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长期以来，我们把藏经洞的发现者、看管者，道士王圆箓，视为莫高窟文物流失的千古罪人，我们选择“帝国主义分子”盗取、破坏敦煌文物的行径作为谴责对象，但另一些同样破坏敦煌文物的行径，却被有意回避了。

道士王圆箓在发现藏经洞后的近十年间，曾数次长途奔波上报官府，以求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在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他甚至斗胆给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却如泥牛入海。与之相对应的，是本国官员对藏经洞文物私藏、分赃、行贿、变卖式的掠夺。

随后，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探险队接踵而来，藏经洞文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文物流失了，作为“不动产”的莫高窟也好不到哪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21年，白俄残部近500人，被押送安置在莫高窟中5个月，致使莫高窟惨遭蹂躏和破坏。1962年，文化部一行到莫高窟参观洞窟地，议论清代塑像丑陋，竟把它们砸毁清除。1966年“文革”初期，江青在北京大肆煽动各地红卫兵到敦煌造反，莫高窟的管理者、专家学者全部被揪出批斗关进牛棚，各地红卫兵与当地造反派齐向敦煌扑来，一大片明清古建筑被彻底捣毁。就在莫高窟生死存亡关头，周恩来立即签发国务院关于保护莫高窟的指令，才让莫高窟侥幸逃过一劫。而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流散在敦煌民间的莫高窟文物相当多，十年浩劫中，一捆捆经卷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