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

成都市金牛区的茶店子是教育家、作家兼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先生（1894—1988）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叶先生于民国时期对中学语文教学的调查研究和改革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当时正值全民族抗战时期，全国内迁学校很多，各地教学五花八门，深浅不一，存在严重的教学不规范、教材不统一，师资良莠不齐、学生作习随性的问题。如何进行改革，如何规范全国国文教学——是当时一批有责任心的教育家所思考的问题。

叶圣陶在茶店子为教学改革所做的工作

全民族抗战之初，叶圣陶一家由上海辗转来到四川乐山。叶先生其时受聘于内迁的武汉大学，并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主办《中学生》杂志。到了1940年夏，先生受四川省教育厅之邀，离开武大，只身一人先行来到成都。当时，因为他的两个孩子“二官”“三官”还在乐山念书，夫人胡墨林所带毕业班也尚未毕业，所以一家人未能随行，至来年寒假方举家搬迁。叶先生来蓉后，受聘任教育科学馆（负责全日制学校教育、指导）专委会委员、视察员，工作地点就在茶店子的四川教育科学馆内。从1939年起，日本侵略者开始轰炸成都，机关、学校纷纷迁往郊外或郊县，教育科学馆就迁到今天茶店子正街安荣大酒店的位置，成都县民众教育馆（负责民众扫盲和群众文艺工作）则迁到茶店子横街口、后来的金牛区文化馆所在位置。

叶先生到任后，除了馆内的一些工作外，更多的时间是到附近的一些学校演讲、授课和“视学”。他曾到成都私立大同中学（刘文辉任董事长，1956年该校改名为成都市二十中）听过课，这里的师生也有幸聆听过他的教诲。不久，他便发现国文教育中的种种不规范与陈规陋习，于是，决定作一次更深入的调查，有的放矢地为语文教学作一些变革建议，地点便选择在成都西北方的四个县——崇宁（古县，治所在今唐昌镇，1958年撤销）、彭县、灌县、郫县。对于这次旅行式调查，他在《成都近县视学日记》里是这样表述的：“那次旅行为的是调查中学的语文（当时叫‘国文）教学情况，当时我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任事，想对语文教学提一些改进意见。”

1940年11月21日，叶先生在既无向导、又无陪同或随从的情况下，只身一人从茶店子出发，开始了这次历时半个多月的调研之旅。这次调研，叶先生白天黑夜连轴转，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还跑了四县的十三所中学或男女生中学部。后来在记述这段历程时，叶先生饶有风趣：“这样别致的旅行，我一生中就只有那一次，因此，重读这半个多月的日记，竟像听别人说古似的，觉得颇有兴趣。”有人评价叶先生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办起事来刚强果断，认真负责。从他这半个月的“视学”、调查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出来。

白天，叶先生每到一处就自报家门寻上门去，不用客套，说明来意后就直接了当地沉入到课堂中去听老师讲课。他要由点到面尽快了解全川乃至全国的教育状况、教育学术水准。叶先生不仅上午对各年级有选择地听上两三节课，下午还会接着听;听课完毕，又索取各年级二三十本学生的作文去阅读。先生之认真，从他看学生作文就能感觉到。他一是要从作文中看出学生所学内容，掌握知识的程度，以及作文水平;二是要从中看出老师在批改作业时的纠错能力和评语水平。这次着实让叶先生发现了诸如“改笔殊草率，似是而非之语均得通过，且有佳评”“改笔极潦草，误字、不通句多未指出” “错字之未尽剔出，勉强语句未尽修正，与他校同”的不少问题。

叶先生既为知名作家、著名教育家，此行且代表省厅到基层调研，但在他身上却看不出一点官僚习气。所到之处他不需要迎来送往，工作到了饭点，他会自觉地辞出，一人来到街上找家面馆，随便两碗面条或抄手打发了事;若要往下一个点去，他会自己雇辆“鸡公车”， 即刻上路。然而，对老师或学校所求，他是有求必应。学校有时会请他为学生讲课或为全校演讲，在喉咙不适的情况下他也不会推迟，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所到之处，都会有他的“粉丝”，同学索要签名和题字，他都会尽量满足，直写到手发酸，在老师的干预下方得罢休;对老师、同仁和青年爱好者的探访、请教，他也从来不拒绝，哪怕谈到深夜，他也不会主动逐客，让到访者受益良多。这就是叶先生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另一面。

