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昂修 白欣 吕梦佳

摘 要 在科学教育中，随着人们对“馆校结合”研究的逐渐加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形式和案例。在我们努力提倡将学校教育与科普场所相结合的过程中，可能忽略了早在民國时期，因为特殊的社会背景，当时就已经存在相似的合作机制。通过分析1943—1949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的案例，介绍其成立背景、组织构成及与省内学校共同开展科学教育的合作机制，为如今的“馆校结合”研究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馆校结合 科学教育 科学馆

0 引言

随着中国课程改革的深入，科普场所作为“第二课堂”的优势日益彰显，是学生校外学习科学的重要社会教育场所，其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科学资源，以及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自由开放的探究学习方式等等。[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的通知》中也明确提出，拓展校外青少年科技教育渠道，鼓励中小学校利用科技馆、青少年宫、科技博物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各类科技场馆及科普教育基地资源，开展科技学习和实践活动。开展科技场馆、博物馆、科普大篷车进校园工作，探索科技教育校内外有效衔接的模式，推动实现科技教育活动在所有中小学全覆盖。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下，提倡馆校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在“馆校结合”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便是探究“馆校结合”的新形式，新形式的产生除了基于理论研究之外还有对案例的研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针对国内的科普场所，以首都博物馆[2]、青海科技馆[3]、浙江省科技馆[4]等为案例，探究“馆校结合”的机制和具体实践活动内容。还有学者针对如美国博物馆[5]、加拿大科普场馆[6]等国外科普场所的合作机制进行研究分析，试图为我国的“馆校结合”提供借鉴。

除了现今国内外的案例之外，民国时期的科普场所（其中主要集中为科学馆）也因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值得作为案例来关注。科学馆在筹设时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弥补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虽然当时国内并没有“馆校结合”的概念和意识，但实际的执行情况却和今天所提倡的“馆校结合”形式相契合。目前关于民国时期的科学馆研究多集中于其民众科学教育功能和科普功能，并未涉及此类“馆校结合”机制。因此笔者希望以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为例，丰富民国时期科普场所研究的内容，也为现今“馆校结合”研究寻得更多的启示。

1 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的建立背景

在民国时期的“馆校结合”中，科普场馆主要指的是以社会教育为目的的科学馆，此类科学馆最早出现于湖北、福建等少数省区。1941年，南京政府通令各省市筹建，教育部颁布《省市立科学馆规程》，其他地区的科学馆也陆续开始筹建。民国时期科学馆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承担普及民众知识的任务，另一个便是为所在地的中等学校提供科学教育的实验基地。[7]建立科学馆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教育思想潮流。我国近代科学教育最初包含在“西学”的名目下，随着清末新学制的建立，西学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主体。进入民国时期，在“中国科学社”等组织的推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对科学观念的宣传和科学精神的倡导，到“五四”前后，科学教育的思想已经得到较大的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刚起步不久，实验教学成为学校科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在当时，便产生设立公共科学教育实验基地的提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党政治效能的相对提高和科学教育观念的结合促成了公共科学馆的诞生。继1928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并大力提倡兴建科学馆之后，各省响应政府号召相继筹设科学馆。1930年湖北省立科学馆首先建立，随后福建、江西、贵州、甘肃等地省立科学馆也相继建立。各省的科学馆依据各自不同的需求从而侧重不同方面活动的开展，其中贵州和甘肃比较侧重于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而江西和湖北则侧重于辅助本省学生进行科学实验。[8]

1943年，云南省教育厅拟定计划，要求各级学校、各县民教馆，推行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及注音识字教育；增设省立民教馆3所，使每一行政督区都设有民教馆；在大理增设省立图书馆1所；建立省立民众科学馆等18项。[9]由此，云南省教育厅遵照教育部令，于1943年正式筹建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以下简称昆明科学馆）。

