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川合康三

（国学院大学 文学部，日本 东京都涩谷区）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台州学院共同举办的“唐诗之路国际学术会议”名为“唐诗之路”，却不仅仅与唐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晋以后的南朝文化当中，浙江省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意义。东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选》卷一一）正是吟咏台州天台山的作品。刘宋的谢灵运挥洒山水诗舞台的始宁、永嘉亦距此不远。由于南朝文学是在中国版图上相当有限的以建康（南京市）为中心的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范围内展开的，附近一带集中分布着当时的文学遗迹。因此在“唐诗之路”研讨会上，选取代表着南朝文学的总集《文选》来讨论，尚且还不偏离主题。

一、总集之典范

《文选》是传至今日的古籍中，最早编纂而成的总集。其编纂时期限于526年到531年这段极短暂的时间中，此结论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由于当时的总集不收录尚在人世的作家作品，自《文选》所收录的作家中最迟离世的陆倕（501-526）的卒年来算，编纂工作当开始于526年之后，又自编者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的卒年推知当在531年之前完成。在502年梁王朝取代南齐的20余年后的这个时期，王朝初创的势头强劲之余逐渐转向守成，应当是相对安定的。

在《文选》之前也并非不曾有过总集的编纂工作。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中，就记载了以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首的十二种较《文选》更早被编著的总集。然而在《隋书》成书数十年后的唐开元年间著录的记载了宫中图书馆的藏书目录的《旧唐书》经籍志中，只记录了四种《文选》之前的总集。另一方面，与《文选》相关的书籍，在昭明太子《文选》的基础上，还列举了李善注的《文选》、公孙罗的《文选》、萧该的《文选音》以及释道淹的《文选音义》。也就是将早于《文选》成书的总集大幅地减省，并且将与《文选》相关的书籍大量地增加了。

《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之间的这种差异，可以说明六朝时期编写的总集的大部分在初唐到盛唐这段时期中亡佚了，而相对于此，《文选》在这段时期中则取得了其作为总集的代表地位。一般而言，中国的书籍传承中，存在着一旦出现了具有支配地位的书，其他的书就会很快佚失的倾向。可以想见，六朝时期的总集在入唐以后的大量散佚，与对《文选》的接受度的拓展，两者具有互为表里的关系。

那么为何只有《文选》这一总集被传承下来了呢？首要的原因应当是其内容得当，但兴膳宏推测，其与先行的总集之间应当相差不大。因现在能确知的仅有佚书的卷数，若据此线索来看，那么《文选》三十卷的卷数和已散佚的其他总集相比不多不少，可以说是作为总集的一个比较恰当的分量。最初编纂总集的契机，正是因别集的数量增加而欲便于阅览之故，才选录作品著成书籍（《隋书》经籍志集部序）。在昭明太子《文选》序中，亦有慨叹此前作品堆积如山，必须要去粗存精，加以取舍的论说。在其之前的总集的卷数，如刘义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孔逭《文苑》一百卷等厚册，或是沈约《集钞》十卷、撰者不详的《集略》二十卷等薄册，这样极端的分别当中，《文选》的分量多寡适宜，至少可以看作是其得以保留的一个原因。

此外应重点虑及的是唐初著成的李善注这一出色注释。正如晋朝左思的《三都赋》写就之后也面临“时人未之重”［1］卷92，2376的境况，而在得到皇甫谧的赞誉，张载为《魏都赋》、刘逵为《吴都赋》《蜀都赋》作注之后得以盛行于世（《晋书·文苑传·左思传》）。优秀注解的添加，能够对作品、著述的广泛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选》较其他总集有压倒性的传播效果，正是藉由李善注这一契机而实现的。

进入唐朝以后《文选》作为总集之首的地位的确立，并不仅从《文选》的各种注释陆续出现这一现象中能窥知一二。此后的总集均以《文选》为范本进行编纂，也反映了《文选》作为总集的典范被不断传承研究的事实。例如中唐的裴潾就于文宗大和八年（834）接续梁昭明太子的《文选》而编写了《太和通选》三十卷。但是据《旧唐书》裴潾传记载，因其选取文章有所偏颇，非与裴潾交好亲友的作品则不得选录的缘故，并未得到好评。如此看来，《通选》只是集录了同时代作者作品的一部总集。

