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木刻版画艺术，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图像印刷，经历了由复制到创作两个阶段，以1931年左翼文艺者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为分水岭。而我国创作木刻版画最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是在延安时期。因紧跟时代主题和通俗易懂等特点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当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普及卫生生活常识的主要方式之一，为陕甘宁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共中央所开展的运动、推行的政策提供了可能。其充分展示了艺术的魅力，发挥了文艺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期，急需从木刻版画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木刻版画中的优秀文艺作品继续发挥作用。

关键词：木刻版画；延安时期；特点；影响

中国的木刻版画历史悠久，主要以宣传宗教为目的，以复制版画为主要手段。随着，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兴起，木刻版画进入了自由创作阶段，以宣传政策、服务大众为目的，是帮助大众理解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政策方针主要方式之一，在普及教育、改善大众卫生习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发展概况

木刻版画古已有之，其以复制版画为主要形式。直至1931年，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者倡导了新兴木刻运动，中国木刻版画艺术迎来了春天，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之一。尤其在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落脚吴起镇以后，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因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人才的涌入，而成为木刻版画发展的沃土，促使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迈向了新的阶段。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从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开始，到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结束，按照时间和版画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尖船利炮带给我们的不只有不平等的条约，更有对文化的巨大冲击，迫使其不断地寻求改变，以适应政治的需要。而以1931年夏在上海出现的木刻讲习所为诞生标志的新兴木刻版画就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倡导下，艰难地发展着。直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氛围为新兴木刻版画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这一时期的木刻版画大都以社会生活和和人物为创作内容。主要有陈铁耕的《母与子》，江丰的《母子们》，赖少其的《饿》《生产》，力群的《春》、《拾垃圾的孩子们》、《采叶》、《到田间去》、《收获》、《鲁迅像》、《毛主席像》，曹白的《鲁迅像》，沃渣《水灾》，胡一川《鲁迅先生像》等。也有少部分以当时战争情况为创作内容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红军飞夺泸定桥》、《日寇武装走私》等。

第二阶段，全面抗战时期。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一致对外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木刻版画的创作内容也随之向抗战主题倾斜，真正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艺术武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力群的《抗战》、《这也是战士的生活》、《保卫祖国》，古元的《军事运输队》，胡一川的《抗敌》、《游击队》、《我们不愿做绵羊，大家起来抵抗敌人》、《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刘铁华《伟大的战争开始了》，陈铁耕《共产党员站在最前线》，艾炎的《平型关大捷》、《保卫晋察冀》以及《八路军一二〇师在华北组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轰炸》、《小哨》等。另外还有反映边区政策和人民生活的作品：古元的《陕甘宁边区印象之一》、《陕北农村风光》、《延安学生的秋收运动》，刘岘的《延安新市场》，涂克的《大生产运动》，江丰的《清算斗争》，艾炎的《根据地儿童生活》等。

第三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顾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美好生活的愿望，毅然挥起屠刀，向中国共产党开战。这一时期木刻版画的创作内容主要以反映内战和边区生活为主。主要作品有吴耘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古元的《捷报频传万众欢送》、《舍身炸坦克》，芦芒的《打到南京去》、《解放区大生产》，邹雅的《欢迎南下的刘邓大军》，以及《横渡长江》、《反特务斗争》、《湘南人民冒雨欢迎第四野战军》、《董存瑞炸碉堡》等。

二、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特点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创作紧紧围绕时代主要矛盾，以反映战时情形和边区人民生活为主要内容，以服务大众为目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纵观其发展历程，结合时代背景，根据创作内容，分析其特点如下：

（一）大众性

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是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木刻版画特征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木刻艺术而形成的区别于普通民间版画的一门以大众为主要受众对象的独立艺术。结合边区人民认字率低的现状，用最为通俗易懂的图画，向大众宣传普及生活常识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让每一位百姓都能接受到科学知识的熏陶，都能明白和理解边区政府的政策方针的内涵与意义。

郭钧的《普及卫生知识》、《羊病治疗》、《宣传新法接生》，戚丹的《防旱打井》，夏风的《深耕细作忙施肥》，王刘秋的《边区妇女宣传卫生》以及《筑水坝》、《筑堤》、《修渠》、《修河》、《焚毁神像破除迷信》等作品都是紧紧围绕百姓生产生活，用简单的画面将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和科学知识转化为最为通俗直白的图画语言普及给百姓。