夜里，无论多晚，叶先生都有一个习惯，睡觉前必须把一天之事作个记录，把一天的工作做个梳理，小结于一边;若有书信來，必在当天回复。那时，小旅店为了节省，一般晚上都不提供电灯;若要工作就需客人自备蜡烛。遇到这种情况，叶先生也不与人计较，自觉在归途时携上一两支“僧帽牌”洋烛，来完成夜里所需做的事情。就这样，半月的调研结束时，叶先生的调查报告和建议意见也就出来了。叶先生在结束调查的头晚有篇日记是这样记述的：“烛光下续作昨文二百言，全篇完成。每夕写一点，借遣客中孤寂，居然了却一笔文债，亦一快事。即誊正之，后日到蓉即可交卷。”

在近代文坛上，叶圣陶和朱自清是从教师队伍中走出的两位著名作家。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也堪称文坛的一段佳话。在朱自清眼里，“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虽然他是朋友口中的‘老先生，但这种‘老 却亦师、亦兄、亦友;他始终是朱自清、延陵等人最可亲的朋友。”

叶圣陶和朱自清相识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两人曾经同在一起教书，同在一起创作，同在一起宣传新文化运动、提倡新诗，并且一起创办新诗刊物;甚至一段时间两人还将居室合并，一间用作住房，一间却用作了书房，真可谓心心相印，休戚相关。后来为了生计，二人各奔了东西，但情谊始终不断，书信往来不止。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随校迁往昆明任了西南联大教授，叶圣陶却来成都任了四川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然而，每个假期朱自清都会到成都探亲（第二任妻子，成都人陈竹隐携孩子在成都生活），也不忘到茶店子探访叶圣陶这位老友，切磋交流学术、技艺，一起研究教学改革。四年间，两人在成都合编了《文史教学》杂志，合编出版了指导中学生读书写作的《精读指导学隅》《略读指导举隅》两书（此两书后被编入教育科学馆丛书）;后又合著《国文教学》一书，为后来的语文教学改革起到纲领性指导的作用。

当时，主持高等考试的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说：“国文之技术恶劣，思路不清，本国历史地理，尤多意外之笑话。”此言一出，引起广泛的讨论。教育家蒋伯潜在出版于1941年的《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序言中也感慨道：“现在中学生国文程度值一般的低落，几乎成为大众公认的、无可讳饰的事实。”与此相应，叶圣陶和朱自清在1942年合办的《国文杂志》发刊词中也这样说过：“如果认真检讨我国的学校教育，谁都会发出种种不满意之处;训练不切实，教学不得法，是两大项目。”不过，尽管两人亦表现出对国文教育水平低落的担忧，但指向却不同：是奔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去的。正因为如此，二人在教学改革上都作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他们在编撰课本的同时，也在具体方法上做出示范。比如，1942年两人合编的《精读指导学隅》《略读指导举隅》，就分篇章进行语文教学的示范，且细致到如精读应如何引导，而泛读又该如何为学生做范本、序目、参考书籍、阅读方法等等的指导。他们就这样帮助学生，耐心启发，让他们明白对诗歌的学习应建立在理解、分析、研究综合感受的方式上，而并非只是如旧学般记诵。不难看出，学生对于国民语文教育的“受用程度” 才是二人最在乎的问题，也是他们教育改革的关键。这个“受用” 是实际运用上的意义。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没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信奉“背古诗就可上北大” 的“功禄主义”;而这种“功利” 态度有可能戕害学生的生命力和情感思维。

叶先生热切地主张规范现代汉语包括规范语法、修辞、词汇、标点、简化字和除去异体汉字，又编纂和规范了出版物的汉字，规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理论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重要贡献。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建立，与他在茶店子工作这四年所作的调研和深层次的思考有着很大的关联。

