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子兴

阅读2018年深秋季众多文学期刊中的短篇小说作品，以城市（城镇）为背景或题材的书写占据了多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都大为拓展，文学作品的题材也随之转变，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持续增多。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知识分子们依然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城市文学世界的建构，以及对人的精神命运的探索。

郝景芳在自己的作品集《孤独深处》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出离世界的感觉是最孤独的孤独。”在虚构的城市（城镇）环境里，各式人物无形之中被贴上了“孤独”的标签，演绎着一场场风格迥异的戏码：他们在自我精神与外部物质的两个世界之间游离，即使在某一时刻找到了暂时能够栖居的地方，还须忍受游离所带来的孤独，以及孤独造成的痛苦。个人在与世界的对话、思索和抗争中显得愈发混乱、弱小、无助。就这样，更多的人逐渐迷失在喧嚣的新型社会之中，他们无法忍受独自身于城市的孤独，开始寻找灵魂可以安居的“桃花源”。

怎样独自生存？该以何种姿态面对人生最终的交响，也就是“死亡”？如何维系附着于自己的亲情、友情、爱情与婚姻？……当一个个现实的甚至有些残忍的问题摆在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面前，该如何解答？在进行一番创作探索之后，创作者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合适却又无奈的答案：

生死皆孤独。

海德格尔认为，生与死不是毫不相关的，也非二元对立的，死亡是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死亡并不是虚空的消失，而是承载了丰富的内涵。作家的叙事意在反映当下的社会现象与生存现状，是对现实的投射与再现：生者在追寻某种绝对的自由和存在的价值，同时也在思考死亡时的姿态与意义。有人说，先学会生存，才能坦然面对死亡。但倘若能跳脱生与死这个永恒循环的命题，而在一旁冷静地审视它，或许更能够准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小说《没人拒绝得了董小姐》（《十月》2018年第6期）中，“90后”作家庞羽塑造了一对性格和人生境遇完全不同的董小姐：董雪君含蓄，董小宛直率;前者已在城镇的公安局工作，后者即将成为别人的新娘。两位董小姐租车出城旅行，一路向南到达普陀山下的桃花岛，与其说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如说是从一种长久囿于城市生活、身缠各种社会关系的状态中逃离。夜晚海滩边燃起篝火，董小宛在游戏中要求一位陌生男子乔伊与她同床共枕，乔伊和众人一样惊慌失措，离开海边，只留下两位董小姐醉饮而眠。董小宛既想在脑海中摆脱她的十二位前男友，又想通过一个放纵的夜晚来暂时忘却自己即将结婚的事实。即使是桃花岛这样远离喧闹的地方，也因存在道德的约束而无法实现绝对的自由。董小宛是孤独的，她把自己的下半辈子“交代”给了一位富豪，用以钱构筑出来的婚姻来伪装无法得到真正爱情的痛苦，小宛在海边的失态与纵情，正是她内心的凄凉和创伤撕裂的声音。董雪君亦是孤独的，她的手机里有一款名叫《旅行青蛙》的游戏，她常看小青蛙发来世界各地的相片来排解烦闷，借着虚拟世界的光鲜靓丽来掩饰真实世界中的平淡无奇。庞羽为这场夜游的末尾——董雪君独自面对沙滩、潮汐、黑暗与日出——设计了类似电影画面的宽阔视野，不失为一种富有镜头感创作尝试。故事的最后，作者似乎想要告示读者，无穷的、虚拟的乌托邦世界是“神才会去的地方”，虽然那里给予人们生存的无限想象，但永远触摸不到;而海边、山峦、树林和咖啡馆这样的现实具象，是“人类要去的地方”，脚踏实地才是最终的归宿。

白琳是近几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潜力派青年作家，她的散文和小说在业内曾引起一些有关文体界定的讨论，但文体的模糊也无可厚非，读者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将之作为一种陌生化写作的方式来理解并不会很为难。《马尔堡的伊丽莎白》（《青年文学》2018年第10期）是一部接近于中篇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讲述主人公“我”接到十年未曾谋面的大学同学伊丽莎白的电话，专门制定了出行计划，从意大利库内奥前往遥远的德国马尔堡见伊丽莎白的故事，而此时的伊丽莎白已经因病躺在床上三个月了。作者将两条叙事线索平行交汇，一条线索讲述“我”去马尔堡途中的见闻，另一条线索则是对“我”和大学同学读书时光的回忆。可以看出的是，不论是在国内与男友分手而逃到欧洲生活的“我”，还是独自一人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的伊丽莎白，两位女性角色都在忍受独自一人居住在某个陌生城市所带来的身心孤独。正如文本中所写，没有期待的生活更加轻松，平安地活着“无非就是忍受孤独”。随着“我”即将与伊丽莎白见面，两人精神的孤独似乎都可以得到缓解，但这只是暂时的“栖居”罢了，她们依然会长期处于一种持续的迷茫之中，难以寻得出口。当然，城市文学在精神世界层面的建构不只有孤独这一种状态，本文已经触及思考生存意义的边界。

