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孙犁的“荷花淀”系列小说中，白描是孙犁小说创作的主要风格，与时代背景契合的白描手法，解构了宏大而激烈的故事描写。通过对孙犁使用白描手法的原因的分析，加之对孙犁作品的阅读理解，可以说，孙犁的个性气质、时代背景、阅读经历都暗含了生成白描手法的势因，从而使孙犁在修辞上产生这种近乎偏执的对白描手法的倚重。

关键词：孙犁 “荷花淀”系列 白描手法

“抗战”主题是孙犁“荷花淀”系列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推动力。在孙犁的“荷花淀”系列小说中，我们几乎发现不了宏大而激烈的故事描写，与时代背景契合的白描手法，解构了宏大的叙事风貌，这就使小说中无论是烘托还是渲染都是从整体描写人物的方法，作品的艺术性更加依仗人物和场景。用白描注重抓住人物最典型的特点来描写，突出其角色意义。孙犁在这一方面可谓集大成者，无论是语言、动作还是神态，他都写出传神的一笔。通过对孙犁作品的阅读理解，完全可以说，白描是孙犁小说创作的主要风格。是什么原因使孙犁在修辞上产生这种近乎偏执的对白描手法的倚重呢？

一.作家个人气质的原因

从艺术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讲，作家的个人气质会通过艺术创作的过程反映到作品中去。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曾提到作家个人气质对其文学风格的影响，“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1]彭漱芬这样总结孙犁的性情：“好读书而谙于人事;好安静而不耐喧嚣;性格憨直而不习伪作，寡言慎行而怕犯错误;讲真情而反虚伪;‘靠后站而不趋时……”可以看出，孙犁正是低调、朴素、内向的作家，他出生在河北安平的一个农村，对自己对故乡有深刻的依恋之情，他的性格是朴素的;他反对虚张声势：“写一篇短东西，要情绪饱满，一气呵成，不勉强，不做作，富于想象但不故弄玄虚。玄虚和造作，在艺术作品里是一眼就看得出来，常常是破坏艺术的。”对“朴素”的重视还可见于孙犁的其它文章，他在《契诃夫——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中提到契诃夫对朴素风格的赞赏，这与他的创作心理契合，他强调朴素的重要性，以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所警示，表明了自己的姿态：“朴素，对于我们当前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创作道路，常常从朴素开始，而在有了一定成就和进展的时候，就会忽然转向浮夸……。”孙犁在《<孙犁散文选>序》中谈到质胜于文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作文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一是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如本质佳，油漆固可助其光泽;如质本不佳，则油漆无助于其坚实，即华丽，亦粉饰耳。二是要有真情，要写真相。三是文字、文章要自然。三者之反面，则为虚伪矫饰。”[2]可以说，朴素是孙犁喜欢白描手法的一个心里推动力量，他的作品，无论是写景还是写人、写事，都透露着他本人的朴素感。

二.物资和精神条件匮乏的现实

物资的匮乏使作品缺少“文辞繁缛”的物質基础，精神的匮乏使文学描写的“肆意放荡”缺少精神基础。1938年，二十五岁的孙犁通过同学的介绍参加人民自卫军的抗日宣传活动，正式开始了革命生涯，随军队辗转战斗在各个地区，当时根据地基本都建立在农村，再加上国破山河、百废待兴，物资自然不够供应，这在孙犁对笔下处处都有体现，他写过根据地的女同志给自己做的一双袜子，穿了两年，写自己如何珍视朋友送的一件大衣。其次，精神匮乏，当时教育事业没有普及，农村的人们除了干农活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精神上空白较多，在《铁木前传》的开头，孙犁用动情的笔墨写了农村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大戏，一年中间，也许听不到一次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3]物质和精神的匮乏在《吴召儿》中更有体现，当时孙犁和几位战士跟着吴召儿去他姑父家避难，孙犁表露了自己的期待：“在这个时候，一顿倭瓜，也是一种鼓励，这鼓励还包括：到了那里，我们就有个住处，有个地方躺一躺，有个老乡亲切地和我们说说话。”[4]就物质的匮乏方面。孙犁曾在《节约》里通过“号召”的口吻讲了几个小故事。所以，种种“不饰铺张”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描写的单一性，进而导致了白描手法的使用。