叶圣陶为什么选择来到茶店子

或许有人会问，叶圣陶先生作为知名教育家，论他的才学，应该有大批的大学可选择、可施教，可为什么偏偏就选择了茶店子这地儿呢？我想当时叶先生面对全国混乱、落后的国文教学现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为唯有改革才是出路，于是便选择到教育科学馆来做研究。再则，叶先生除了是著名教育家和作家外，还是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所兼任的职务和学术活动很多，常常往来于成都、重庆、桂林及云、贵之间，参与各种会议和学术交流，要约见、拜会的朋友不少，诸如顾颉刚、俞平伯、丰子恺、郑振铎、夏丏尊、傅彬然等社会名流。叶先生与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他们也有书需要叶先生编辑出版。到1942年，叶先生已身兼开明书店、文供社、《国文杂志》等多家出版社和杂志社的主编或编辑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大学的教学任务会束缚他的手脚，因而未去大学任教。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叶先生社会活动这么多，待在陪都重庆不是更好吗？因为重庆显然便于与上流社会交流，也便于掌握时局政治，及时获得信息。但在叶先生眼里，却怕重庆太功利，太浮躁，不适合沉下心来做研究、做学问。他经过考量，认为茶店子这地最好，离城不远，恬静安逸，生活也方便，更有教育科学馆对口且自由。正如他在一篇日记里所言：“彬然朋友带的龙井茶及内江糖食。此茶久未尝矣，冲饮一杯，无上享受。遂剪烛杂谈，君所言政界、学界、文艺界情形皆余（我）所不知。余處成都郊外，一切不知，真如在世外矣。”恰恰是茶店子这个世外，澄静了先生的心灵，清晰了他的改革理念。在茶店子时期，叶先生可谓硕果累累，编撰并出版了不少有关国文教学的书籍和文章，指导和引领了国文教学改革的方向。

下面摘录几段叶先生写在1942年的《日记》，可见叶先生在茶店子日常工作的一斑：

4月20日 星期一 到馆，复子恺一信。看教厅嘱审稿《大中理解》，又看马长寿君所赠《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一长篇，马是研究西南民族问题的。

4月21日 星期二 《国文杂志》由其主编，并为文供社撰一《国文手册》。于是余可家居执笔，不必复路茶店子，此亦余所愿，然改变生活方式，一时亦未敢径即决定。

4月22日 星期三 到馆，续作进度表，伏案竟日，将初中部分草毕。

4月27日 星期一 到馆，续作进度表，伏案竟日，将初中部分拟成，其中高中部分须少缓着手。

4月29日 星期三 到馆，校书记所抄《初中国文进度表》，并作《中教》之征稿信。看彬然之文供社所编《初中国文》稿两册。归来续看彬然之《初中国文》稿一册。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叶先生在教育科学馆的工作是繁忙的，伏案工作一干就是一整天;先生的工作态度又是严谨的，本来有些文字工作可在家中就完成，没必要老往馆内跑——但先生认为，要破了这样的规矩，哪怕像我这样有特殊身份的人也没这个权力。

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让叶先生对茶店子的一草一木也有了感情。他后来在《谈成都树木》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我在新西门住过两年（另在陕西街住过），又常常往茶店子，从田野间回来，几株中意的老树已成熟朋友。”

另外，叶先生还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1961年，他以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身份来成都视察。这次他是为新中国的教育改变而来。这次他特意回到位于茶店子的二十中来回味、来找寻过往。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4月28日 晨九时偕张、杨、马三位共出老西门，至茶店子。沿路景色，仿佛犹能记忆。……入二十中，观语文课两节。”这次活动，叶老言之是不带任何任务，到哪儿都比较随便，一切是放松后回家的感觉，所以连日记都记得随便。对此行，他在《成都杂诗》首篇中有这样的抒怀：

慈竹垂梢见异裁，护溪桤木两行栽。

成都郊景常萦想，第二故乡今再来。

叶先生是苏州人，一生迁居过无数地方，不乏帝王之都北平和十里洋场上海这样的大地方。然而成都茶店子却被先生称之为第二故乡——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在叶先生心中，茶店子是一处不可或缺的人生“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