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东栋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东广州，51097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到毗邻的珠海、深圳、广州等地的市郊乡村颐养天年，一方面这里物价低廉、护理周到并且乡情浓郁；另一方面，这里有着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安逸舒缓的生活空间，蔬果采摘季节，还有一定量的农事体验。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养老的香港长者在10-15万之间，亦有新闻报道澳门长者随保姆迁居珠海农村养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持续发力，大湾区如何推动地区养老事业协同发展，如何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借助该地区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发挥农业农村的地缘、人文、社会和生态优势，使农业农村成为宜养、宜乐和宜为的载体，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养老之路，是大湾区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生态养老：农业何以可能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业不仅是国人安身立命的谋生之业，更是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民族禀赋传统的文化之业——农耕文明濡染下的国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他们更愿安居于本乡本土，执着于农业生产。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地域流动加剧，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进入城市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而蕴含在国人身上的乡土本色则微妙地延续着。当进入老龄社会，他们曾经守望的农业又能够在这些人养老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生态养老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生态养老”依托于农村之“乡”，植根于农业之“土”，仰赖于绿水青山，使国人的乡土情结在城乡融合和产业互动中老树发新芽，最终实现老年生活品质的提升和生命健康的延续。生态养老能够成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乃至老有所为的一个有效途径。就生态养老的核心而言，实质是挖掘深植于国人内心的乡土情结，借助农业的多功能性，尤其是农业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实现养老和农业的巧妙结合。

（一）农耕渊源孕育乡土情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生动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本色。开篇中，他阐述了国人对土地的依恋：在乡下，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这种谋生方式培育了民族对传统农耕的特殊情感——背井离乡的那些人依然有着对农耕文明的执著：“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1]传统乡土社会中，基本的生存发展权益——延续生命，是农耕赋予的。而除却依靠农业营生之外，农耕还在深刻地塑造着国人的观念：对家庭和社会的期寄亦蕴含其中。

传统农耕需要家庭内部协作，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不仅是淳朴的分工，更凝结了家庭成员之间厚重的亲情。白居易在《观刈麦》中写到：“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从侧面体现出家庭协作过程中流露的感人亲情。血缘亲情之外，地缘延伸出来编织着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农耕背后同样蕴含着地缘熟人关系的确立以及邻里的融洽。

而对于传统社会的士大夫而言，这种田园生活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脱离农业生产的古代士大夫阶层衣食无忧，且不必担心个人及家庭的生活给养。尽管如此，面对官场和尘世的纷扰，他们更向往农村优美的自然环境、惬意的农耕生产与和谐的社会关系。在田园生活中，士大夫寄情于山水的美感，感慨于大自然的魅力，折服于田园风光的秀丽。一方面，它远离喧嚣的人世，使人们能够忘却尘世的荣辱而享受自然的宁静。另一方面，它可游，可观，更可交流对话，成为人无言的伙伴[2]。

基于此，作为传统的谋生之本的农业，更系维着百姓的精神追求——对土地的依恋，对家庭的依赖，对安稳的渴望，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宁静坦然生活的追求都天然地凝结在农耕过程之中；安居乐业、亲亲友邻、天人合一等传统价值观念便是产生于这一土壤。

（二）农业多功能性

传统乡土社会中依靠农业生产经营衍生出农业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高度依赖于农业本身的经济价值，没有农业的经济价值，则其他价值无从谈起。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农业对于国人而言，其经济价值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同时，农业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则逐渐表现出平行于其原来的经济功能；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会超越其经济功能：农业生产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如“安”、“亲”、“绿”、“生”等色彩，内在地包含着“解甲归田”和“落叶归根”的文化意蕴，天然容易引起国人回归田园的初心——正是基于其本身的多功能性，农业得以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这不仅拓展了农业经营理念，而且改变了农业的经济属性，使农业也具备了融合产业的功能和特征[3]。

农业多功能性尤其是产业功能之外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功能的外溢，建立在经济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一方面，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环节的劳动强度，使农民的苦累程度相对减轻；以往需要青壮年劳动力精耕细作而逐渐演变为“老人农业”。欧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老人农业”问题，但并没有对农业生产造成任何风险，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从而形成了对优质劳动力的替代[4]。以日本为例，伴随着农业的高度现代化和社会化，日本农民平均年龄达到67岁，日本称之为“老爷爷老奶奶农业”，并保持了农产品可观的产量和可靠的品质，同时也印证了“老人农业”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大量农业从业人员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生；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匿名化的社会和冰冷的钢筋水泥催生出休闲农业，其实质则是农业多功能性，尤其是农业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彰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的基础上，农业的多功能性越来越能够被开发出来。以农业的多功能性为依托，以农耕渊源为文化支撑，推动农业和养老有效结合，因时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生态养老之路，不仅有利于农业创收，还为国人养老找到了新的途径。