裴潾《太和通选》虽已亡佚，现在尚可考的所谓“唐人选唐诗”的其中之一，《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的序当中，还有“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的记载。可知追随《文选》者并非只有裴潾一人。

立足于《文选》的基础编纂而成的总集中最登峰造极的，当属宋初的一项堪称国家级别的文化项目，一千卷的《文苑英华》。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此书依循着收录了梁初为止的作品的《文选》体例，沿用《文选》的分类标准收录了梁末以后的作品。其收录作品大致接续着《文选》的收录时期，以及其分类方法沿袭《文选》，均能说明《文苑英华》是意在承继《文选》而编著的总集。尽管如此，与作品精挑细选的《文选》相比照，这一千卷的庞大体量，意欲整体网罗梁朝以后的文学而兼有全集的作用，两者的特性还是相当不同的。

不仅在编纂总集时《文选》是基准和规范，重视其作为书籍本身价值的相关记载在唐书中也俯拾皆是。书法大师裴行俭就曾在被高宗赐予的“绢素百卷”上以草书书写《文选》，并呈贡给高宗。此外还有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时，应吐蕃公主所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秘书省抄写赠与一事。能与经书之中尤为人熟知的三本书一同被异域番邦求赐，足见《文选》已确立了身为基本典籍的地位。

以上两例均与朝堂相关，亦即《文选》作为唐王朝的重要书籍已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同时也有逸事佐证《文选》渗透在朝堂之外广大的读书人群体中。盛唐时期李华撰写的《含元赋》，其友萧颖士阅后评价其“景福之上，灵光之下”［2］卷190下，5047。后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和魏何晏的《景福殿赋》作为宫殿之赋文，在《文选》卷一一中前后排列，而萧颖士评价李华的宫殿赋文介于两者之间。以收录在《文选》中的赋为评价标准，显示《文选》已获得作为文学作品的基准的地位。无论是写作《含元殿赋》的李华，还是评价它的萧颖士，都被视作唐代的古文先驱者。由此可看出，提倡复兴古文这种六朝以前的体式自由的散文的人们，即使对六朝文学大致都抱有批判态度，彼此之间也选择以《文选》为作品的评判基准。

《文选》在士大夫中的深入影响，也与科举考试中考评作诗有关。初唐时在进士科考试增加诗赋，由此作诗的人群迅速扩大，而应试者的参考书目正是《文选》。简便但极为简易的《五臣注》在盛唐初期的开元六年（718）的诞生，正是诗歌创作阶层扩张的连带产物。《文苑英华》的卷一八〇到卷一八九这十卷中，列录了“省试”（礼部主办的考试）、“州府试”（地方主办的考试）诗篇答案，而直接使用了《文选》所收诗篇内容为诗题的作品不在少数。由此不仅能窥见《文选》与科举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可知《文选》确立了唐王朝公认的文学范本的地位。

二、编纂时期及同时期的书籍

如前所述，《文选》的编纂时期限于525年到531年的数年之间。在此时期前后，陆续有与文学相关并且留存至今的重要书籍诞生。成体系的文学理论书的刘勰《文心雕龙》成于499年到501年间，逐个进行诗论的钟嵘《诗品》著于513年到518年之间，而与《文选》同属总集的《玉台新咏》则成于534年左右。也就是在六世纪前叶的30余年里，集中出现了《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玉台新咏》四本著作。

这四本书相互之间存在着对比关系。与作为文学论的《文心雕龙》与《诗品》相对，《文选》与《玉台新咏》是文学作品总集。文学论中，与《文心雕龙》以文学整体为对象相对，《诗品》则是以诗中的五言诗为对象。总集中，与《文选》以文学整体为对象相对，《玉台新咏》则仅以诗为对象。

