语堂对中国“国民性”的书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在五四时期林语堂的观点与鲁迅等人相近，激励抨击国民性中的弱点，主张欧化国民以改造国民性。在30年代，林语堂慢慢转型为从文化层面对国民性进行探讨，其视角也从以西方为标准转向了自身文化的内视，提出了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首先要得到社会制度的保障，对比中西方的文化、制度等因素，将中西方的国民性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比较评价。可以看出，林语堂对“国民性”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从单一的国民劣根性批判走向在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国民性思考，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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