华山的《保卫晋东南》、《打倒日本法西斯》用人兽争斗的画面告诉百姓，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严重的侵害，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共同保卫。而庄言的《争取解放的奴隶》，胡一川的《开荒》，力克的《竞选》、《群众选举》、《投票》，古元的《开荒》、《南尼湾驻军秋收图》，以及《同胞们！不要上敌人的当！》、《推行节约运动，救济災民》、《武装上前线》等作品则采用写实的手法，如实地将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人民开荒，如何推行民主的情形刻画出来，力求让每一位百姓都明白民主就是百姓自己当家作主、自己选举。

（二）现实性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内容，贴近大众生活，透过一幅幅木刻版画，彷佛可以听到人民渴望摆脱苦难、向往幸福的呐喊声，可以看到前线战士为了保卫国家、人民与敌军战斗到底的决心。

陈铁耕的《游击队员的英姿》，胡一川的《卢沟桥抗战》，师群的《血战青纱帐》，艾炎的《大战娘子关》等以反映前线战士奋勇杀敌为内容的黑白木刻，主人公都高举着武器，嘴巴张大，彷佛在呐喊着他们誓死杀敌、决不退让的决心。而罗工柳的《出工》，力群的《伐木》，计桂森的《妇纺小组》，苏光的《翻砂（延安）》，古元的《收割》等作品采用了写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再现了人民生活状况，以《收割》为例，其描刻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放牧图，二是妇人送饭图，三是忙碌收割图。这三部分将农民收割庄稼时的情形刻画地栩栩如生。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是立足于社会现实，试图通过刻刀真实记录和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百态，这是其与普通民间版画的区别之一。

（三）政治性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是一门依赖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独立艺术，其产生与发展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注定了它与传统木刻版画、普通民间版画、西方版画艺术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是一种文艺武器。

胡一川的《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军民合作》，沃渣的《加强政治工作，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力群的《加紧生产——延安生产运动之一》、《加紧生产——延安生产运动之二》、《反对一党专政，开展全国民众运动》，邹雅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林参会》等作品都是结合当时边区的政策方针创作而成的，目的是通过木刻版画这种生动、简洁的形式向大众宣传和普及边区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寻求和平的政策，呼吁人民一起为了和平而努力。

此外，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在表现形式上借鉴了陕北民间剪纸、泥塑、面人以及木刻年画等表现手法，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

三、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影响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担负着宣传和平与民主的历史重担，这就要求这一时期木刻版画的创作必须立足社会现实，与民族共患难，与人民同呼吸，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一）政治宣传的主力军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是在中华民族内外交困，政治凋零的境况下产生的，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是它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开始，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的十三年间，中国共产党宽松的文艺政策、延安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吸引了大批木刻版画创作者，一度出现了“群英汇聚宝塔山”的盛况。他们纷纷拿起刻刀，结合边区实际，紧紧围绕时代主要矛盾，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指引下，创作了一大批通俗易懂、极具时代特征的作品，成为了这一时期政治宣传的有力武器。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政治宣传主力军这一功能的发挥不只是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它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在鲁艺学院培养的大批木刻版画创作者，分赴各地，成为各解放区政治宣传的中坚力量。不仅带去了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作品，更带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政策和理念，为介绍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生产运动的助推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刚刚将革命的大本营由南方转移到大西北，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巨大考验，毛泽东多次强调依靠人民自力更生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为了更好地满足抗战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呼吁党政军民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兴办工业，以此来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1940年2月，毛泽东在驳斥顽固派诬蔑边区的谎言时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的号召，木刻版画创作者也纷纷深入群众，积极投身到生产运动中，并创作了诸如《开荒任务完成了》、《大生产运动》、《开荒》、《在边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增加生产，确保抗战实力》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不仅如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边区军民依靠双手、自力更生的奋斗场面，而且使中国共产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产理念在百姓间得到了很好地普及和宣传，为生产运动的推进提供了可能，更为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奉行的经济理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依据。

（三）文化发展的加速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外许多爱国志士，各类人才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宣传动员全民族抗战助力加速。尤其是以力群、古元、刘岘等人为代表的木刻版画创作者，始终坚持“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的创作理念，深入边区，结合边区群众识字少、文化水平低的现状，创作了《冬学》、《读报的妇女》、《结婚登记》、《学习文化》、《冬学·学习》等大量通俗易懂，为百姓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人民群众既是这些作品的受众，也是其创作素材，既讓人民群众感到亲切，愿意去了解和接受作品背后的内涵，促使其了解和接受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从而能自化为支持抗战，拥护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行动，也为边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为大众喜爱，助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大众性，坚持做到“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始终以服务现实为目的，文艺才会真正进步和繁荣。这是文艺发展的本质，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以史为鉴，当下的文艺创作应该保持和继承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创作精神，深入生活，实现和群众相结合的好作风和好传统。只有这样，作品才会被大众接受，文化才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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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剑（1977- ），陕西西安人，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延安革命史、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