文学论 总集文学整体诗《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玉台新咏》

同为文学论的两本书之间也存在着对比。《文心雕龙》旨在揭示文学应是如何的存在，以儒家的立场定义文学，即所谓文学理论书。与此相对，《诗品》如其原名《诗评》，是论评汉代至梁朝的诗人的文学批评书。

同属总集的两本书也具有不同的特性。《玉台新咏》以绮靡婉丽所谓艳诗为中心，是反映了当时流行偏好的诗集。而正如相对《诗品》《文心雕龙》的特征一样，《文选》重视文学的规则，具有规范严正的特点。这四本书存在的相互对照，或许是说明了在各自撰著时就认知到了他者的存在。

在其后也被作为重要典籍得以传世的这四本书，在约30年的短时间内集中诞生，正印证了文学发展至六世纪前半叶已相当成型，基于成熟文学观而延展向不同方向的书籍齐齐涌现。与其他三本书一样，《文选》的成立是此时期文学成熟的必然成果。

编者昭明太子萧统是梁朝初代皇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生于中兴元年（501）；被立为太子却未能即位，于大通三年（531）31岁时英年早逝。昭明太子是其谥号。梁朝皇族均嗜文学爱佛理，昭明太子自己亦创作诗文，其作品集有《昭明太子集》二十卷（现存六卷）。另外他也是陶渊明的早期推崇者，现知最早的陶渊明文集及序文（《陶渊明文集序》）就出自其手，他的《陶渊明传》接续南朝宋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征士”意为无官而有德的人。“诔”是悼亡文。此文收于《文选》卷五七）、梁朝沈约的《宋书·陶潜传》（陶渊明名潜字渊明），是早期记载陶渊明生平事迹的作品。

其父萧衍也是文学爱好者，即位前与沈约、谢朓同为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为中心的“竟陵八友”成员。即位后仍与旧友来往，并广揽新人，进一步扩张了文学团体的规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出色文人的聚集熏陶下，作为太子的昭明太子对文学产生了亲近和喜爱。《梁书》昭明太子传中，昭明太子崇文抑武、纤细感性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近年来日本对《文选》编纂的研究中，昭明太子近臣刘孝绰的参与和贡献被重视和强调。关于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到所谓编者的性质与书籍诞生的原委之间不是完全等同的。仅晚于《文选》不到十年的《玉台新咏》，以徐陵为其编者，但其编纂工作是奉昭明太子之弟萧纲（简文帝）的命令进行的，成果背后也有着以萧纲为中心，徐摛（徐陵之父）、庾肩吾（庾信之父）等人聚集的文人团体的努力，不单是徐陵脱离在外而独立编纂的作品。与此相同，昭明太子所在的由其父萧衍以来组建的文人团体中，刘孝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人。虽然《文选》与《玉台新咏》都是在当时文人团体中诞生的，但《文选》以作为皇族的昭明太子为编者，《玉台新咏》则冠以作为臣子的徐陵之名。这大概是两书一为典雅一为冶艳的特点相异所致吧。

三、收录范围 筛选标准

正如昭明太子的序文所述，《文选》是先依据文体分类，然后在各自文体分类下依作者的时代先后排列作品的。其文体包含韵文和非韵文，分为以下三十七种。

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 上书 启 弹事 笺 奏记 书 檄 对问 设论 辞 序 颂 赞 符命 史论 史述赞 论 连珠 箴 铭 诔 哀 碑文 墓志行状 吊文 祭文

此为《文选》目录中可见的分类，而实际于“书”“檄”之中收有名为“移”的文体，因此亦有三十八种文体的说法。

《文心雕龙》中文体分为三十三类，与《文选》的分类可说是大同小异。由此可见这是当时普遍认可的“文学”范畴，在其后也大致沿袭了这种文体分类。

《文选》和《文心雕龙》所收录文学作品的范围，远比今天所说的“文学”要广。这与西欧近代以前所谓的“文学”囊括了哲学思想、历史作品等广泛领域的概念相似。只是正如将在后文说明的，《文选》并未收录思想与历史作品。其中显然可见的是大量的官方言语与实用文书，如皇帝、皇族下达的命令与臣子上呈的意见等，冠以各种各样的文体名字被收录在内。这与中国的实用性的文章也俱为文句凝练、文采斐然的作品，并且从事文学的人同时在政治世界里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现象有着紧密关联。

