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生

摘 要：常人方法学告诉我们，行动主体具有“权宜性”“索引性”和“反身性”等特点，主体间的社会互动正是借此而得以产生和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需要借助于社会互动，而微观的社会互动所具有的“权宜性”“索引性”和“反身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必须要做到培育的情境化、系统化和权威化，唯有如此才能和不同的主体形成全面、持续和有效的社会互动，进而顺利地实施和开展个体的社会化工作，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关键词：常人方法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情境化;系统化;权威化

中图分类号： D6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2-0026-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涉到我们能否顺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个体都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社会化，社会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存在乃至发展是极其必要的。实际上，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即社会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的社会化只有在社会互动中才能完成。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无法离开主体间的社会互动。受此启发，我们尝试通过一种微观的社会互动理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培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机制，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

一、“权宜性”与培育的情境化

行动主体具有权宜性（contingency）特点。在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中，他所发现的日常生活世界秩序得以建构和解释的第一个机制就是行动的权宜性。所谓行动的权宜性，是指“行动并非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根据场景条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的”[2]54。也就是说，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并非一劳永逸地依靠某种规则来加以解决，而是行动者根据情境的变化，然后凭借复杂的技术和方法不断灵活变通自己的行动来加以完成。加芬克尔认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很多这样的现象和行为，以至于大家见怪不怪，认为这些维持互动所进行的努力、过程和方法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这些理所当然的东西一旦被打破的话，“失范”和“混乱”就会一览无遗，社会行动的内在组织过程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学家为了让这些普通人维持互动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成为可观察的行动和对象，就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有目的地破坏人们这种想当然的努力，进而造成互动的中断和失败，以便凸显这种理性的组织过程，这就是加芬克尔所谓的“破坏性实验”。在其中的一个破坏性实验中，加芬克尔要求自己的学生以借宿者的身份在家中与自己的亲人进行交流互动，并要求他们记录整个过程。学生们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回家后便以借宿者的身份与家人相处，表现得异常绅士和礼貌，连打开冰箱都要说声抱歉。后来在学生们的记录中加芬克尔发现，这些学生的家人对自己孩子的行为表现得十分震惊和焦虑，他们觉得孩子一定是生病了、發疯了。互动很快就无法维持，只能草草收场。由此可见，在日常生活中，主体之间互动的维持实际上需要依靠双方的努力，他们必须要注意到彼此间的身份、地位以及其他情境的变化，只要一方忽略或漠视这种情境，正常的互动立刻就会被打断，交流和沟通就会因此而失败。

在生活世界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涉及权宜性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主体，政府、学校、媒体、社区、社会组织及其相关人员在与自己的培育对象进行互动时，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互动的权宜性，必须要高度关注培育的情境化。所谓培育的情境化，就是培育主体要改变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刻板互动模式，要根据培育对象的特点以及所处的具体环境对互动模式作灵活的应变，以保持互动的全面性、持续性和有效性，顺利达成培育的目标。当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情境化，培育主体必须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和环境，灵活地运用显性化和隐性化、严肃性和生动性的培育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开而严肃地宣传，以抵制西方的腐朽思想以及所谓的普世性价值观，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教育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意义重大。这种培育方式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效果良好，但对于一些特殊人群，由于他们的特点和所处的情境造成这种培育方式效果不佳，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少年儿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应该同成年人不一样，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3]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对象中，青少年群体确实非常特殊。在他们自我性格的形成时期，常常通过否定权威和标新立异来寻求非凡，以获得满足和确立自我，同时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在客观上呼应和强化了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显性和严肃的培育往往会导致他们漠然的态度甚至是对立的情绪。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适应这些群体的特点，作出情境化的处理——隐性化和生动性，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4]。对于这样的特殊群体，我们要不断创新互动平台，努力创新话语体系，适应他们的年龄特点，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交流。譬如，由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的福建省高校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马当先”知识竞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与青年大学生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该平台的创建有效地激发了高校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情，很多媒体惊呼“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福建省大学生中火了起来”。另外，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一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灯谜歌，它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引人入胜、琅琅上口的儿歌，让孩子们在歌舞欢笑中得到了主旨教育，不经意间系好了人生的“第一粒纽扣”。这些互动方式之所以效果极佳，究其原因，是因为它尊重了受众主体的特点，以一种合乎他们特点的方式与之进行交流沟通，因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究和摸索，完善与不同对象互动的方式，找到适合不同群体的各种培育情境。