昆明科学馆在筹建之初遇到诸多困难，其一是由于战争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公粮不足以分配，“此数按目前设置人员计算差可敷用；但工作展开后，人员增多，公粮即不够分发”，购买实验仪器设备的经费不足“以第一期中各项工作估计，至少需用一千五百万元，则除已有之六百万元外，至少尚需九百万元也”[10]等问题。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上报教育部，恳请当时云南省内如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学术机关，将离滇后无法迁移的仪器设备赠与昆明科学馆[11]，同时与西南联大商洽拨留或加购房舍仪器[12]。另外，与航空委员会协商，由空军第五路司令部赠与昆明科学馆破旧待修之北美飞机一架以及其他航空器若干。[13]通过上述方法昆明科学馆充分利用了抗战时期内迁院校的资源和战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购买实验仪器设备经费不足的问题。其二为科学馆的选址问题，云南省教育厅原本在昆明西站附近建有房屋若干，也同意昆明科学馆使用作为馆舍，但因为云南农校陆续回迁，而其原有校址被美军租用，所以教育厅将这些房屋作为云南农校的临时校舍，这使得昆明科学馆不得不再次选址。通过教育厅的协商，昆明科学馆最终选址于两处：省立昆华师范学校前实验小学旧址的部分地区作为胜因村分部，以学生为对象，专供学校科学教育的示范、实验、研究及科学演讲；将昆明图书馆的部分房屋作为大兴街分部，以民众为对象，偏重于民众科学知识的灌输、陈列及展览[14]。昆明科学馆在克服了资金、仪器设备、馆址等诸多困难后于1946年正式建成，任命徐天祥*为第一任馆长。[15]

从民国时期科学馆的建立背景和昆明科学馆的具体建设目标来看，昆明科学馆与现今科普场所具有相似的公共属性，都具备社会教育属性且其中也都包含学校教育的部分。这对现今的“馆校结合”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价值。

2 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的组织构成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省级称部，县级称组（县市级不设研究组），各部或各组视地方实际情况设立，或全設或合并设置。科学馆设馆长一人，总理馆务。省级科学馆由教育厅遴选人员，提请省政府会议核定，县市级馆长由教育行政机关遴选并呈请市政府核定，均应呈报教育部备案。

如图1所示，昆明科学馆共设四个部（组），每部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由主管教育的行政机关视各馆规模和工作量规定最高或最低员额），主任由馆长遴选并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备案。省市立科学馆馆长应兼一部主任，但不得兼薪。[16]

[图1 昆明科学馆的组织构架]

四个部所负责的工作如下：

总务部（组）：收发文件并分类管理；撰抄文件及典守印信；编制表册报告；编制预算决算；掌管经费出纳及票据簿册；登记并保管公产公物；经管购置及修缮各项设备；管理环境卫生、警卫消防及工役监督；办理不属于其他各组事项。[12]

展览部（组）：分别编集置备或选购我国有关科学史实中外科学图书、表册、机件、仪器、标本、模型、器材及科学教育用品、职业用品、科学玩具并展览之；适应时机举办各种中心展览，如国防科学展览、卫生展览、科学生产展览及科学现象图说展览等；举办科学实验表演或科学示范工作；办理各种展览专室；编撰各种展览品图说明及实验报告；解答参观民众对于各项展览品之疑问；设置理化实验室辅助中小学校科学实验；办理各项展览品之分类登记并收藏保管；编制各项展览统计及报告；办理其他关于展览事项。[12]

推广部（组）：调查省市区内科学教育实施情形并设法推广改进；调查省市内民众之迷信思想与习惯运用科学教育方法指导纠正；举办科学演讲或科学宣传；组织科学研究会、座谈会及科学化运动促进会推广科学教育；办理科学巡回施教工作；举办科学表演与科学实验竞赛；协助社会教育机关及中小学推广科学教育事项；协助教育行政机关办理科学教育人员及技术人员之进修与训练，练习科学教育方法、科学技能与生产方法；答复各方有关科学之咨询；编辑科学壁报、科学读物，发表研究报告并编辑科学刊物及各项科学课程专目指导民众研究；办理科学测验与统计；办理其他关于科学教育推广事项。[12]

研究部（组）：设置实验室办理各种实验化验；办理科学测验与统计；编辑科学壁报、科学读物，发表实验及研究报告并编辑科学刊物及各项科学课程；药品配置研究；仪器标本模型图表设计；施教研究；办理其他关于科学研究事项。[12]