《文选》所收录的众多文体中，内容最多的是“赋”与“诗”。从卷一到卷一九的前半部分是“赋”，从卷一九的后半部分到卷三一是“诗”，也就是说“赋”“诗”占据了全六十卷的一半以上。这大抵是因为在文学中“赋”与“诗”被视作是最具中心地位的文体。对汉代书籍整体进行了分类整理的《汉书》艺文志，将书籍分为“六艺略”“诸子略”等六类。其中与狭义的文学领域相对应的则是“诗赋略”，正如其名，“诗”“赋”是代表文学的形式。顺带一提，“文学”这个词在明治时期开始被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使用之前，作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指的是学问与古典素养。尽管指代我们之前讨论的“文学”概念的用语还没有出现，但《汉书》分出“诗赋略”一类，可以看出这个概念已经成型。另外，“诗赋略”中所列举的“诗”实则是“歌”，是广义上的诗的分类。

昭明太子将当时的文学分类为三十七（或说三十八）种，是在何种标准的范围内进行选取，换言之是把哪些定义为文学，其根据记载在《文选》序中。

首先作为儒家经典的经书是圣贤之书，与此有别。其次诸子撰著，即思想哲学的著述，则重视其谈论的内容而非着意于文字表现，也排除在外。还有记录历史事实的史书亦不属此类。总而言之，不包括后世所谓属于经、史、子部的言论（《文选》序中的排序为经、子、史）在内，最后只剩下了属于集部的内容。

但是，历史相关的文章中，论评历史的史论亦因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经过深沉的构思，以美妙语言书写表达）”［3］3而被采录。用于评价史论的这句话，是《序》中仅有的直接表述“何为文学”的内容，而关于除经、史、子之外剩下的属于文学的领域，仅用“篇章”“篇翰”“篇什”等语来指代。“篇章”“篇翰”“篇什”都是指代诗篇的用语，也就是具有poem而非poetry的含义。诗这一形式尽管被看作是文学的中心，但是并未被赋予更高层次的定义。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3］3，兼备实质和修辞的文字表现，是仅可从《序》中窥见的对文学的定义，即其内容不可不经过深沉构思，其表现不可不凝聚优美修辞。换言之，不重视对文字打磨的作品，或者说作品内容具有价值，但不注意如何书写表达的作品是不被归类为文学的。相比于六朝文学中将这种对文字表现形式的重视孕育为明显的修辞主义，更应着重了解其揭示文学本质的价值。“写什么”与“如何写”，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3］2（以确立意旨为宗旨，而不以文采表现为根本）,是不将思想哲学类书籍视作文学的理由，从中也能窥见昭明太子对雕琢书写表达方式的重视态度。在如今的文学批评中，一向专注于评论作品内容的同时，对表现形式的投入也被视作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不可不说昭明太子早有卓见。

上述说明了所谓“文学”的领域，那么从文学当中是如何选录作品的呢？《序》中并未提到其选录的标准，而从实际选录的作品来推测，应当是选取了各文体中堪称模范的作品。如此看来，《文选》也可视作是一本模范作品集。

宋朝苏轼在对《文选》的点评中，列举了他认为作品取舍不得当的内容，其中一点是陶渊明作品数量过少。即“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4］卷67，4798。前文介绍了昭明太子是陶渊明的忠实爱好者，但相比较陆机52篇、谢灵运38篇、颜延之21篇的收录情况，陶渊明作品仅有8首。但恐怕不能从此判断《文选》的选择标准。虽然昭明太子个人给予陶渊明高度评价，但从文学角度评判则是脱离当时规范的。“独取数首”亦可理解为在标准规范的选录方针下，竭力从与众不同的陶渊明作品里选出了8篇之多的作品。

