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拟对中国传统儒家“和”思想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以期帮助人们了解习总书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关键词：儒家 “和”思想 内涵 外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体现的“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真、实、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新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来源则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和”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演绎出新时代的新内涵。

本文拟对中国传统儒家“和”思想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以期帮助人们了解习近平总书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和”思想的诠释

重“和”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突出标志。关于“和”的内涵，自古以来就有争议。有人认为“和”有“调和、折中、附和”等含义，还有的认为是“畏争、随大流、迁就”等民族心理观念。在发展“和”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又演绎出“和合”、“中”、“同”等词语，从不同字面和角度对传统“和”思想进行了阐述，丰富了传统儒家“和”思想宝库，他们的解释和看法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和”思想的某些特质。因此首先有必要澄清“和”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完整内涵。

1.与“和”思想有关词语的渊源辨析

“和同之辩”

“同”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与“和”相对应的哲学概念。“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系辞上》此时“同”的本意为“相同、相近、一致”。《国语·郑语》记载有周太史伯“和同”辩论的内容：周幽王八年，史伯在针对郑桓公“周其弊乎”提问时，说：“殆（近）于必弊（败）者也”，“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汉韦昭注：“杂，合也”）

《论语·子路第十三》提出“和而不同”并把它提升到人伦道德的高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熹释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意思是说君子重义，不盲从，不苟和，故能尊重对方不同的意见，能与之和谐相处;小人重利，只有利益相投才能同处，但一遇利益冲突，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在这里孔子把“和”与“同”两个概念完全对立起来了，“同”被孔子赋予“毫无原则的附和或者调和”的含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和同之辨”把“和而不同”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在“和”中保持“不同”，才是“和谐”的辩证方法。“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同之辨”开启中国传统思想中“王道”、“霸道”之争的先河，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和道德层面基础。

2.“中和”

“中”作为一种为人之道和处世理念，最早出现于商代《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所谓“中”，顾颉刚先生翻译为“中正”，王世舜先生译为“正道”，段玉载《说文解字注》云：“中，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各注者均认为“中”就是正确、合理。《尚书》的《立政》、《吕刑》等篇多处都提及“中”、“中正”和“中德”等，则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尚“中”思想。孔子赋予其新意，要求人们趋“中”而行，主张君主立“中”而治，借以协调社会关系，从而把“中”引人到“和”的范畴，实现了二者融汇合一，并灌注以“中庸”精神内核，称之为“中和”。从而把“中和”思想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认识和处理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

《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郑玄注：“位正也。”）这里的“中”就是恰到好处，“和”与之同义。因此，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就成为儒家“和”思想的立足点，也成为我们正确理解儒家“中和”（或者说“和”）思想的钥匙。

二.“和”的内涵界定

1.“和为贵”

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集中体现了儒家和谐观点。“和为贵”出自《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认为，“和”的原则是“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其意思是：认识事物不能臆测，不能拘泥，而是强调既要虚怀若谷，又要冷静灵活。

孔子主张用礼节制各等级身份及其行为，使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按照不同的方式行事。礼以“制中”为要，因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须以“礼”为准则，以“中庸”调节人的德行。这里说的“和”是指“礼贵得中，知所节”，就是说要在一定的秩序中讲究调整和均衡，从而达到和谐相善。以“贵和”而论，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荀子提出了“义分则和”的思想，对“礼”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概括，进而肯定了对“和”的价值追求。

《周礼·輈人》云：“和则安”。《易传》中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太和”，是“和之至也”。致“太和”，就可以万国安宁，民族繁荣昌盛。可见，自古中国人民就意识到“和”是国家安定、天下和谐的重要性。由于“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使中国人十分重视“和”局面的保持，做事不走极端，主张求同存异。“和为贵”思想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維原则，尤其成为处理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认为，人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仁爱，重视“和”与个人修身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他们认为“仁”是“和”的表现形式，“和”是通过“仁”来表达的。只有“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才能“仁者无敌”（《孟子》）。笔者统计过《论语》里“仁”字出现110次，足以看出孔子对“仁”的重视。

传统儒家学者系统地阐述了以“仁”为核心的“仁恕”理念，对如何达到“仁”、“恕”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措施。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他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第三》）。孟子也认为，一个人应该推己及人，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在他们心目中，“仁者爱人”乃是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协和万邦”的道德基础。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二是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亦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给予“恕”以定义。他们认为“恕”就是要求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推断别人的思想，从而达到推己及人即“仁”的目的。在儒家那里，“恕”是“和”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通过行“仁”、“恕”用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实现“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和”思想精神内核的外化极至，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最高价值。

3.务实睦邻、互利双赢的义利观点

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星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但他也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是他反对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中不择手段、见利忘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一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总之，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强调获得利益要以“义”为度。

孟子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但孟子并非不讲利：“富，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上》）但是他强调追利应在道义基础上：“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胭，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三.“和”思想的特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和”思想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质：

1.重义轻利

义利问题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传统儒家认为人们应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以义节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要求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传统儒家在充分肯定人们正当利益前提下，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强调私利要服从公义。反映在他们的“天下”观上，传统儒家学者认为国家不应当“以利为利”，而应当“以义为利”，只有追求人民共同利益，“为政以德”，才可以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荀子认为“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 （《荀子·王制》），这才是真正的大利，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2.致中、抑偏

《中庸》开章明义：“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非常注重“中庸”，强调“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主张和谐适度，反对极端。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强调要追求“和而不同”，既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又要保持本国的独立性;主张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前提上，与他人谋求平衡，以达到“和衷共济”、“协和万邦”。

3.提倡“王道”，反对“霸道”

有学者提出“发仁施政以王天下”，要求统治者不诉诸于武力、权谋，不以事功取胜，以行仁政去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孔子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第十六》）他们主张“以德平治天下”，“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们倡导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因此与“以攻伐为贤”的“霸道”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王道”思想靠仁德取胜，以天下归服为追求目标，强调最终要天下归心，社会安宁，不得而知，传统儒家“王道”思想代表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追求安稳生活的意愿。

4.“和为贵”，反对战争

儒家认为“和”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战争是破坏社会发展的主要诱因，因此主张“和为贵”，反对“攻战”。《左传·隐公六年》认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颜渊第十二》也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也认为：“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说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认为这是对他国利益的侵犯、对他国尊严的践踏。传统儒家认为战争应当以“禁残止暴”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争夺利益。因此他们极力反对“不义之战”，极力反对“以攻伐为贤”的“霸道”观念，要求统治者减轻“不义之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故而他们主张“文战”、“柔武”，尽可能采取非流血和平方式，实现“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传统儒家“和”思想十分重视仁义道德的内化作用，反对以暴力与战争，强调“和而不同”，亲邻友善，主张由“仁”而“爱”，进而致“和”，达到“协和万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杨伯峻.论语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圖书馆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2.10.25

[4]杨伯峻.论语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昂山素季民族观对我国西南边疆安全和中缅关系的影响研究》（2016-GMC-024），2016年度云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想与实践》（QN201601）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张根，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