三.对宣传的作用的重视

“小说既是现实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孙犁对白描手法的重视，无疑有鲜明的时代因素。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会有假定的阅读对象，白居易在写诗的时候，会考虑老太太能不能看懂，古代的大臣上疏的时候，会考虑文词的优雅妥帖。孙犁所面对的读者群，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因此“让老百姓看懂”，并能体会作品中蕴含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操，对党的政策进行尽可能的宣传，是当时孙犁写作的目的，因此他多用白描手法、尚简单朴素。他在《文艺学习》中通过贬低“阶级社会的文学”展现了他“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态度：（作家们）有的便只在茶余酒后，写写文章，哥哥、妹妹。而这些作家并不肯叫一辈子哥哥妹妹的，他们还要用更大的力量，欺骗、麻醉那些终日劳动丧失了文学权利的人民，叫这大多数人信天知命，自认倒霉，修求来生。”他在《谈诗的语言》中对那些与白描手法相对应的“矫情”的句法、文法、修辞愤慨地进行了批判：“现代边区诗的语言，一定要把握大众说话的腔调的韵律。至于那七上八下的没有韵律词汇排列法，那并排四五节才成一整句的句法……现在边区诗的语言，应当是在习惯上为大众所共同使用的，真正白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语言。”在《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第一章》中，孙犁通过提倡通讯这一体裁，强调了“表达主题”的重要性。“一般避免了抽象的与主题无重要关联的描写、对话、评论等。文艺通讯，包括了通讯、速写、特写、访问记、印象记，以至报告文学，这些文学上的短小形式。”为提高根据地革命群众的写作热情和写作水平，孙犁主持策划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孙犁对写作目的和写作手法的要求通过他对此运动的评价而显现无遗，他在《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中用“姿态下放”的方式，呵护群众写作意愿的火苗：“应以朴素为重，不加润饰，不拿文学腔调，怎样真，就怎样写，怎样写着痛快，就怎样写……这是对的。”[5]

如果将宣传作用放到时代要求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可以发现，孙犁对短小文学的重视是有深刻的时代因素的，在行军匆忙，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短小，简练的表达无疑是最经济的手段，在《农村速写》中，孙犁点明了这一点：“人物素描。那时我是当作完成一个记者的任务写作的。写的都很仓促，不能全面，名之为速写……我想，如果我永不忘记他们，我想念的再多一些。再全面一些，今后，我也许还能够写些比较全面的，比较符合他们伟大的面貌的作品吧。”可见“简练”有时候并不是刻意而为之，而是不得不为之。

四.画论的启发

通过对白描的溯源介绍可以明白，白描手法本是绘画技法，后来才借用作为文学创作手法流传下来，它本身暗含了绘画与写作两种艺术手法的势能;孙犁的小说具有清新自然的美，在勾画自然物象方面别出心裁，这说明他具有很好的审美感觉，综合上述两个原因，我们将孙犁使用白描的原因归于画论的启发不无合理之处。

在《画的梦》中孙犁点名绘画的梦想：“我从小就喜欢画……”在《读画论记》一文中，谈到余绍宋的画论时，孙犁评价曰：“艺术规律相通，绘画如此，文学亦如此。”文学和绘画的相同之处，他在其它文章中也经常提到。在《战斗文艺的形式论》中，他谈到了把速写的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来的观点：“速写本来是绘画上的名词，后来才应用到文学上去。我们把眼睛感受到的外界事物的印象，用简洁的笔触如实地描写下来，这就叫作速写。”“普通的绘画，都以这种形式为最初的基础。现在应用到文学上去，这意义也差不多。”在布局上，绘画和文学创作也是“异曲同工”的，他在《文学短论·关于长篇小说》中说：“至于中间布局，并无成法。参照各家，略如绘画。当浓淡相问，疏密有致。一张一弛，哀乐调剂。”