以《文选》选录不全而后世补完之作，如宋陈仁子的《文选补遗》、元刘履的《选诗补遗》等等也陆续现世。应个人偏好与时代变化，自然会出现对作品取舍的异议。但无论兴起过多少异议，《文选》作为总集的地位在普通士大夫阶层中无可动摇，最终成为了先秦至南朝惟一的诗文总集，被世代传承至今。

唐代初年的高宗显庆三年（658），正值《文选》逐渐受到重视的时期，宫廷文人许敬宗在高宗敕命之下编写了名为《文馆词林》的一千卷诗文集。在其自汉至唐初的收录范围内，梁代为止的部分与《文选》相重叠，但这本书在中国已然亡佚，在日本也仅存数十卷。尽管此书与《文选》流派不同而具有珍贵价值，但在中国未能得以流传也并非偶然，而是因其不如《文选》具有压倒性的地位。

除《文馆词林》以外，此后再无与《文选》的收录范围相重叠的总集。虽然限于某一时代或缩减文体分类进行收录的总集接连诞生，但并没有与《文选》面向同一时期并从其整体中披沙拣金的总集。于此亦能体现《文选》在唐以前的总集中占据着他作无以企及的地位。

《文选》序中还可窥见《文选》从各种文体中选取堪为规范的佳作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生搬硬套的。能从序全文中领会到的昭明太子的主张和观点之一，是上述重视对文字表现的雕琢，还有一点则是文学具有随时而变、姿态丰富的特点。昭明太子以车轮为例，以古时没有车辐、形制朴素的车轮在当时已不复存在，来比喻事物会随时代发生变化，文学亦是“随时变改”的道理。他主张只看重质朴古风的价值远远不够，理应由质转文，将作品复杂多样的整体作为文学来看待。《文选》覆盖广大的文学范围和漫长时期的特点，亦体现他对多种多样文学形式的广泛涉猎。

四、《文选》中的作者群体

《文选》中最早的作者是春秋时代孔子弟子之一的卜商（字子夏，公元前507？—公元前420）。但称为其作的《毛诗序》（卷四五），如今则普遍不认为是他的作品。主张是前汉的毛公（毛亨、毛苌）、后汉的卫宏等所作的言论亦众说纷纭，只有无论作者是谁都应是晚于汉代的人物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包括在其后被收录作品的同属先秦作者的屈原、宋玉、荆轲，将他们作为作品的实际创作者是否真的妥当呢？毕竟作品是某一作者的独有物这一概念应是晚于这个时期出现的。

《文选》的诗类中，从已提及的战国末年的荆轲开始，前汉则收录有汉高祖（刘邦）、韦孟、李陵、苏武和班婕妤的作品，但前汉诗与其作者的直接关联也很难断言。荆轲和汉高祖刘邦的诗表现的是极度戏剧化的场面，是身处其中的主人公自我咏叹的作品。因此与其说称他们是作者，更应说是故事中的登场人物之一。李陵、苏武之诗被称为五言诗之祖，但正如《文心雕龙》所述“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5］卷2，66，包括其后的班婕妤在内，他们的作品早已被视为伪作。李陵、苏武的送别诗，其内容与两人并无关联，恐怕是因为关于他们的史实记载演变成了耳熟能详的故事，于是将后汉无名氏的送别诗挂在这两位名人的名下吧。班婕妤《怨歌行》表达的是忧心或将失宠的惶恐不安，与已然失宠的班婕妤的经历并不完全吻合。或许只是将普遍的闺怨诗托名于班婕妤这个深宫中悲剧女性的代表人物罢了。