3 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的“馆校结合”机制

昆明科学馆在筹备之初，依据教育部所颁布的科学馆规程以及云南的实际情况，拟定将昆明科学馆的主要工作分为四类：科学研究；中等学校科学教育的辅导；科学仪器、用品、玩具的制造；民众科学教育的推广。其中，科学研究与民众科学教育的推广解决了云南省内科学应用与民众科普相对匮乏的问题；科学仪器、用品、玩具的制造在拟计划中是为了改善中等学校的实验条件。昆明科学馆的场地与设备有限，不能满足本市所有学校的实验教学需求，因此设厂制造学校所需的科学仪器，使无法到馆的中等学校也具备基本的实验教学条件。但是从后续的实施情况、工作办法和规程来看，这一计划因故未成功实施。中等学校科学教育的辅导是为弥补中等学校教育资源不足的状况，发挥科学馆教育资源丰富的特点，与中等学校开展合作，共同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昆明科学馆关于中等学校科学教育的辅导工作由四个部分组成：集中实验、集中教学、表演实验和科学演讲、教学研究会。[17]

3.1 集中实验

在云南省内教育资源缺乏的背景下，尤其是理科教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实验教学条件的缺乏。其一在于经费不足以支撑每一所学校配备实验仪器；其二在于实验仪器、实验材料以及必要的实验耗材无法及时供应并且也不足以供应。因此，利用昆明科学馆丰富的实验资源进行集中实验教学，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优的选择。昆明科学馆设立了供市内各中学使用的标准实验室，若学校课程中需要学生动手实验或者教师示范实验时，可与科学馆进行协调，轮流到馆内的实验室。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经费和设备问题，还可以根据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实验效果进行比较，进而更好地改进实验教学的方式方法。

昆明科学馆共设置7个实验室供昆明市中学使用。其中，供初等中学及其同等学校使用的实验室共3个，分别为物理、化学、生物学科；供高等中学及其同等学校使用的实验室数量和学科种类与初等中学相同。另外，设示教实验室1个，供学生轮流到馆实验。实验室的规模较大，每次可容纳6个班级的学生同时进行实验，假设每天进行2次集中实验教学，那么每个实验室一周就可供72个班级轮流实验，在数量上基本满足了昆明市内所有中等学校每周做一次实验的需求。[18]

此种设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实验教学的困难。若使每所中学都有充足的实验设备，在经费上首先就无法实现；另外当时的交通情况时有不便，即使经费充足也无法购置齐全。尽管一些学校有能力解决实验设备问题，但除非学生人数众多，否则这些购置的仪器设备被使用的时间一周也不过一两天而已，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存于柜中，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会大打折扣。[19]

对于如今的“馆校结合”工作实践而言，如能够聚集学生，将实验课程搬进科普场所，同样是一件好事。学校利用科普场所特有的趣味展品，使得实验教学增添更多的互动性，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体验，加深学生对于科学知识的印象与认识。

3.2 集中教学

民国时期云南省内的理科教师数量相对匮乏，加之抗战期间内迁云南的大学后期逐渐迁离，导致理科教师的愈加缺乏以至不敷分配。另一方面，学校在职理科教师常常因为班级数量少，无法满足课时要求，故要教授其他课程来补充课时，这就使得理科教师无法充分发挥所长。为解决上述状况，昆明科学馆采用集中教学的方式解决：由科学馆聘请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某些情况下数学可除外）的优秀教师，分科负责讲授。各个学校如果有此类学科的教学需求，便可到馆内集中教学或者由科学馆安排各科教师到各个学校去讲授。这样一来，教师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优良的教学环境也有助于促进教学水平提高，激励教师不断研究改进教学方法。

具体的实施方法，依据当时的云南省教育资源情况，先由省立各校开始实施，各校将物理、化学、生物各科每周所需课时总数与班次统计上报，从而确定各科应聘教师数目。一般来说，不同学校的物理、化学、生物各科专任教师可以为同一人且课时数累加，另外还设有实验课时数；若专任教师在一般课时外还负责实验讲授，则专任教师的一般课时数可按比例减低。各科教师分别前往各校上课，若必要时，也可由任课教师带学生到馆内上课。

专任教师的人选由科学馆遴选学识优秀、经验丰富者来担任（或者由云南省教育厅聘任），专任教师的待遇由云南省教育厅按照各校预算与统计的课时数按比例发放给科学馆，最后馆内依据规定统一筹发给各个专任教师。

