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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治水先贤李冰服务为民的工程体现

2019-04-29李霜琪李殿元

文史杂志 2019年3期
关键词:李冰

李霜琪?李殿元

摘   要:2000多年前,作为蜀郡郡守的李冰在任职期间,不仅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还做了其他许多为蜀人造福谋利的工程,例如“穿二江成都之中”,解决了成都平原之涝;造“上应七星”的便民设施“七桥”;“积薪烧之”,解决了没有炸药时代的开山劈路的困难,等等。李冰为民服务的精神和智慧,值得后人学习。

关键词:治水先贤;李冰;服务为民;工程体现;造福谋利

在秦统一巴蜀约半个世纪后,秦国派李冰来蜀郡担任蜀守。李冰来蜀地后,在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使成都平原迅速地富庶起来。关于李冰修建都江堰的过程和影响,有太多的论著进行过研究;而对李冰在都江堰之外的其他业绩,研究却相对较少。而李冰在蜀期间的业绩,当然不仅仅是一个都江堰。冯广宏先生考证,“李冰在王政二年(公元前245年)正式离开蜀郡,……李冰初任蜀郡守在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到王政二年调出,则李冰在蜀郡担任一把手的时间约为28年。《华阳国志》所记李冰在蜀所建工程近20项”。[1]作为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的水利专家,李冰所做的这“近20项”工程,与都江堰一样,都是为蜀人造福谋利的工程。一个秦人,千里迢迢地到蜀地来为蜀人造福谋利,体现着其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本文据治《华阳国志》集大成者任乃强先生所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对李冰在蜀业绩略加研究。

一、“穿二江成都之中”解决了成都平原之涝

在关于李冰创建都江堰的资料中,都有他“穿二江”于成都之中的记载。例如:

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

西漢扬雄《蜀都赋》:“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

东汉崔寔《政论》:“蜀守李冰凿离堆,通二江,益部至今赖之。”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

“穿二江”这项工程肯定是与都江堰工程有关的,因为都江堰的建设有三大任务——防洪、通航、灌溉——“穿二江”与此确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成都城并不大,“周回十二里,高七丈”,为什么要“穿二江”呢?仅从防洪、通航、灌溉方面是不能完全解释的。之所以要“穿二江成都之中”,还有一个作用,甚至是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排涝。这一作用在过去被许多人忽略了。

成都作为古蜀国的都城之一,虽然“九世有开明帝……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2],时间很早,但是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少有关于宫殿、街道、城墙这类作为城市标志的有力证明。

见于记载的成都城建设,是在秦灭蜀之后的公元前311年,“赧王四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与成都同时建城的,还有“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3]成都之所以名“龟城”,是因为张仪修成都城很不容易,当地土质松软,低洼潮湿,尽管取土填埋,仍然屡筑屡颓。后来顺应地形,将城市基础立于高亢之处,终于建成。但因为顺应地形,造成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还将成都城分为了大小城,故而成都古代又被称为“龟城”。这证明,在此之前的成都区域,并不适合建城垣。

众所周知,四川盆地在远古的时代是内陆湖,后来因地壳运动和四面高山冲积使湖盆抬升而逐渐形成;川西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扇形平原。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故郫本在九陇。”[4]

李冰建都江堰时,距离张仪、张若建成都城差不多过去了半个世纪,成都土质松软,低洼潮湿的情况并没有大的改观,所以,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就是为了排涝。

排涝的方法就是合理安排排水出路和排水方式,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大禹治水的方式——疏,而“穿二江成都之中”正是这种最好的办法。

正是因为“穿二江成都之中”的排涝方式,几十年后的“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5],很方便修筑城堡了;加之都江堰的作用显现,汉时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所以汉代不仅将郫县从九陇迁移到今天的位置,更广设郡县。在原巴蜀地区,除秦代已经设立的汉中郡、蜀郡、巴郡外,又新设立了广汉郡、犍为郡、越嶲郡、益州郡、牂牁郡。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在秦代只有成都、郫、繁、江原、临邛、广都六县,到汉时有“县十五”,即成都、郫、临邛、繁、广都、湔氐道、严道、青衣、江原、绵虒、旄牛、徙、汶江、广柔、蚕陵。[6]

李冰创建都江堰,为天府之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穿二江于成都之中,为成都城市水利的发展开创了条件,使成都迅速成为中国大都市。

二、造“上应七星”的便民设施“七桥”

说李冰“穿二江”的主要目的是排涝,让成都平原不再是水洼之地而成为陆土田畴,还有一个证明,那就是李冰造“上应七星”的便民设施“七桥”。

李冰“造七桥”的文献资料有: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下曰笮桥;……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仙桥;……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

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七《桥总序》:“蜀有七桥:一,冲里;二,市桥;三,江桥;四,万里桥;五,夷里桥;六,笮桥;七,长升桥。”

《一统志》引梁蜀人李膺《益州记》:“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

江河在带给人们航运、灌溉、防洪、排涝等作用的同时,也必然为江河两岸的交通带来一定的困难。解决这一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桥。李冰在成都的两江上修了七座桥,这七座桥是大干渠上的便民设施。