如此看来，能确知作品作者一事是从二世纪末的建安时期开始的。建安虽为后汉最后一个年号，但实际上当时的实权已经掌握在三国魏国的曹操手中。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与以他们为中心聚集的、以王粲为首的建安文人们组成的文学团体，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开始作为诗独立发展的源头。他们互相之间的“赠答诗”，由于被赋予了特定作者写给特定对象的具体关系，也就具备了无可替代的个人特色的表现风格。建安的“公宴诗”基于宴饮应酬的背景，兼具了古代祭祀仪礼的气质和个人的体验感触，展现出过渡风格的形态。整体来看中国诗的演变，是从团体性向个人性的方向发展，建安文学可称作是此发展过程中数个飞跃性变化的阶段之一。

《文选》当中还收录有建安文学之前作者不详的《乐府》《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置于卷二十九，杂诗之首的位置，而公元前100年前后出生的李陵、苏武的诗位于其后，这种安排或许说明了《文选》以《古诗十九首》为西汉前半期所作。虽然今日亦有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是前汉作品，但在同时期并没有其他形态成熟的五言诗存在，将其归于距建安不远的东汉后半期（二世纪）似乎更为妥当。《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在言辞和内容上多有重叠，建安文人继承了这种已然成熟的五言诗，进而创造了将集体抒情推向个人抒情的建安文学。

在建安时期大量涌现的诗人当中，“天下才共一石，曹植独占八斗”的曹植被视作唐以前最优秀的诗人。他在与其兄曹丕的政治角逐中落得不幸结局，留下了富有抗争精神的诗作。而曹丕虽则文才不及曹植，但他带领建安文人探索了文学的广泛形态，亦是不可忽略的人物。以曹丕、曹植二人为中心群聚的建安文人团体，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文学团体。其中或许有欲为曹操所用的政治上的潜在动力，或许有参与在曹丕曹植的角逐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但他们之间共有的团结意识，正如曹丕在成员大多谢世后表达伤怀之情的《与吴质书》，与更晚期的谢灵运抒写对他们的追思之情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所写的一样，充斥着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友爱之情。

时间推移至三世纪中叶前后，曹操的嫡子曹丕建立了魏王朝，在其内部，战功卓著的司马懿势力较强，与曹氏一族的对立不断加深。在如此动荡的政治状况下，同属曹氏一方的阮籍和嵇康身处来自司马氏的压迫之中，因此与建安文学在共融团体中进行开展的情况不同，阮籍和嵇康逃离严酷的外部环境，潜心遁世地创作着内向型的作品。由此在建安文学中展露的个体性也因此具有了自闭内向的风格而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265年，司马炎推翻魏朝建立了晋朝。晋（西晋）文学中的突出代表者陆机本为吴国名门出身，母国灭亡后入仕西晋，在这样复杂的背景立场下谋求自保与名利的平衡，在当权者之间游走，最后受刑而死。陆机在《文选》中被收录的作品最多，涉及的文体也非常广泛，他从事的文学规模之大，可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人。