二、生态养老：农业与养老的巧妙融合

2002年，联合国《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就特别强调了“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以及“确保有利的支助性环境”。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六章专门就宜居环境做出了政策性规定。其中，第六十条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国家采取措施，推进宜居环境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第六十四条则进一步明确了老年宜居社区建设的基本要求：国家推动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引导、支持老年宜居住宅的开发，推动和扶持老年人家庭无障碍设施的改造，为老年人创造无障碍居住环境。基于此，探索农业与养老融于一体，充分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这种模式既充分尊重了老人的主体性，丰富老人的闲暇生活，也重塑了老人的晚年尊严和社会地位，较好地实现了对居家养老的具体实践[5]。

（一）生态养老内涵

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关注国人养老问题开始增多；伴随着养老困局的不断凸显，一些学者试图借助城乡结合部地区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解决城市人口的养老问题，“旅游养老”、“度假养老”、“绿色养老”和“异地养老”等不同提法出现。这些提法不同于社区养老、养老院养老等模式关注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更多强调的是养老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对老龄人口养老发挥的重要作用。生态养老也是在这一时期被较多提及和关注的。生态养老聚焦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通过自然生态环境向人们提供洁净、清新、舒适、健康的活动场域，有益于缓解老年人的生活压力，陶冶性情，起到舒缓身心的作用；还可以调理老年人的身体，促进身体健康，达到养眼、养身和养心的目的。这种生态，虽然强调植根于自然界，但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绝非能承担起生态养老的可持续性；这里的生态，还需是在农业农村中的自然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中一方面拥有较为绿色安全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依托农业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能够建立起生态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保障生态养老的可持续性。

强调自然环境在养老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忽视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作用，谈论自然环境在养老中的重要作用是建立在具备相对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基础之上的。讨论生态养老，确需关注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但首先需解决的问题则是生态养老所需的社会支持网络。没有完备的养老社会支持网络，生态纵使再优美，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则微乎其微。

生态养老可以定义为以农村中的社会支持网络为基础，以农业中绿色安全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支撑，从农业农村中确定契合于老年人活动场域，构建起适合老年人身心需要的养老文化、社会和生态支持体系，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一种养老方式。

（二）依托多功能农业构建生态养老的立体化支持体系

多功能农业天然所具备的绿色安全的生态环境，是养老的可靠载体；而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则可以营造和谐舒缓的养老空间；适度规模的农业轻体力劳动则成为老有所为的有效途径；农业所依托的农村为养老提供的社会支持网络。

生态养老 多功能农业老有所养 农业生态功能创造绿色安全健康的环境；农业产业功能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老有所乐 农业文化功能营造和谐舒缓的养老空间；农业的亲子教育功能提升老年活动的趣味性老有所为 适度参与农业生产过程

生态养老并非老年人短时间内的农业旅游观光，而是让农业农村成为老年人口舒缓、安逸和绿色的生活空间。依托多功能农业构建生态养老的立体化支持体系，确保生态养老的可持续性。体系的建立应关注两个方面：

第一，科学的区位选择，营造生态感和社区感。生态养老的基础是具备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如医疗、交通、居住等涵盖老年生活方方面面；生态养老的核心支撑是绿色健康舒缓的自然环境，如青山、绿水、蓝天等涉及农业农村的生态和景观。这就意味着，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农村和喧嚣快节奏的现代都市难以成为生态养老的载体。位于城市和乡村交界地带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则具备成为生态养老载体的天然优势：一方面这里距离都市较近，能够较为便捷地享受现代都市的各类服务；另一方面这里还延续着一定量的农业生产并保留乡村文化底蕴；在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基础设施亦逐渐得到优化。与此同时，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保证了老年人和其在城市工作子女的必要联系。城乡结合部地区既具有了农业农村天然具备的生态感和社区感，又拥有相对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能够保障老年人取得必要的社会支持。

第二，通过农业多功能性保证生态养老的可持续性。首先，农业具备天然的景观功能和生态功能，农业生产本身同大自然浑然一体，为“老有所养”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农业景观的审美价值越来越表现出和它的实用价值几乎同等的地位。不同的山川地形、不同的种植作物能创造出了具有地方特性和地理个性的特定景观美感。其次，农业还具有生产功能能够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当前的老龄人口大都曾参与过农业生产全过程；现阶段，依赖完备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既减轻了传统农业的劳动强度，又在农业生产的亲身实践中避免了老年人“年老无为”的负面标签，推动老龄人口适度参与农业生产并非对老年人的压榨，而是老年人摆脱“孤独感”、“无用感”，实现老有所为乃至老有所乐的有效渠道。最后，农业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则满足了老年人“落叶归根”和回归田园的初心，回归到植根于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由于传统农耕文明和休闲娱乐思想以及民俗习惯的凝聚力和我国文化的延续性，使得蕴含于农业和农村中的民俗风情具有很强的文化展示性，老年人或参与、或观赏，为“老有所乐”开拓了空间。

三、因时因地系统推进大湾区生态养老发展

当前粤港澳地区存在区域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缓慢的矛盾，一方面区域内老龄人口迅速增加，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老龄化速度将达到高峰，港澳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预计将达到20%。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养老体验差，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地区内体制障碍仍未突破，条块分割、一城一策，尚未形成一体化格局。就带有生态色彩的养老模式看，旅游养老和异地养老已初见端倪，养老地产、老年公寓零星建设，但其可持续性仍待考察。而就生态养老来看，粤港澳地区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可供推广的可持续的成熟样板。随着各地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推动多功能农业与养老的巧妙结合，在粤港澳大湾区系统推进生态养老发展正当其时。