为什么要“上应七星”?所谓“七星”,又称“北斗七星”,是天文学上的称谓,指的是大熊座的一部分。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对北斗七星的观察早有记录;但七星之名最完整的记载,始见于汉代纬书。北斗七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所组成。从图形上看,北斗七星位于大熊的尾巴,排成勺形。古代中国人就把这七颗星联系起来,想象成古代舀酒的斗形。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别方向,定季节。在中国文化中,对包括北斗七星在内的星辰的崇拜信仰由来已久,道教最重视星辰崇拜;而远在道教形成之前,儒教礼制就强调对星辰的祭祀。北斗七星在民间影响很大,有许多传说故事流布民间,著名的如诸葛亮在五丈原的“北斗七星灯”故事。所以,造桥能“上应七星”,当然是最美好的祈祷。

“上應七星”是“长老传言”,想来其依据是李冰所造“七桥”的布局类似于勺形,而李冰又“知天文地理”。不过,这传言不一定是历史真实,历代文献所记的“七桥”也未必然正确。《华阳国志》研究集大成者任乃强先生在为《华阳国志》作“校补图注”时,专门撰有《成都七桥考》,对李冰所造七桥及成都桥梁的变化有极详尽的考证。他认为:“若《常志》文,‘上曰笮桥四字为自注语,则从江桥为斗魁第一星起,次万里、夷里、市桥为勺。次冲里、长升、永平三桥为柄,以象北斗,殆似之矣。”而“‘上应七星之说,除形似外,不能有其他意义。既云:‘(秦城)西南两江有七桥……上应七星。即不得有升仙桥(驷马桥),亦不得有笮桥。笮桥虽亦在检江,与七星不相应,亦非如七星桥之为木桥,常文本自明白。后人转引讹谬,以升仙亦为木桥(汉世笮桥亦为木桥),而永平桥远(或已坏),说者不知,亦不细审常文,致昧七星之义。”[7]

不论李冰造七桥是不是“上应七星”,是不是就是七座桥,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造在大干渠上的桥梁,确实大大方便了大干渠两岸人们的交流、交通,它们确实是李冰提供的便民设施。

三、以“积薪烧之”来开山劈路

一些论著,例如《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道古关隘》[8],引用《永昌府文征》的记载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蜀郡太守“取笮(今四川盐源、云南宁蒗一带)及其江南地”,打通了蜀西南与滇西北的交通。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蜀太守李冰主持修筑从僰道(今四川宜宾以南)经夜郎(今贵州毕节、安顺一带)到味县(今云南曲靖)的道路,长两千余里。秦统一中国后,派常頞继续修筑这条道路,称为“五尺道”。五尺道修成后,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笔者孤陋寡闻,确实没有找到李冰主持修筑从僰道经夜郎到味县的道路的文献资料。《永昌府文征》是20世纪40年代初由李根源先生聚众多学者之力编辑的一部永昌地方文献资料汇编,共136卷,近500万字。[9]诚然,历史上的“僰道”既是道路名称,也是县的名称。但是,在李冰的时代,既没有作为道路名称的僰道,也没有作为县的名称的僰道。尽管《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僰道有故蜀王兵兰”云云,但倘若与后面的“僰道县,……高后六年城之。……滨江有兵兰——李冰所烧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黄”对读,就会明白,这里的“僰道”乃汉置县,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县西南安边镇。这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明确记载。晋代的常璩在撰写《华阳国志》时因对前朝故事进行追述,这才将战国时期的李冰与汉代的僰道写在一处。

作为道路名称的僰道,即五尺道,又称滇僰古道,是连接云南与内地的最古老的官道,是为连接川滇汉区与僰地区而修建的。但它的修建是在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全国,在中原地区兴修宽达五十步的“驰道”;而在夜郎、滇等崇山峻岭,修路太难,勉强修成宽五尺之路,故称“五尺道”。这条道路尽管狭窄,却与“驰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此有明确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0]

李冰的时代,虽然没有僰道,即五尺道,但是确有连接四川—云南的“蜀身毒道”,它是一条从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由西南人在崇山峻岭中开辟的一条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民间“走私通道”,这条通道后来被称之为西南内陆的“丝绸之路”,即“南方丝绸之路”。民间的“走私通道”,应该与李冰没有什么关系。

尽管李冰没有参与后世云南与内地官道的修筑,但是,他发明的以积薪烧岩的办法,解决了没有炸药时代的开山劈路的问题。

李冰所在的战国时期,虽然已经有了铁制工具,但是,无论是疏通河道还是架桥铺路,在西南山区,都经常会遇到像离堆那样巨大、坚硬的岩石,“其崖崭峻不可凿”,给工程带来极大的困难。当时尚未发明炸药,靠工具凿通又实在不易。怎么办?《华阳国志·蜀志》里讲,当时“知天文地理”的李冰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乃积薪烧之”,就是堆积柴火先烧崖;然后再往上泼水,让山石炸裂;再用金属工具去开凿。都江堰是这样修建的,岷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僰道大滩”(就是常志中“僰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的地方)也是这样处理的。由于李冰用此法先后疏通了乐山雷坻(乌尤山)和盐溉滩等航道,便大大促进了岷江下游水运业的发展。