为自己而活，还是为最爱的人而活？宝树的小说《妞妞》（《花城》2018年第5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温暖而又痛心的故事，直击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隐性家庭问题“失独”。小说中的主人公董方和妻子沈兰，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不到两岁的心爱女儿妞妞，一方面为了抚平精神有些失常的妻子的痛苦，另一方面无法压抑心中的好奇与失而复得的渴望，董方在陌生妇人的建议下，购买了一个仿生人，利用夫妻俩为女儿拍下的所有视频资料，重塑了一个“妞妞”。人的情感力量强大到可以蒙蔽真实，认为女儿没有死的沈兰自然大为欢喜，她还像原来那样照顾妞妞，董方虽然知道至爱的女儿是如何“回来”的，却也选择暂时遮蔽自己的双眼。人工智能是信息时代发展至今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之一，仿生人可以代替爱人的身体，但这只能暂时抚平心灵的創口，并不能长久。当董方发现仿生的妞妞并不能像真的孩子一样成长，抚养新的“妞妞”只是在无谓重复一个特定时间段的过程时，他与妻子沈兰的争吵就变成了回归现实和沉溺虚空的矛盾碰撞。沈兰显然无法立刻答应丈夫提出的“再要一个孩子”的要求，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无法放下自己的女儿，显然走不出妞妞坠楼而死的自责与创痛。故事在后半段发生了最为意外的转折，董方为了让自己和妻子重回现实，触发了“妞妞”发生坠楼的环境机制，可未曾想沈兰追出窗口，董方在这一刻又失去了真正的妻子。故事的最后，董方也滑落进虚拟的世界，他无法接受孤独一人生活，无法接受失去曾经留给自己清澈的爱情回忆的妻子，于是再次选择了与仿生的妻女共同生活，一遍遍地重复最为温馨的那段家庭时光。这场亲情悲剧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失独”固然悲痛，但走不出失独的阴影、选择停留在过去的美好之中，才是真正的堕落。刻骨铭心的亲情最好还是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而不是用科技手段加以重复。这篇小说给予众多“失独”家庭一个重要提醒：生活总是要向前看，生命也需要代代赓续，坚强地活下去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

同樣揭示生存困境的，还有李云的中短篇作品《翁先生》（《钟山》，2018年第5期）。小说将故事设置在城市边缘一个即将进行旅游景区改造的颇具古风的小镇“枫桥街”，街上有一家祖传酒坊，酒坊的主人是三十余岁的翁先生。某日翁先生在酒坊里偶遇前来采风写作的姚晓娇，随后两人坠入情爱之中，陷入肉体的狂欢。我们可能难以准确地还原作者设置这样一个叙事场景的初衷，但不由令人臆想这是对文学史上某个著名江南小镇的模拟刻画：小有历史的酒坊、穿长衫的翁先生、大缸的黄酒……，只不过枫桥街除了酒坊大多是香烛烟纸店，无形中使氛围压抑起来。姚晓娇的出现，正如一潭死水中投进一块石子，为死气沉沉的街道点缀上些许欢快的生机。翁先生单身多年，父亲早逝，母亲又抛弃他出了家，翁先生只好留在酒坊操持家业，他的精神世界里缺少了来自外部的爱，姚晓娇的到来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姚晓娇陷入了翁先生以肉欲编织出的情网之中，即使这张网在刚刚张开的时候，还带有一丝复古的浪漫——泡桐花入青瓷瓶，浸润黄酒，名曰“紫云香”，可一旦深陷，她再想跳脱出来已无可能。酒坊就是一个无形的枷锁，锁住了翁先生的孤独、陈腐与扭曲的内心;小楼里阴暗的房间也是一把无形的枷锁，锁住了姚晓娇对自由的渴求，将她与小镇外的世界割裂开来（送来的快递便是最好的证据）。翁先生听闻姚晓娇反复要求离开之后陷入癫狂，为了能够留下这份欲望带来的虚荣和满足，他选择掐死姚晓娇，让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小说似乎想借翁先生和姚晓娇的悲剧来暗喻，旧中国的愚昧迂腐、吃人的情状和人的精神病痛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不过变换了一种形态，或是被现代社会赋予了更新的、令人恐惧的含义，隐藏在城市边缘的最不起眼的地方，悄悄吞噬着明亮、热烈、自由与奔放。