（一）推进大湾区乡村产业、文化和生态振兴，形成生态养老的有效载体

湾区建设的表征是城市群崛起，实质是城市多维联动爆发的集聚效应带来区域内人才、产业、科技等的持续迭代与革新。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城市群的产业支撑，而现代农业则是城市群的食物与生态保障。纵观世界各大湾区的发展历史，农业农村往往是首先迎来变化并随着产业发展逐步升级，实现了与城市群的高度耦合。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进程中，城市往往自然而然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而农业农村则不断被边缘化：农村成为留守人员的无奈选择，农业也成为农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产业。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发力，农业农村同城市群深度融入并协同发展，可获取新的生命力。生态养老或许是城乡融合和产业互动的一条有效途径。现阶段粤港澳地区多功能农业发展表现出强劲的活力，农业特色小镇、休闲农业项目等层出不穷，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但其所面对的群体往往是都市的中青年和儿童，而老年人与农业的互动一般是旅游养老和观光休闲养生，零散出现且碎片化不成系统，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其症结在于，农业产业体系薄弱、农业生产污染问题长期存在、农地制度的限制、资本的匮乏、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等，最终形成农业农村衰落的局面。

因此，生态养老的孕育及发展需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有效实施，使农业农村成为生态养老的有效载体。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效控制农业各类污染，保证老年人能够通过轻度体力劳动安全参与农业生产过程。推进乡村社会和文化振兴，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要注重农耕文化的灌注，提高其文化品位，进行亦农亦旅，农旅结合的复合型开发[6]，保障乡村软硬件的社会支持网络，营造既有社区感又有安全感的乡村。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健全农村垃圾处理制度，遏制农村各类排污，保护农村青山绿水，发展具有生态感的都市农业和美丽乡村。

（二）整合粤港澳城乡资源，强化区域协同

粤港澳地区文化同源、地缘人文类同，不存在明显的文化障碍；粤港澳地区具备雄厚的人才、技术和资本优势，具备发展生态养老的现实条件；粤港澳地区交通便捷，一小时生活圈加快推进，城市之间有机联系日益密切；粤港澳地区农业资源和农村文化资源丰富、农业新业态多元，环绕粤港澳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圈，这些都为生态养老孕育及发展奠定了基础。现阶段需要整合城乡各类资源，强化区域协同，建立生态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整合粤港澳区域城乡资源，在于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城市中的人才、技术和资本向农业农村流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弘扬优秀乡土文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乡村。老年人适度参与农业生产，需具备完善的农业产业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着力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强度，优化农业产业链——这一过程仅凭老龄人口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必要的资本、技术和人才支撑。与此同时，粤港澳“1+2”模式需强化区域协同，第一在于创建粤港澳跨境养老产业合作平台，加强三地政府间合作在体制机制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利用广东省现有的健康产业园区资源，凭借粤港澳城市群周边丰富的生态优势，对接港澳国际健康资本，推进建设若干生产养老示范区，引导医疗、健康产品等相关项目落户，打造老年医疗、养生等系统全面的生态养老服务示范区。第二在于支持港澳资本投资养老服务新业态经济。发挥三地产业与市场协同合作的优势，优先发展养老服务和照料护理的产品与服务，支持港澳资本投资开发老年住宅、老年公寓等生活设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推广老年生态养老品牌[7]。

（三）合理拓展农业功能，科学建设田园综合体

依托大体量老龄人口的支撑和传统乡土农耕文明的浸染，伴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坐拥丰富农业资源和生态景观资源的粤港澳地区必然随着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的全面实施，推动生态养老的需求侧持续发力。而科学合理地进行生态养老供给，则应成为当前生态养老发展的重点。

合理拓展农业功能，避免农业产业功能被削弱或异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生态养老的同时，还需保障农业的产业功能，即农业是大湾区发展的基础，绿色安全的农产品始终应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在发展生态养老过程中，老年人适度参与农业生产，更多的是发挥农业的文化和社会功能——这就应着力避免农业文化和社会功能的彰显消解甚至异化了农业的产业功能——不计成本、不计产出、不计效益，使农业生产演变为纯粹的“休闲”。故借助农业的多功能性推动生态养老发展，对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老年人难以完成的农事生产嵌入到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中。

“田”得以保障生态养老之自然景观和农耕体验，而“园”中的社会支持体系则是生态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能够成为生态养老的天然载体。在具体的实践中，各地不同程度地开始优化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计建设，使之成为宜农、宜游、宜教、宜乐、宜文、宜居、宜养、宜购的“田园综合体”。

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契机，摆脱农业农村持续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地位，推动城乡融合和产业互动，通过粤港澳大体量的人口支撑，借势城市群雄厚的科技、人才和资本优势，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健全农业生产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利用农业农村的优美生态和乡土文化，推动走出一条契合于粤港澳实际的生态养老之路，既有助于大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又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