二、“索引性”与培育的系统化

个体行动具有索引性（indexity）的特点。所谓的索引性是指人们的社会行动“依赖对意义的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unstated）的假设和共享知识”[2]58。加芬克尔指出，互动的成功和顺利不仅取决于符号的正确使用，也取决于互动双方对于符号以及与符号相关的意义的把握和理解。加芬克尔认为，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表达形式是一种索引性表达，其表达方式较为笼统，受具体场合和关系的限制，一项表达只能通过索引或索引的索引才能加以理解。譬如，在公交汽车上，甲对乙说：“老王真黑！”周围的人都听清了这几个字，但却无法把握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到底是老王长得黑，还是老王做人无底线，抑或是其他所指，很难确定。但乙却点点头，很容易地明白了甲的意思：老王是他们的领导，由于索贿被“双规”。二人能够顺利互动的关键就在于甲和乙拥有共同的未经声明的假设和共享的知识库。加芬克尔做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在一段他人的谈话中尽可能地记下使谈话得以顺利进行但却没有言明的索引。但学生在记录中发现，这一任务其实很难完成，因为索引根本就没有穷尽。“索引性的特点是‘无尽的索引性，一项表达（或行动）的意义必须诉诸（即索引）其它表达（或行动）的意义才可理解，而这些被涉及的表达（或行动）本身也具有索引性”[2]58。加芬克尔将索引性的这个特点描述为“一艘无底之船”。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互动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互动双方拥有一个对于符号之外意义的共同假定和理解，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共享知识库。当互动双方没有这种共享的知识库作为支撑时，一方言语之外的含义另外一方就无法索引，自然就无法把握言语的深刻含义，于是沟通和交流就会中断和失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自人民大众的生活，扎根于特定的情境和文化中，因此在培育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共享知识库的问题，自然也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索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和基础。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5]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的沃土，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需要对这些文化进行学习和了解。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培育对象建立“共同的未经声明的假设和共享的知识库”，否则培育主体和培育对象的互动就难以顺利进行和开展，“各说各话”就无法避免。从这个角度考虑，培育的系统化的问题迫在眉睫。所谓培育的系统化，就是培育主体要立足长远，通过国民教育体系甚至终身教育体系对互动对象进行长期、全面而不是短期、碎片式的优秀中国文化教育，真正使优秀的中国文化融入到每个公民的血液中，形成一个隐藏在我们表达和行动背后的巨大知识共享系统。实际上，“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6]的关键在于把优秀的中华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融入到国民教育（包括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过程中，甚至还可以做空间和时间上的延伸，更大范围地融入到职业培训、社区教育、休闲教育等终身教育体系中。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培育对象才能自觉地从中华文化的“共享知识库”中轻松地找出相对应的“索引”，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转变为具象的中华文化，互动才有坚实的土壤和基础，培育对象才会做出符合培育主体预期的沟通和行动。在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中华文化的问题上，要注意“纵”和“横”的结合。“纵”就是要让中华文化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中，体现不同层次教育的差异性，适应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譬如，可以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中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强化红色文化教育，在职业教育中强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等。“横”是要让中华文化实现在不同民族、地区的多元性和统一性。在文化资源中，我们应重视地方教育部门对本土优秀文化的挖掘，通过多种形式呈现中华文化资源，让学生从身边就能感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反身性”与培育的权威化

个体行动还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的特点。所谓反身性是指“人们在理解、描述社会互动的结构的过程中形成社会互动的结构”[7]。加芬克尔认为，个体的行动与环境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从而使个体的行动具有强烈的反身性。个体根据自己的动机而采取行动，在行动的过程中，个体总是以某种信仰和价值观为支撑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和环境，并以此为前提条件影响着他的理解和下一个行动。在一项实验中，加芬克尔邀请了十名大学生参加所谓的“精神心理治疗法”，实验者谎称将有一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生顾问为被试者提供心理咨询。实验要求被试者先简单陈述咨询问题的背景材料，然后提供一些只能用“是”或“否”回答的问题，而所谓的顾问则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学生解决困惑。顾问与被试者被隔离在两个毗邻的房间里，通过对讲机进行沟通，相互之间看不见对方的表情，当顾问每次给出“是”或“否”的答案时，实验者要求被试者对顾问的回答做出评论。被试者完全不知道顾问是假的，而顾问所给出的“是”或“否”也完全是随机的。在研究中，加芬克尔发现，学生们极其信任顾问，总是力图在顾问给出的随机回答中阐释和构造意义，并从顾问的回答中为以后的理解和下一个问题的提出找到依据。即便在面对顾问一些自相矛盾的回答时，学生们也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合理解释维持这种互动的模式。在一种预设的现实观的指引下，大学生们坚信顾问的回答，不断地在顾问给出的答案中构造意义，竭尽所能地维持与顾问的互动。加芬克尔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实际上都借助于这种方法来感受和说明世界。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同样也存在这种反身性的互动结构。在加芬克尔的实验中，我们发现这种反身性互动结构之所以形成，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大学生具有某种预设的信仰和价值观——崇信权威。也就是说，培育主体的一言一行将会对培育对象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当培育主体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时候，其对培育对象的影响无疑将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一个稳定的互动结构，需要培育对象对培育主体的坚信和追随。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做到培育的权威化。所谓培育的权威化，就是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培育主体必须要具备专业的素养、良好的品质以及较高的身份地位等，在培育对象面前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使得培育对象自愿地服从和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社会成员都具有崇信权威的现实观，一旦权威化的培育主体得到树立，一个稳定的互动结构就会由此形成，培育对象就会循着培育主体的教导进行反身性思考，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即使现实中偶然会发生一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事件，培育對象也会构造各种解释维持原有的信仰和知识体系。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强调“关键少数”，重视对“关键少数”的培育。行动主体如何去认知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培育主体的权威性，取决于“关键少数”的“影响力”，它们直接关涉到主体间稳定而良性的互动。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关键少数”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言行举止会影响每一个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各级领导干部对普通公众的异乎寻常的影响，更要有的放矢地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力度，规范他们的一言一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8]不过，我们所强调的“关键少数”并非专指少数领导干部，行动主体一旦拥有某种身份和地位，对周边公众产生的反身性就会愈加强烈，比如教师、共产党员、公众人物等。因此，加强对特定人群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推进党员中“两学一做”活动、加强教师中“师德师风建设”，在笔者看来，就是这样的对策和措施。

当然，一些更加微观的对策和措施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摸索探讨，逐渐细化。本文所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考、分析和提升。或者说，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知道这样做，还要明白如此做的原因，让人们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能够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顶层设计”的信心和理解，然后更自觉、更准确、更有效地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日常化工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2]李猛.常人方法学[M]//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N].中国青年报，2014-05-31（1-2）.

[4]习近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N].人民日报，2016-05-05（9）.

[5]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N].光明日报，2017-10-19（3）.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EB/OL].（2018-07-10）[2013-12-23].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23/c64387-23924110.html.

[7]黎民，张小川.西方社会学理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229.

[8]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5-03-10（1）.