集中教学与实验，充分利用了云南省内的教育资源。省内各个中等学校都获得优秀理科教师任教的机会，解决了专任教师不能专用的困境。另外，科学馆聘任的专任教师由教育厅直接指挥，实际工作又受到学校指挥，这样就拉近了教育厅与学校的关系，专任教师也将享受到上下双重资源和双重监督，使得教育厅的教育方针能够直接执行于学校，对于改变当时教学现状产生了直接促进作用，这是科学馆对于省内学校教育的一个巨大贡献。

对于现今而言，集中教学的含义往往指“科学教育活动”或者说“校外课程”，相比学校正规教育的方式，科普场所中的教学更像是一个补充。对教师而言，科普场所内的教师与学校教师的学识背景不同，对于教学目标的制定也不同。对学生而言，校内校外则有不同的感受与心情：学生在校外的场馆学习时，普遍表现出兴奋、放松、渴望了解新场地、新教具的心理。所以充分利用校内校外课程的差异性，将学校中学习的抽象知识，以直观、互动的形式展示出来；对学校内所学习知识进行拓展，让学生了解更前沿、更广泛的科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对科学的兴趣，这就成为了集中教学的重要优势。[20]

3.3 表演实验和科学演讲

昆明科学馆聘任馆内教师或聘请的馆外人士，定期举行各种专题演讲和表演实验（或放映科学影片），组织学生参与从而提高其学习的能力和兴趣。此外，昆明科学馆还赴乡间学校开展了巡回演讲和表演实验。昆明市除了市内的学校外，还存在大量的乡间学校。对此，由科学馆聘请各科的专业人才，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训练，除了应熟知其要讲授的内容外，还包括教学方法的研究以及如何在教学中使用图表和示教仪器等。训练完成后，使其巡回到乡间各个学校作系统的科学讲授。以物理巡回演讲为例，由4人组成一组，分别讲授力學、热学与声学、光学、电磁学四科。讲授力学的专职人员先赴甲校讲授，完成既定内容后，再携带相关教学工具前往乙校，其后讲授热学与声学的专职人员随即到来。以此类推，按照既定的安排循序巡回。这样，乡间各个学校都能得到专门的优秀教师分别担任各个学科的讲授工作。这在当时是解决乡间学校坐落范围广、平均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的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方法。

各省科学馆对于科学演讲十分重视，邀请了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并且演讲内容多为前沿研究。以甘肃省科学馆为例，邀请李约瑟博士作《国际生物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邀请美国抗菌专家作关于盘尼西林的性能、应用及制造方法的学术报告；馆长袁翰青亲自作了题为《赛先生与德先生》的讲演。[8]

表演实验与课堂教学有很大的差别，在保证科学性的同时还要兼顾趣味性，让学生在获得知识之外，还能领悟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21]科学表演另一重要作用在于宣传热点知识（包括社会热点和科学热点），虽然可能只针对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的知识进行讲解，但对于该主题的阐释更为深刻。除此之外，对于热点问题的探讨与解读更能引起学生对于前沿科学的兴趣。

3.4 教学研究会

昆明科学馆教学研究会的构成由馆内统一安排，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科分别组织教学研究会。研究会成员除馆内聘任教师外，还联络科学团体、科学生产机关及科学教育人士，共同商酌组织研究讨论以及编印科学书籍。除了教学研究会外，还会组织实验仪器、教育用品和科学玩具等其他研讨会，对教学、实验、制造提出意见并拟定计划，协助各级学校整理并修配科学仪器。

4 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馆校结合”机制的特点

昆明科学馆的“馆校结合”机制与现今的“馆校结合”机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特点。

4.1 与学校联系密切

仅从学校与科普场所的合作频率、规模来看，昆明科学馆与学校的密切程度还是相对较高的：通过昆明科学馆实验室的规模可知实验室满足了72个班级每周进行1次实验的要求；其合作的范围几乎涵盖昆明市内全部中学，对于理科教师不足的中学增派专职教师或将学生集中至科学馆内统一教学；另外在一些交通不便、教育资源不足的偏远地区，还组织队伍去巡回演讲和表演。虽然，社会背景不尽相同，学校和科普场所的情况也存在巨大差异，但还是能引发我们的思考：现今的“馆校结合”工作方向应当从“面”深化到“点”，进一步加强与学校的合作；科普工作的主体应当走进学校，而非局限在科普场所内进行。