读完徐衎的《天边一朵云》（《人民文学》2018年第11期），心中感受十分复杂。故事情节有一些超乎常情。“我”与阿一相识于我的同学刘梦茹的婚礼，又在另一位同学柳柳的追悼会上重逢。交往并同居后，阿一每天为“我”做各式各样的饭菜，却拒绝与“我”有更多的身体上的接触。两个人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最终使得矛盾爆发。阿一选择搬走，也恢复了交往前参加红白事的频率，可却在“我”家留下了一小袋有特殊意义的烟头。雨夜中，阿一面对这一小袋烟头向我坦白心结：与“我”交往只是为了试图忘记她从前暗恋的那个人，这袋烟头是他仅有的遗物，而那个人因为意外早已离开了人世。阿一在暗恋时，总是想着比对方“更能牺牲自己”，正如故事当中所说的那样，“我从阿一身上看到了包法利夫人，或者包法利夫人的某些部分”。阿一的孤独在于她主动将自己与身边的一切隔离，过早地审视身处的环境，不愿面对大喜大悲所带来的情感起伏与落差。冒名参加陌生人婚宴和葬礼，提前体验生的幸福、对视死的深渊，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无法走出情感悲剧所导致的抑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学会珍惜眼前的人，珍惜自己。人只有直面死亡的时候，才会萌发勾勒生的清晰想法。作者在文本中又通过叙述多位与阿一相关的人的死亡，来衬托阿一这一个体艰难、迷茫的生存状态。母亲的去世让阿一在这个世间更加无依无靠，她最终还是放下了心中的人，舍掉了那份遗物，可另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正在暗处加剧膨胀。当所有自己珍视的东西都消逝殆尽，或许就能够放弃与其的羁绊与牵连。死亡是失色的，但活着是绚烂的。[至于标题“天边一朵云”，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阿一对“我”的一句承诺：阿一当年暗恋的男生会吐心形的烟圈，正是因为此，阿一留下了烟头作为对他仅有的念想，只有当天上再次出现心形的云朵时，她才能从这段情感中彻底走出来，留在“我”的身边。]

讽刺与反转是《角色》（《钟山》2018年第5期）这篇作品最大的特点。小说抓住了当下社会人际关系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即“信任危机”。作者范小青在故事中埋下了一条“行骗”的主线，而这条主线上又“挂”着很多与之相似的现象，从而形成批判的合力，情节因此更加丰富。“我”是一个游走于火车站人群之中，做着违法行为的骗子，专门挑选没有防备心的外地中年妇女下手，以帮她们买回程票为名义骗取钱财。在一次行骗过程中，“我”遭受了一点儿“意外”：为了能够成功行骗，“我”帮助一位钱包和身份证被偷的大妈办理临时身份证，在拍照、办理窗口核对身份证号的过程中出现了数次意外情况，这使得排队等待办证的人们失去了耐心，纷纷怀疑大妈是骗子，同时上前告诫我要长点心眼。一个“货真价实”的骗子被周围的所有陌生人合力“蒙骗”，“我”行骗的对象反而变成了来骗我的人。经历过这次彻底的反转，“我”忘记了自己行骗的计划，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火车站的人与言之中迷失自我，无法继续以骗子的角色生存下去。“后来，我已经无法再到火车站工作了，因为一到火车站，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在这个故事所建构的叙述场域当中，人人都是看客，人人都在行骗，带给读者的冲击丝毫不亚于鲁迅笔下“人人吃我，我也吃人”的狂人之言、疯狂社会。

近些年常有优秀作品发表的作家班宇，在《冬泳》（《当代》2018年第6期）一文中将目光投向了困扰当下中青年人的热点问题“相亲”，但相亲只是作者设置的其中一条非常明显的线索而已，行文或许意不在此。“我”在父母的安排下出来相亲，结识了结过婚且有个女儿的隋菲。“我”与隋菲像一对成熟的恋人一样相处，逐渐从有所防备到相互依靠。在与隋菲的互相了解中，“我”听闻了她与前夫的故事，知道了她的父亲有可能是被前夫所害而意外身亡，也答应去幼儿园拍她女儿的生活照。某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夜店遇见了隋菲的前夫。之后的一个深夜，趁着他去找隋菲要抚养费的机会，“我”拿起砖头将这个男人击晕在路边。“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文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隋菲的遭遇激起了“我”的正义感，她正在经历失去父亲而无法找到凶手的痛苦，以及女儿没有跟随自己生活的孤独，而这种亲情的缺失正是需要“我”适时出手来保护的。小说最为精彩的是文末一段意识流书写。隋菲和女儿在明渠旁为隋菲死去的父亲烧纸，而“我”在他们身后陷入了思维的幻象之中。在与隋菲相处的过程中，她的故事逐渐填满了“我”的脑海，我仿佛在意识的水流中亲身经历了那些故事，这和“我”在冬泳时的感觉异常相似，水流缓慢而又温暖，耳边的声音从嘈杂到模糊，眼前从明亮到混沌。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