西晋崩坏于王朝内部的斗争与对抗北方各民族的战斗之中，在其末年的混乱中被卷入惨烈纷争的刘琨、卢谌，留下了他们在严苛的条件下保有的灵魂之音。

取代西晋王朝的是于317年迁都至江南建康（南京市）的东晋。这次南渡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变动，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由之前的长安洛阳一带的中原地区转移到了风土全然不同的南方。420年，南朝宋掌握了王朝政权，山水诗之祖的谢灵运现世，他看待自然的全新视角，正是基于北方风土的传统产生彻底性变化的影响所致。谢灵运山水诗中描绘的自然不是广为人知的名胜古迹，而是自行探索着不知名的山水风景。于是在他与观赏对象一对一的相处中，孕育了自然与诗人之间的全新关系。他对山水的欣赏诉求原本是出自追寻宗教上的启示，而后才发展为纯粹地对山水风景进行审美。他遁入山水之中的动机，是为了弥补自身在政治上的不遇，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生于东晋与南朝宋之间的陶渊明在《文选》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中都是相当奇异的人物。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大体上是由皇族、王室以及朝野最上层阶级的权贵人事所把持的，同时不仅受限于阶层，文学的开展也限制在以都城为中心的地域里。然而陶渊明数度出仕又数度卸任，基本一直居住在其故乡浔阳（江西省九江市），从未出任过显贵职位，也始终与文坛中心无缘，独自一人钻研着文学。他能创作出超脱时代的文学作品，与他所处的这种环境不无关系。然而陶渊明这样穷乡僻壤里的孤高诗人，在身处文学中心的有名文人中却也不乏他的爱好者。前述的《文选》编者昭明太子就是晚于陶渊明百年左右的一位热心读者。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则有颜延之对其文学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谢灵运合称为宋代文学双璧的颜延之，在其公务出行途中前去拜访过陶渊明，在陶渊明逝世后悼念而作《陶征士诔》盛赞其文。然而无论是与陶渊明相交甚密的颜延之，还是其百年后的忠实读者昭明太子，他们自身的作品中却找不到陶渊明作品的影子。陶渊明所开辟出的全新文学，要到唐代乃至接下来的宋代才有了显著的渗透和传播。

480年，取代了南朝宋的南齐，谢朓继承了其族人谢灵运的风景描写。但与谢灵运于山水风景中追寻宗教启示不同，他单纯地面对着风景的美感本身，细致地描摹着山水的姿态。他作为叙景诗人，与谢灵运一样的具有内里彷徨无定的特点，作品表现出的景与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梁朝时沈约雄踞着文坛的君主地位，他历经宋、南齐、梁三朝，在官场上也占据了崇高的地位。他涉猎的众多文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创的名为“永明体”的全新诗体。所谓永明是南齐武帝的年号（481―493）。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作为其门下“竟陵八友”的中心人物，宣传提倡“四声八病说”，旨在探求和运用声调的规律，并直接影响了其后在唐代成型的近体诗声律规则。

《文选》的诗类，在江淹的《杂体诗》处告一段落。《杂体诗》是江淹以30位前辈诗人为典范，模仿他们的代表作进行的拟作。大体上以时代顺序排列的30首诗，恰以拟诗的形式展现了文学史的历程样态。将它当作诗整体的总结置于诗类的末尾，可说是非常恰当了。此30首从模拟《古诗十九首》的《古别离》开始，选取了魏晋至梁朝的重要作者。除了许询、惠休二人未被采录之外，这些诗人在《文选》中也同样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可看出江淹看待诗史与《文选》编纂基准之间的差异。许询是东晋的玄言诗诗人。阐述老庄思想的玄言诗，如《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言“老庄告退，山水方滋”［5］卷2，67，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流行之后，随着山水诗的蓬勃发展而逐渐销声匿迹了。如今已难觅其踪的玄言诗，在《文选》编纂的时候也早已是过时的文学了，但江淹独取许询为30首拟作对象之一，说明对他而言，许询是六朝诗人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另一位人物惠休专擅艳诗而流行于南朝宋。作为艳诗总集的《玉台新咏》中收录了其四首作品，而《文选》中则全无收录。江淹拟作的对象中，《文选》对此二人作品不予记载的取舍，可以窥见《文选》的筛选基准有怎样的原则。

五、受容的变化

《文选》荟萃汉魏南北朝文学的精华，始终被视为重要的总集，但对其具体的接受是随时易变的。如前文所述，初唐时《文选》及其杰出注释本一同受到了极高的重视，直到盛唐简便易懂的《五臣注》的出现，是其受众层面进一步扩大，影响进一步渗透的表现。但到北宋时期开始出现对《文选》的批判言论，苏轼就在《答刘沔都曹书》中提到：

识真者少，盖从古所病。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4］卷49，5331

例证之一是对在不知李陵、苏武诗（卷二九，李陵《与苏武》三首，苏武《诗》四首）为伪作的情况下收录的不实性的责难。关于这两人的诗作，早在苏轼所列举的唐刘知几的《史通》的批评之前，《文心雕龙》就质疑了其真实性，说明这在当时就应该是广受质疑的问题。很难相信昭明太子对此一无所知，将这两人诗作归于那个时期恐怕是一种暂且的处理手段。无论其意图为何，苏轼对此给予了“此与儿童之见何异”的非常强烈的指责。