五.吸收前人作品中的精华

（一）史书的影响

孙犁喜欢读历史书籍，历史书中，文言文简练的创作、表达手法给了他很多启发，在《与友人论传记》中，他提到传记文学需要向史书学习。“古人著书立说，有时称做‘删定或‘笔削。就是凭作者见识，在庞杂丛芜的材料中，做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6]他在《文学短论》里明确提到对《史记》的喜爱：“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他在一篇人物传记里，从来没有掺杂过个人的议论。……他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式，即客观地圆满地记述了人物的事迹。”

（二）古典小说的影响

孙犁善于从古典小说中学习白描手法，借鉴了《红楼梦》的地方尤其多。孙犁对《红楼梦》的喜爱异乎寻常，不仅在解放区讲《红楼梦》，在日后的文艺批评文章中，单引用《红楼梦》举例子的地方就至少有三十多次，可见《红楼梦》对他影响之深刻。在他的小说《村歌》第八、九页里，区长问香菊双眉的事时，一气到底，既不用环境描写来打断，也不用背景敷衍来渲染氛围，只用最简练的人物对话将氛围营造出来，王同志的几次插嘴也是非常必要的。使得叙事更为立体。但从人物的鲜活方面下手，这无疑是《红楼梦》的超级技法。

（三）鲁迅的影响

从白描手法概述中可以看出，鲁迅是白描手法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广泛使用白描手法，而且将白描上升为自己的创作风格。孙犁作为“红色”革命作家，对鲁迅的崇拜和敬仰自不待言，而对鲁迅的白描手法他也曾多次提及，在《文学短论·创新的准备》中他这样评价鲁迅：“他所善于运用的白描手法，讽刺笔调，综合古今，兼用中外，辛辣锋利，是一大发明，一直影响后来的现实主义作者。”在《文学短论·鲁迅的小说》中，他更是从正面赞扬了鲁迅的白描手法：“鲁迅先生几次说到白描笔法第好处。所谓白描，在写作上，就算避免浮夸，要求简练。……鲁迅的小说，是白描的杰品……”

通过对孙犁使用白描手法的原因的分析，可以说，孙犁的个性气质、时代背景、阅读经历都暗含了生成白描手法的势因，加之对孙犁作品的阅读理解，完全可以说，白描是孙犁小说创作的主要风格，在修辞上他近乎偏执的对白描手法的倚重，在现当代作家里无有二人。孙犁的这种“创作手法为解放区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7]。叶诚生认为：“作为解放区文学的别样抒写者，孙犁还为新文学的语言建构添加了清新健康的血液。他的文学语言有内在的文人情致与传统风味，也有自然的乡土气息和时代新质。在他的笔下，日常情趣与诗意笔墨、朴实语调与细腻修辞、明快冬日易与浓墨工笔，均有难得的一致性。”并进一步指出：“实际上，这股文坛的清新之风着实影响了一些作家的艺术道路，刘绍棠、韩映山等同样在河北、天津等地活动的青年作家先后接受孙犁的文学影响，形成文学史上习称的‘荷花淀派。”[8]

参考文献

[1]袁琦、杨安翔.浅谈刘勰《文心雕龙》中文学风格的论述[J].语文学刊，2014（12）：64-65.

[2]蒲文庆.晚年孙犁散文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7.

[3]孙晓燕.论“荷花淀派”小说浪漫主义风格的分化[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31-34.

[4]百度百科.吴召儿一[EB/OL].（ 2015-06-24）.https：//baike.so.com/doc

/9951079-10298588.html

[5]張世磊.屈原辞文体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7.

[6]毕文君等.史传内在背离下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完形性问题——以孙犁《风云初记》的文体裂隙为例[J].晋阳学刊，2014（3）：29-33.

[7]许嫩红.政治与诗意之间的选择叙事[J].天中学刊，2014（3）：88-91.

[8]叶诚生.“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J].东岳论丛，2011（11）：103-107.

[基金项目]2017年度湖南省社科评审委员会一般资助项目（编号：XSP17YBZZ106）;2016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编号：16B239）

（作者介绍：蒋敏，邵阳学院副教授，副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