用积薪烧岩来摧破甚至摧毁巨石障碍的方法,在没有炸药的时代应该是了不起的开山劈路的最有效方法。李冰之后,此方法被沿用下来,如《后汉书·虞诩列传》记载:“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注引《续汉书》作:“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泛溺之患。”[11]

四、李冰在蜀时期的造福工程与人们的怀念

李冰在蜀时期,做了许许多多为蜀人造福谋利的事项,如《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

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汉兴,数使使者祭之。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僰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冰又通笮道文井江,径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武阳天社山下,合江。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与郫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又识察水脉,穿广都鹽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华阳国志》的以上记载,除都江堰和本文上举工程外,据说李冰尚有许多为蜀人造福谋利的事,只是今人已难以详说了。

《华阳国志》的记载充分体现了李冰治水兴利的智慧,但其中也有无法理解的两处地方:“与江神要”,“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要就是约定的地方。入水中与神斗更是难以理解,即使治水遇到比较凶猛的怪物,一般也是部将挺身而出,不可能首领以身犯险。所以任乃强先生认为,“李冰之才能,著于此志者,有二大端:一为已能掌握自然规律,善于利用当时当地之自然条件,改造自然环境,使其发展社会经济,造福于蜀人。二为能顺应群众心理,利用神权,团结人民,发挥其改造自然之威力。”[12]这是很有见地的。

李冰在蜀期间所做的载之史册的事,对于开发蜀地,发展蜀地社会经济,具有巨大的意义。

李冰任职于蜀即为蜀人造福谋利,表现出极强的为民服务情怀和踏实干事的作风,受到后人广为称颂。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当地官府和民众特地给他雕造石像志念(此石像于1974年在都江堰索桥附近外江河床中发现一尊,上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字样)。后代还不断为李冰立庙。《新唐书·地理志》说,什邡县置有李冰祠。《舆地纪胜》卷十五记有唐李德裕在永康军(治今都江堰市)重建崇德庙(祀李冰的庙),命段全玮写《崇德庙记》碑。蜀人最初为李冰立庙还只在川西平原,后历唐、宋、元、明、清等朝,祀李冰的崇德庙、川主庙、王爷庙等竟普及全川。五代孟蜀时封李冰为大安王,又封应圣灵显王;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改号广济王;元至顺元年(1330年)封圣德广裕英惠王;清雍正五年(1727年)封敷泽兴济通祐王,光绪年间又在“通祐”二字之后加上“显惠襄护”四字;道书中还另有“崇应护国救民大帝”的称号;民间一般则称他为“川主”。

建在都江堰渠首的二王庙是老百姓对李冰父子治水伟业的纪念。“深淘滩,低作堰,懿训昭垂,为准为则;弯截角,正抽心,仪型足式,无颇无偏”“誓水妙神功,更向星桥思道德;降龙成世业,好从犀石悟蹄筌”“乘势导流,二江永奠千秋业;因时施治,一堰长留百代功”“名区问伏龙,看双江九派广溉膏腴,六言准则传千世;高阁临栖凤,引四海五州同瞻典范,百族钦崇拜二王”“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二王庙内石壁上镌刻的一副副对联,无不表达了后人对李冰父子治水功绩的景仰与赞誉。每年清明时节,在今天的都江堰市,来自各地的民众都会汇集在二王庙,为李冰举行祭祀活动和开水典礼。同样,作为都江堰灌区系统,也会在每年举行仪式、召开学术交流会,深切缅怀都江堰伟大创始人、治水先贤李冰,表达都江堰水利人对李冰的无限敬仰之情和在新时代下继承和发扬李冰精神而为民服务、造福社会的决心和能力。

在距离李冰时代2000余年的今天,都江堰已发展成为由渠首枢纽、灌区各级引水渠道,各类工程建筑物和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堰等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担负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7市(地)37县(市、区)1043万余亩农田的灌溉、成都市50多家重点企业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发电、漂水、水产、养殖、林果、旅游、环保等多项目标综合服务,是四川省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础设施。其灌区规模居全国之冠。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也是开启都江堰灌区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阶段。作为新时代李冰精神的传承者和创新者,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治水兴水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准确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省水利厅党组“十项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持李冰为民服务、造福社会的伟大精神,全面开启都江堰水利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特别是要加强都江堰现代化灌区建设,以信息化为抓手,建立完善的水情、雨情、墒情、工情等测报和控制系统,达到所有制口工程实现“可量、可视、可传、可控”,利用信息化先进技术加强防汛指挥调度、水利工程管理、水资源实时精准调度等管理工作,率先建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水安全保障体系,实现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灌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注释:

[1]冯广宏:《把李冰的生平还给李冰》,载《文史杂志》2018年第3期。

[2][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第120页注释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附《成都七桥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何力编著《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道古关隘》,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9]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10](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第134页注释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 李霜琪: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理处工程师

李殿元: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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