除此篇文章之外，苏轼也时常在其他作品中批判《文选》，有“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4］卷67，4798这样相当严苛的言论。正如宋代对《诗经》的解读，与到唐朝为止一贯效法“毛传”“郑笺”的传统产生偏离，而有苏轼老师欧阳修的《诗本义》和苏轼弟弟苏辙的《诗集传》等作品，孕育了开辟探索全新解读的学风一样，苏轼对《文选》批评，是与宋代的时代风格相一致的。

“《文选》烂，秀才半”（熟读《文选》，考取秀才有望），是时常被引用为表现《文选》影响力的俗语，然而观其出处的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的完整一段，则会发现陆游想表达的另有其意。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喫羊肉。苏文生，喫菜羮。”［7］卷8，100

陆游表达的是在宋代发生的对文学的普遍取向的变动，即由在北宋《文选》的流行已经渐渐褪去热度，到南宋对苏轼极度狂热的变化，以及追逐时代的好恶潮流能够带来如“秀才半”“喫羊肉”的实际利益的普遍观念的流行。确如“《文选》烂，秀才半”的一贯观念，熟读《文选》是登科的必要准备。但这种为了科举出仕的一般士大夫之间的说法，文采超群的陆游则是冷眼旁观地记录了这个社会现象。陆游所列举的“草必称‘王孙’”等例，是在嘲弄照搬《文选》中的词汇，矫饰成文学的低劣手段，这样老套的文学言辞当然是极为“陈腐”的。这说明《文选》影响力已深入到着手诗文创作者言必提及的程度，并且对于才华非凡的文人而言，要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则不可不从中超脱出来。也就是说，《文选》在成为以文学标准创作诗文时重要素材的同时，亦是想要开辟个人文学风格的文人们必须挣脱的对象。

上溯到唐代，“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8］卷14，1248；“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8］卷17，1478两句常被引用为佐证杜甫对《文选》的重视。然而此处也应超越这两句，从诗篇整体来分析如何看待《文选》。前者是大历元年，杜甫滞留云安时所写题为《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诗中的一句，描绘的是命婢女奉酒，与孩童一同诵读《文选》的日常生活场景。后者见于大历元年，以“宗武生日”（即次子宗武的生日）为题的诗中。是教育宗武，不必学老莱子彩衣娱亲的孝行，更应当熟读《文选》详解其义。也就是说这两首杜甫诗中可见的《文选》，都被视为孩童教材。如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中称“杜子美喜用《文选》语”［9］卷3，39，杜甫的诗中确实常见出自《文选》的用语，然而这与陆游嘲笑的“草必称‘王孙’”——避“草”字而代以《文选》中的“王孙”来矫饰文采这样陈腐的低劣手段，应当是有所区别的。相比起杜甫如何常用《文选》用语，更要探索他如何活用《文选》用语，又如何舍弃《文选》用语，并如何由此创作出超越《文选》的语言表现，这将成为今后阅读杜诗的课题。简而言之，规范只能是规范，而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表现是以规范为基础的同时，如何与规范相抗争，如何跨越规范，继而开拓出新领域。对发现真正的诗人们苦心孤诣的成果而言，作为他们出发的基础的《文选》也是重要的典籍。

结 语

中国古典文学最为显著的特质，是其文学传统惊人地在长时间里保持着稳定如一的发展状态。传统的一贯性不仅限于文学，更与文化整体乃至社会政体、更新换代的王朝的传承相关联。而支撑着这种文学传统的一贯性的其中之一，正是《文选》这一总集。对人人从事诗文的士大夫而言，《文选》是必不可少的范本；对在规范严苛的古典文学界出类拔萃的文人们而言，《文选》亦是他们立学的基础；相当于对所有致力于古典诗文的人而言，《文选》也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