4.2 制度管理明确

昆明科学馆的唯一上级单位为教育部，科学馆教师与学校教师归属同一部门管理，有利于统一“馆”与“校”的教学，减少了不同领导单位、不同环境等因素对科学馆的政令执行和教师教学带来的影响。另外，昆明科学馆的组织构成中，其四个主要部门除总务部外，另外三个部门的主要任务中都涵盖了学校教育，这也体现了“馆校结合”在科学馆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的科普场所管理往往受到多重力量的制约。以博物馆行业为例，其管理架构上，不同类型场馆分属教育、文化、科技、文物等多个管理部门；不同的博物馆还有藏品种类、运行机制等差异。这就导致了“劲没法往一处使”的情况，自上而下的力量无法集中，更不必说科普场所与学校因各自对于服务功能以及学习效果的诉求而自发产生的“馆校结合”机制了。

可喜的是，政府对此已愈发重视，在不断地将不同的力量集中，以发挥更好的效果。2014年开启了“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的申报工作，2015、2016、2017连续三年将发展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作为工作重点，在2017年《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74号（文化宣传类012号）提案会办意见的函》以及《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要提升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程的建设等相关指示，相信日后“馆校结合”在科普场所的工作任务中会变得愈发重要。

4.3 “馆校结合”形式相对单一

就当今评价标准而言，民国时期 “馆校结合”的形式相对单一，例如互动体验、教师培训、“第二课堂”、校园巡展等诸多活动形式都未能实践。究其原因，大致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便是民国时期科学馆可利用的资源相对有限，且自身的规模相对较小，无法支持更多形式的活动；其二是理论研究的匮乏，“馆校结合”这一概念从被国人所认知，到被重视，再到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之后，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案例为现今“馆校结合”形式的丰富提供了夯实的基础与平台。与之相对，在民国时期，“馆校结合”的概念几为空白，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支撑，“馆校结合”主要还是以迅速提高教育水平为目标。

尽管如此，昆明科学馆在开展“馆校结合”的过程中仍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利用最大化，不仅沿袭以往的正规教育手段，将实验与教学置于馆内，并结合科学表演、科学讲演、放映科学影片、教学研究会等自主教育方式。在民国时期教育资源缺乏的背景下，科学馆采用的多种教育手段是当时学校教育的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也对当今科普场所自主开发教育手段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5 结语

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是民国时期众多科学馆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也可作为今天“馆校结合”机制研究的参考对象。通过对昆明科学馆及其“馆校结合”机制的研究，丰富了民国时期科学教育研究的内容，同时阐明了“馆”与“校”相结合的优势和对学生而言的益处。省立昆明科学馆是民国时期加强基础教育、补充学校教育不足、提高全民素质的一个典型案例，其民国时期“馆校结合”的工作成果仍有许多值得我们现今可以参考的价值。现今所具备的更丰富的资源和更专业的理论支持，这也让我们对科学教育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在全球科学教育变革的大趋势下，对于起步较晚且还处在探索阶段的中国，确定目标、把握前进的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馆校结合”对于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馆”与“校”的关系。在理想的合作关系中，博物馆、科技馆的教育功能应不再单纯地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手段，而是切实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与学校共同推进教育计划的实施。[8]探究我国的“馆校结合”发展缓慢的原因，除了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缺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缺乏本土实践案例的支撑，导致无法对一个新的实践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引导与反馈。[22]民国时期科学馆的工作可以为“馆校结合”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案例，尽管其社会背景、建设目的等都与当今不尽相同，但在对其合作机制的探究中，仍能提供一些经验与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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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cience education，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of museums and schools， produced more and more new forms and cases. In the process of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museums to combination， we may ignore as early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because of special social conditions， a similar cooperative mechanism has been carried ou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Kunming Science Museum of Yunnan Province（1943-1949）， taking it as an example. We hope to provide some new ideas for todays research.

Keywords the cooperation of museums and schools，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museu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